2019年9月9日上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教授刘建辉老师做客历史学院天挺阁，进行了题为“西学是如何东渐的？——东亚近代知识的传播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立”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南开史学伯苓班系列讲座的第29讲暨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的第113讲。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主持，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外国语学院刘宇珍教授、历史学院伯苓班学员及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共计40余人参加了本场讲座。

刘建辉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出版日文著作多种，如《日中二百年——互助的近代》《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等，有着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

首先，孙卫国教授和余新忠教授对刘建辉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余教授介绍了历史学院伯苓班的基本情况，孙教授简要介绍了刘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及取得的成果。

在讲座中，刘教授首先指出，当我们讨论西学东渐时，应当将视野扩大至东亚整体，而非仅限于中西、日西的对比。与传统的认知不同，日本明治维新的知识储备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汉文西学”，即使用汉文所书写或是通过中国而传递的近代知识和情报，它们通过广州——上海——长崎的路线传播，对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明治维新的知识储备完成于清朝后期。

接着，刘教授分析了东亚三个近代空间的继承和移动。广州十三行是东亚近代空间的诞生地。从1757年至1842年，粤海关实行由政府制定的与东印度公司的独占贸易体制，但在这期间，这一体制在散商个人贸易的兴起中被逐渐渗透侵蚀。大量的外国人滞留在十三行，他们进行的种种文化与社会活动影响深远，促成了近代文化空间的成立，使得十三行在实质上成为最早的“租界”。十三行对于近代中日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士向上海转移，近代空间东渐，以传教士麦都思为中心的传教和文化活动促成了“麦家圈”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汉译西书得到出版，中国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在19世纪60年代，近代空间经由知识的传播在日本得到“复制”，其情报中转地便是长崎的唐人馆，大量商人、知识分子、武士在此聚集。

在结语部分，刘教授揭示了明治维新绝非日本与西方单线交流的结果，其中有大量被忽视的中国要素，因此寻回历史现场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当我们研究明治维新时，应当跳出一国史的视角，将其置于世界史、东亚史的框架下进行审视。在讲座过程中，刘教授展示了大量的图片和统计数据，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其观点和视角亦使在座同学深受启发。

供稿：历史学院伯苓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