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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做客南开“研究生学术周末”讲坛
来源: 发表日期:2017年11月06日 17时02分

2017113日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进行了题为《同文之嚆矢: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的语言决定论》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历史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研究生学术周末356期活动。张仲民教授是目前国内新史学界颇具影响的青年学者,在新文化史、书籍史和医疗史等领域多有建树。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正在南开大学开会的《史学月刊》主编郭常英教授、张秀丽博士以及近7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席了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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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教授首先以巴金于1980年带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经历作为讲座的引言:巴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对之一往情深,然而直至此时却还是遗憾于自己无法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巴金对世界语的情有独钟与其掌握程度的不尽人意形成了一组矛盾,而这一现象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普遍性,张教授由此指出,世界语这一在当今社会未收到广泛重视的死语言,在近代中国却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面貌,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张教授从世界语的诞生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开始介绍。世界语在1887年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柴门霍夫正式发明后,在世纪之交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并在1905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语者大会上制定了对其发展颇具影响的《布伦宣言》。此后,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同时,支持者们也积极地向全世界推广宣传世界语。此时正值日本知识界自明治维新后学习外语的热潮,日本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将标榜中立性的世界语同其政治诉求紧密结合。由此,左翼色彩浓厚的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声势浩大,并吸引了在日留学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张教授接着讨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世界语的接受情况。在清末中国人接受世界语的三条路线里,东北与法国途径皆居其次,日本途径影响最大。根据张教授的考证,中国人最早介绍世界语及其发明人柴门霍夫的文章很可能正是出自留日学生之手,并改编自日文,而最早有姓名可考的世界语学习者应该是景梅九——一名山西留日学生。当时最有热情的倡导者应属刘师培、何震与吴稚晖等人,此外,一般的社会舆论也开始关注世界语。至民国初年,主要的世界语倡导者有无政府主义者师复、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者钱玄同、陈独秀、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以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受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大教授世界语的影响,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与倡导世界语。可以说,提倡世界语成为了五四后北京知识界的时髦。知识分子对世界语应用前景满怀希望,希望中国以文明开化的姿态拥抱、追求世界语,尽快融入世界,并借此打破旧有的国际权力结构,更好地被各国接纳与平等对待。

1920年代后期,左翼力量逐渐主宰了世界语运动,对世界语中立性质的呼吁为世界语运动政治化与工具化的趋势所淹没。中共也深刻意识到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与吸引力,在延安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和学校,招募青年知识分子前来学习,世界语成为了中共的统战与宣传工具。同时,在左翼力量与中共的大力支持下,世界语在中国迅速得到推广,并于八十年代达到巅峰,1986年在中国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成为截止当时中国举办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张教授于此指出,世界语拥趸的乐观与希望同现实中人们对学习世界语兴趣的缺乏恰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在极盛时期,大概也只有四十万中国人学习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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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了近代以来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之后,张教授仔细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层动因。他将近代中国人接受世界语的原因总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是晚明以来在华传教士与外国思想家对汉语汉字的批评。金尼阁与利玛窦开启了以拉丁文为中文注音的先河,对于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及19世纪以来的传教士们对于汉语的批判与否定也都影响着近代中国人对本民族语言的认知。同时,在强国目标的指引下,接轨世界、改变汉字的繁难情况与提高识字率的要求也促使人们着手改造汉语与汉字。在此,张教授提醒我们,这种以西方标准要求本国语言的现象,实际上正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self-orientalization)。此外,近现代中国人对于世界语的认识可能存在着一种误读,世界一词所所蕴含的丰富的世界想象与大同愿景,与消除语言隔阂与差异的世界主义理想也使得人们自愿投身世界语运动。最后,在近代中国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改造或废除汉语来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语言决定论甚嚣尘上,对想象中可把握的大同未来的许诺绑架着人们去簇拥作为同文之嚆矢的世界语。

在对接受图景的描述之外,张教授也为我们展现了对世界语持反对意见的一面。章太炎指责吴稚晖等人的言论过于激进,认为从技术到现实层面,万国新语都无法在中国推行,且中国文化光辉悠久,不必徒羡他人,张教授同时指出章太炎对于吴稚晖的批评其实指向的是对刘师培的规劝。五四时期的陶孟和辨析世界主义与世界语的关系,针对钱玄同提倡世界语主张废除汉字的做法提出批评,鲁迅亦对世界语的效用及未来前景抱怀疑态度。

演讲的最后,张仲民教授总结道:近现代中国提倡世界语的许多人对其的认知仅停留在宣传与想象的层面,论证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过于强调世界语的工具作用和实用价值,而忽略了语言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因素。世界语在近代中国在地化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被支持者作为西方文明与先进的表征,然而在同时代的欧美社会,世界语的流行程度其实非常有限。依靠语言上的改变与统一解决世界纷争与冲突的企图其实是一种缘木求鱼。但是世界语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反思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与展现多元现代性等方面仍有其价值,当然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争议与误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中,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发言,从语言学角度以及世界语与共产主义的关联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座的一位世界语习得者更是为我们补充介绍了世界语的特点、发展与现状,认为世界语能长期存在也自有其优势所在,并与张老师进行讨论,师生互动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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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余新忠教授为本次讲座作总结,他以医疗史学界的内外史作为类比,认为张教授的演讲与几位同学的发言正构成了语言学角度内外史的珠联璧合。而张教授的讲座以世界语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现了其发展路径中内在逻辑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并在如何让历史故事讲得富有意义和趣味这一问题上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

供稿:学术与春秋期刊部 肖鸣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