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
您现在的位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 学术新作
侯杰、孙巍溥:从妇女/性别中发现当代中国史学建构的真谛——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学建构中的性别议题”学术论坛综述
来源: 发表日期:2017年09月06日 23时19分

2017年6月20-22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南开大学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学建构中的性别议题:新理论、新视域、新解析”学术论坛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6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逾百位学者、青年学生汇聚一堂,围绕“传统女性群体及其性别文化”“传统信仰与形象中的性别”“传媒与性别”“群体与性别”“文本、生活与性别研究”“性别话语研究”“革命、战争与性别研究”“性别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新理论”九个议题展开研讨。与会论文在史料应用、理论建构和解读方法创新等方面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新理论的探索性应用

第一,理论构建和学科间整合不断深入。当下史学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个案缺乏理论阐述的“碎片化”情形比比皆是。可喜的是,尝试在社会性别史研究中进行新的整体性理论探索,在本次会议中有所体现。《山西师大学报》主编畅引婷将“盲人摸象”的故事扩展为一种研究理论,把“不否定自己,同时也尊重别人”作为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将从事妇女研究的女性研究者作为关照对象,在“置于象内”“置于象外”和“置于象内外”的互动中,深化当代中国妇女研究。来自江南大学的崔荣荣和王志成则别开生面地采用符号学理论构建传统缠足文化的符号化元素系统,进而提出缠足活动的进行、缠后小脚样态的呈现及弓鞋服饰品的服用三者所构成的符号第一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恶性循环系统。天津大学的所静运用最新知识可视化技术,通过文献被引的计量分析,得出了自1976年以来,以10年为间隔的国际社会性别研究前沿的研究主题分别集中在人类对性别的反思及社会性别意识的形成、女性与工作及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性别的反思及社会构建、组织中的性别实践及其辩证分析四个方面。

第二,方法论上的总结与创新。来自台湾的著名学者卢建荣,对近代中国学界有关女性节烈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对于节烈故事的编写,卢建荣于1996年提出用文本分析法以应新式研究所需,影响所及,费丝言、衣若兰以及陈晓昀等新世代研究者,无不受此新学风影响。更重要的是,卢建荣还提出,古代妇女集传所代表的,不过是模范妇女集体形象,而不是古代妇女集体实情。自《女界钟》称妇女为“国民之母”以来,女性生育的目的不单意味着家族香火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健全的小国民,将女学作为保种保国的前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陕西师范大学的郭海文和张洁采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新女性》《苦菜花》《红灯记》《人到中年》和《辣妈正传》等百年来影视作品中的不同“母亲”形象进行对比,梳理了清末以来母亲形象的变化轨迹。华中师范大学的余成龙对前代学人所采用的惯行调查与口述史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出研究稳定社会形态下的性别史研究多采用惯行调查,反之则更适合口述史方法的学术史脉络。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都是社会性别研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陕西理工大学的李巧宁就对口述史视野下的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展开论述,引发了与会者的思考和讨论。

第三,男性研究持续推进,性别互动意识凸显。近年来,中国的性别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对男性的研究相对匮乏。在本次论坛中,虽然妇女史成果仍旧占据多数,但男性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南开大学的闫涛从男性特质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了关公信仰的发展与流变。他认为在分析中国乃至东方男人的文武特质时,选择以勇武关公为中心话题和典范是必要和重要的。通过将关公崇拜与文圣孔子崇拜的对比建构出中国乃至东方男人武的特质和理想范式,得出关羽取得中华第一神明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的必然性。西北大学的李小东别开生面地在“女界”之外,对近代“男界”一词的产生和时人借此构建男性的社会形象等角度,对“男界”一词所蕴含的性别张力加以阐释。他发现,由女性创造的“男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申报》中。此后,女性、男性以及性别上较为中立的舆论都开始使用“男界”一词,并借此尝试构建男性的社会形象。最终,性别上较为中立的舆论,特别是商业广告开始广泛使用“男界”一词,消化了“男界”一词中所蕴含的性别构建的张力。哥伦比亚大学的郑羽双通过对1915-1923年《新青年》杂志体育版的研究,从近代报刊的角度阐述了近代男性形象构建中媒体人的作用。浙江省妇女研究中心的高立水认为期男意识是与性别关系、性别观念、性别意识、性别角色、性别取向等性别文化范畴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将其置于性别文化的背景上进行理性观照,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它的内涵、成因、意义、局限及疏导方法,并对建设先进性别文化具有启发和促进作用。南开大学刘骏对女性主义文本中的沉默男性也进行了解读。

第四,视觉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近年来,很多传统上不被重视的视觉史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视觉史料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特色。“仕女画”是中国传统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为探讨中国传统女性生活及其形象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天津大学的王凤通过对年画中“病态美”女性形象的梳理和分析,指出这不仅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后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成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礼俗中男性观看女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仕女成为男性视觉欲望消费的对象。因此,以年画为文本,既可呈现中国传统女性生活,又能窥探所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天津师范大学的马俊波、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欣蕾、北京服装学院刘玉琪等人对漫画、宣传画、人体摄影等视觉文本的解析也新颖独特。北京服装学院的刘玉琪以1929年的《上海画报》中的27幅女性人体摄影作为分析对象,着力探求近代中国女性在新的格局下从思想改变到行为改变的历史进程。文中指出,民国时期女性最具代表性的观念革新是在这一时期女性对身体意识的改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行为转变。画报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日渐显著。南开大学王晓燕对北京画报与开女智的阐释开拓出和平时期女性研究的新领域。而侯杰、孙巍溥则聚焦《支那战线写真》中的女性形象,对其在侵华战争中的宣传策略进行了深度解析,提出在营造中国妇孺与“解放者”日本军队之间“良好的”关系、未受影响甚至更为幸福和谐的生活场景和中日两国妇孺互帮互助等方面煞费苦心,旨在证明日本乃至整个轴心国法西斯集团发动的战争并未影响妇女、儿童这些最能唤起同情心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甚至更有利于被“解放”这些人的生存,进而美化侵略行径、减少恶劣的国际影响。然而,这些画面中的生活场景都是按照摄影者和出版者及其幕后主导者的主观意图和战争需要建构出来的。

二、开拓性别研究的新视域

第一,日常生活史视域中的性别研究。作为近年来新的研究动向,本论坛中的很多作者着力考察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情感、观念及其主体性,将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与女性自身具体而又生动的个体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南开大学的侯杰和任启慧以晚清时期来华外国人留下的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了西方来华人士眼中的中国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学界传统上对晚清时期来华西方人的生活样貌引起的中国群体的关注的研究不同,他们通过反向思考,提出中国女性群体的生活样貌同样也引起了来华西方人的关注。两者在彼此对望、凝视和观察中,充满差异的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女性日常生活经由来华西方人士的游记、回忆录、信札等文本呈现出来。其中不仅包含着异域目光审视下城市地理环境、妇女的社会阶层等元素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城市女性生活的各种理解甚至误解,而且还有值得挖掘的由跨国族、跨文化、跨宗教而产生的各种不同认知与关注焦点,尤其是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多种权力纠葛与关系。同样来自南开大学的臧莎莎通过对西北汉简资料的梳理,对两汉社会中存在的女性“过时不嫁”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首次提出汉代社会中“过时不嫁”群体主要包括贫女、丑女、巫女、宫人和残缺家庭之长女等。中山大学的周舒燕对在广州居住的穆斯林妇女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包括她们的信仰实践、家庭与婚姻观等。

第二,宗教信仰视域中的性别研究。海南师范大学的林敏指出,观音信仰的女性化过程说明,观音信仰在进入中土之后,与中土的传统信仰、思想、文化等因素的相互接触、融合,逐渐形成适合中国本土的观音的形象、文化、思想和信仰,也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南开大学的张鑫雅对观音化身的性别嬗变给予关注,并从社会性别意义上阐发了这一过程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影响。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谢贵文运用三则闽台民间信仰的神明传说,分别讲述妈祖与大道公斗法、广泽尊王强娶妙应仙妃、台南将军区中口寮吴府圣神的成神事迹,探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神祗的角色与地位。山西师范大学的姚春敏通过解析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部分文献,发现民间社会狂热的女巫存在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大传统价值判断。大、小传统之间的反馈互动关系呈现极其杂的情形,明清文献中对女巫的双重标准的出现,看似二元悖论,实则含义深刻。贵州大学的齐玉莹以惠水县苗寨为例,对黔中苗族“敲巴郎”仪式进行了专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庞少哲对近代来桂基督教女传教士展开群体性分析。

第三,法律史视域中的社会性别研究。长期从事女性犯罪研究的沈阳师范大学艾晶对近代平民女性经济困境进行了新探索,提出平民女性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妇女因社会动乱、经济不景气、工作难寻及知识和技能缺失等容易陷入经济困境。而女性自身的虚荣贪利心理,亦使其为了金钱而涉足越轨。天津财经大学柴松霞从婚姻关系入手,探析了清末民初女性权利观变化。南开大学的封磊透过对“周小大案”的个案分析,得出该案是在官方的法制实践、媒体的法制言说及传统的性别规训的共同合力下,对女性挑战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成功禁止。南开大学简玉祥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婚姻论财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四川大学的李世鹏对民国女性青年中盛行的“同性爱”及20年代起时人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进行了探究,并提出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杭州的陶思瑾、刘梦莹同性爱凶杀案的媒体大肆炒作,才导致同性爱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他指出,借由大众传媒的助力,“同性爱”从社会视线的隐秘处“浮现”,社会公众纷纷参与对该案和同性爱问题的讨论。在此以后“同性爱”被认定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行为,社会对于同性爱的评论逐渐呈现出负面化的趋势。陶案、国难危局和革命浪潮的兴起,致使社会开始反思“同性爱”乃至男女自由“恋爱”的合理性,同性恋爱与异性恋爱行为均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南开大学马晓驰通过对抗战胜利后媒体对审判女汉奸川岛芳子一案的积极参与的分析,揭示了叙述女汉奸群体的固定话语模式的形成过程,并指出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司法实践,凸显了国民政府审理汉奸案件时的漏洞。厦门大学的丁汀以晋江侨区为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推广中的侨区非婚性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考察。

第四,文学视域中的性别研究。此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就是涌现出大量在文学和文艺领域内的社会性别史研究成果。香港大学的缪冬以鸦片战争至义和团期间女诗人的战乱文本为中心,即避乱、避兵、感事、感时等叙事类和咏史怀古类作品,分析女性在面临世变时于写作中展露的历史意识、家国意识与性别焦虑,尤其是女性通过诗歌记录历史、保存历史的自觉和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咏史”产生的全新内涵。其中不仅涉及晚清女性对内外战争的记录和对时局的分析,还包括女性对晚清政治改革的看法及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评论,展现出女性在动荡时局中关于自我身份的思索和性别意识,为重新定义女性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提供新的思路。中山大学的彭敏哲将研究视角聚焦到民国时代的女性文人身上,指出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呈现出三重面向的递进模式,既有对传统闺阁诗词的回顾与守望,也开创出现代女性诗词的新局面。华南师范大学的刘潇雨则透过男作者与女读者,解答了1917-1937年新文学阅读中的性别问题。华东政法大学的陈超通过对《红楼梦》的解读指出,作者曹雪芹利用易学体系与诗学文化分别为宝钗、黛玉造像,建构起了二美对照的叙事模式。上海海洋大学的王蕾借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阐析《聊斋志异》中塑造的妖狐鬼魅实为中国封建文人在孤独和苦闷的煎熬下幻化出来的暗恐幻象,揭示这些异类女子如何引导落魄书生走出孤僻抑郁的心理困境。北京大学的祁玥以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为分析蓝本,试图探索空间化叙述策略背后的意图、暗含的权力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李华对六朝陌上鬼故事的性别诠释与文化脉络分析也颇有新意耐人寻味。

三、对传统性别议题的新解析

第一,对传统观点的新思考。传统的妇女史研究大多以“娜拉离家出走”作为近代女性解放、摆脱传统束缚的表现,首都师范大学的秦方对这一固有的解释模式进行了新的阐发。她认为,“离家出走”只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当离开家庭奔赴校园的青年女学生再度遭受来自学校的男权束缚之时,她们又会进一步“离校出走”,最终投身更为广大的妇女革命中去。此外,她还突破了传统学界对“五四运动”中女学生上街游行现象的固有看法,提出将解放、痛快或自由这样的感受与五四运动女学生走出校门联系在一起,是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形成的。但是,在运动中,学生们通过发起学潮,组织各类自治团体,推动各种政治诉求,取得了对政府的胜利,在社会上形成“学生万能”的观点,从而极大增强了学生们的社会自信和自我定位。经过层层记忆和论述累积,至30年代,女校这种困顿学生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很多女学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解放、自由、压迫、专制这样的词汇,并可以用这些词汇来形容她们的校园生活,此时,压抑已成“事实”,成为这些女性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的重要标尺。北京大学的唐娒嘉对30年代社会媒介的“摩登女性”想像也进行深入剖析。北京大学张泽坤在考察“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高扬之过程中,也对“摩登”有所考辨。在晚清的广东方言中,那些被掠卖出洋的女子则被叫做“猪花”。因为史料的限制,“猪花”成了一个被忽略的群体,事实上,她们也是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上海海洋大学的朱骅一改传统的从外部对“猪花”现象的分析模式,以“猪花”本身为分析对象,指出其命运在受到国内外移民政策影响的同时,也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该文在开拓史料的基础上,利用离散、跨国空间和社会资本理论,选择真实历史人物“阿彩”和严歌苓笔下的文学人物“扶桑”进行个案研究,从跨国视野所做的对比分析有助于以点带面呈现这个群体的历史性。

第二,对传统史料的新解析。“简牍”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秦汉简牍与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一起,在近代并称四大新出史料。华中科技大学的夏增民利用新出土的北大秦简《教女》展开性别研究。他认为,与传统的纸质资料《礼记·内则》与班昭《女诫》一样,简牍《教女》所强调的是女性在家庭内需要遵循的礼则,鉴于其出土于秦代基层官员的墓葬,可以推知政府在性别权力关系建构中的强势作用。通过与传世文献及云梦秦简等出土材料的比对,发现秦代的行政权力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始终维持着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限制着女性的地位和活动空间,固化了她们的温顺形象和在家庭中的“生育”职能。山西师范大学的张焕君透过儒家经典《丧服》有关嫂叔关系的规定,解析魏晋时期的女性、家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颇见学术功力。北京大学的王丹妮对《女诫》的刊刻、注释与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究。武汉大学王美英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早婚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的段雪飞、王杰升对明代中后期宗室妇女婚姻的探讨,山西师范大学的张明、郭敏对晚清士大夫家族的女性角色的分析,长春师范大学的曹昊哲对清代旗人女性的从死、寡居、再嫁风俗的解读都在传统史料中阐明新问题。20世纪20年代,娼妓问题成为关乎公共卫生、社会治安、道德风化、妇女解放的公共议题。警察厅、社会局等相关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报纸杂志、绅商、学生、知识分子纷纷介入其中。青岛农业大学的赵秀丽以《益世报》对涉娼事件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利用社会性别史的分析视角对废娼舆论的形成和娼妓救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她在文章中提出,《益世报》对涉娼事件的报道促成了废娼舆论的形成,在舆论引导和娼妓救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报纸对废娼运动的报道和介入也呈现出天津市民社会的风貌,促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民国时期现代民营媒体在重塑两性关系中,将现代商业性逻辑和社会公共意识结合起来,通过公开检视和讨论,推动两性关系在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在冲突和调和的动态调适中寻求新的相对平衡。作为两性关系的核心议题,情感和婚姻话题,既是《大公报》《益世报》为代表的商业化媒体面向读者需求的市场行为,也是引领社会变革的主动议程设置。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李文健对以《大公报》和《益世报》为代表的商业化媒体最为关注的情感和婚姻话题为研究对象,指出在向现代生活急速转变的“陌生”都市中,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与彷徨、欲望与理性的撕裂,成为报刊媒体中两性关系话题的突出要素。

第三,对研究模式的新突破。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史研究都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在本次论坛中,学者们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留守妇女”虽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词汇,却存在于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湖北中医药大学的李从娜利用原始的档案文献,通过对中央苏区时期大批“留守妇女”的研究提出,浓郁革命色彩下中央苏区“留守妇女”生活变动,呈现出性别与阶级、革命、国族等纷繁交织的互动关系,亦与地方社会秩序相互冲击、相互影响。中华女子学院的王颖对陕甘宁边区妇女走出还是巩固家庭进行了集中论述,引发热议。河北大学的杨豪对华北根据地“非婚关系”问题的探究,南方医科大学的王微对华北解放区妇女参与土改动机和顾虑的辨析,都对传统研究模式提出挑战。南开大学的宋弘将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方法用于分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指出面临“民间传统”导致的妇女自卫队的动员、管理以及执行任务的困难和挑战,中共在“妥协”的同时亦对相关问题进行改造和利用,呈现出了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的复杂而紧张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的焦杰对五七家属工出现的历史原因的探讨也颇有新意。

第四,对传统研究议题的新阐发。在本次论坛中,诞生了多篇有关近代职业女性的研究成果。接生员是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卫生部门为了降低惊人的产妇产褥热死亡率和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在推广新法接生工作中,通过团结改造旧产婆与培训新的基层妇幼保健力量而产生的一种初级妇幼保健人员身份。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安徽师范大学的王瀛培从宏观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接生员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接生员多是传统产婆,虽然一度曾被西方医学与助产学污名化,但是共产党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针对她们的革新运动,将其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接生员通过接受改造、训练与管理获得了国家及医学赋予的合法身份与地位。赣南师范大学的曹永光和曾耀荣同样将研究视角锁定在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对旧接生婆的改造和新法接生技术的推广,是在医疗资源和近代医学人才匮乏的条件下,政府为提高妇婴存活率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对近代育婴与接生知识的逐渐推广和妇女、婴儿存活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农村旧接生婆,对其进行改造,并借助她们把新的接生技术推广到农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除旧布新的重要任务。这两篇文章都运用大量档案材料、口述资料等,详细论证了对旧接生婆的改造以及新接生员被农村的接纳,并通过其传播和推广新法接生的历史进程。河北师范大学的曹丽莉对近代舆论有关女性从医者形象的建构,进行了深入评析。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会丽、杨海伟以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为例,探讨了社会主义科研体制下女性科学家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男性主导的国族主义的推动下兴起的,是社会性别史上的又一大传统议题。山东师范大学的王仓仓对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展的西北地区工合运动中的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通过工合各级工作机构所组织的妇女生产与妇女教育,她们得以在医疗、救济、教育、政治等方面的参与度有所提高。西北地区的妇女解放与工合运动两者相辅相成,不仅解决了大后方的产品匮乏状况,支持了抗战工作,而且克服了此前口号式的妇女运动,把妇女解放寓于生产之中,拓展了妇女生活的领域。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黄巍试图在对民国初年妇女参政运动的考察中重新审视近代妇女解放的轨迹。她提出,鸦片战争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兴起,既是清末民初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必然趋势。由民初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的女子参政问题,反映出各党派、各团体、各人物在政治体制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与民主意识、男权社会与女性意识的冲击和碰撞下的多维面相。

本次论坛是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性别视域下的中国历史: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学术论坛之后的新尝试和新发展,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和肯定,论坛部分优秀论文将以专栏形式在《妇女研究论丛》刊发,这种跨学科、跨领域学术交流平台的探索,受到妇女/性别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作者简介:1.侯杰(1962-),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2.孙巍溥(1986-),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第123-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