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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分田:中国学术界一个集体性的重大历史事实误判(三)
来源: 发表日期:2016年10月26日 13时13分

 

        中国学术界一个集体性的重大历史事实误判(三)

          张分田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注释从略。


 

 民贵君轻始终是帝制的统治思想

 

有一种影响广泛的说法错得离谱,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然而,历史事实是:民贵君轻之所以“响彻了两千多年”,是由于历代皇帝使之成为帝制的统治思想。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明明白白地写在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四书五经”中,这是帝制皇权始终推崇和倚重《孟子》及民贵君轻的最可靠也最有力的证据。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者大多有意无意地将民贵君轻与帝制皇权对立起来,有几种整体性的误判堪称司空见惯且影响很大。

重大误判之一:民本思想遭到帝制统治者的压制及尊君思想的围剿。皇帝们对民贵君轻越来越反感,典型例证便是明太祖下令删节《孟子》。

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焚书不包括《孟子》汉文帝一度设置《孟子》博士;汉武帝以来,推崇《孟子》的统治者及体制内儒者为数众多,孟轲的地位仅次于孔丘,“孔孟之道”一词也日益流行;到北宋,《孟子》确立了官方学说核心经典的地位;宋、元、明、清的众多皇帝及官方学说代言人张扬民贵君轻。即使明太祖删节《孟子》这个特殊个案,也很值得思考和探究。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许多学者所列举的“专制君主压制民本思想”的事例,就不难发现,皇帝们并非压制一种公认的理论,而是压制一种具体的主张。例如,汉朝皇帝认同“官天下”及“更命”之说。盖饶宽依据官天下,公然要求汉宣帝禅位,以维护“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的政治原则,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谷永依据“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批评汉成帝违背“王者以民为基”的政治原则,警告他不要招致上帝“更命有德”,却令皇帝“甚感其言”。由此可见,盖饶宽蒙难不是由于理论触犯了皇帝,而是由于他主张当朝皇帝下台。同样高举官天下及更命旗帜的谷永由于被视为忠臣,反而得到皇帝的赞赏。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规范君权,常常被用来批评皇帝的具体政策。直言极谏的臣下既有可能因此而招祸,又有可能因此而得福。引据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议论朝政,皇帝通常会封赏、赞扬、默许或不予惩处,《历代名臣奏议》保存了许多典型例证,“二十五史”记载的这一类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明太祖诏令删节《孟子》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故。但是,令明太祖反感的是孟轲的措辞,因而他没有禁毁《孟子》,而是删节《孟子》。只要浏览一下《明太祖文集》《明太祖实录》等,便可知晓明太祖认同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的基本思路,并据以制定各项政策。明太祖对孟轲的态度也很微妙,他曾赞扬“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并诏令“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明建国初期,他还曾命人将阐释民贵君轻的《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并与宋濂等人讲析这一套“帝王之学”。明太祖亲自选拔明朝第一位状元,其答卷的理论依据便是立君为民。

更为重要的是,删节《孟子》只是为时不久的小插曲。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群臣的反对。明成祖下令恢复《孟子》原貌。明朝科举考试也要求考生通晓《孟子》全书。因此,删节《孟子》更像是一个老迈专横的皇帝在特定情境下昏聩任性的行为。

重大误判之二:皇帝们忌讳厌恶民贵君轻的提法。明英宗杀害于谦,是由于他宣扬民贵君轻,触犯了皇帝的禁忌。历史事实是:皇帝们通常认同、赞赏、论证和宣扬民贵君轻,还要求官僚士子修习这个理念。于谦之死的全过程,恰恰是皇帝并不忌讳民贵君轻的重要证据。

可以推定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皇帝通常认同民贵君轻基本思路的史料相当丰富。在这个时期,皇帝认同立君为民、无民无君、民本君末的事例可谓司空见惯,很多皇帝认同“王者以民为基”,如汉高祖认同“王者以民人为天”;汉文帝表示“先民后己”;隋炀帝宣扬“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体认“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在历代朝廷文告、皇帝言论、群臣奏章和庶民议政中,民众、社稷、国家、道义重于君主,违背天意民心的君主理应垮台的说法很常见,乃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价值共识。

自宋神宗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官方学说代表作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历代皇帝认同、赞赏、论证、宣扬民贵君轻的直接史料越来越多。有皇帝本人论说民贵君轻的,如元英宗告诫大臣:“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清朝皇帝也多有论证及弘扬民贵君轻的言论、著述和举措。有大臣援引民贵君轻而得到皇帝的赞赏、认可或默许的,如据《历代名臣奏议》记载,石介上言宋仁宗论为君之道,陈瑾上书宋神宗论理应严惩奸臣章惇,均引用了民贵君轻。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引民贵君轻论证君道并进献给宋理宗,宋理宗大加称赞。许衡上疏,说:“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元世祖颇为赞赏。有皇帝钦定著作中包含民贵君轻的,如宋、元、明、清皇帝钦定的官方学说代表作《孟子集注》、明成祖钦定的《四书大全》、清康熙帝钦定的《日讲四书解义》和清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有援引民贵君轻的著作获得皇帝赞赏的,如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获得宋理宗、元武宗、明太祖、明成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的高度赞赏,成为储君教育与皇帝终身教育的必读书;钦定官修正史《辽史•能吏传》的论曰引用了“民为贵”;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祭祀制度,主张君主应将“民惟邦本”作为座右铭,获得明孝宗、明神宗的赞赏并为之作序。大量事实表明,皇帝大多认同民贵君轻,众多皇帝甚至达到赞赏、论证、推崇、宣扬的地步。

明英宗兵败土木堡而被俘。于谦依据“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立郕王为帝。英宗复辟,于谦被杀。明朝的王世贞、高岱及《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认为乃是于谦主张君为轻而招致的。许多现代学者也将其视为皇权忌讳、打压民贵君轻的重要证据。历史事实是:依据“社稷为重,君为轻”而赞成拥立长君的遍及文武百官。这种做法违背《皇明祖训》,却符合四书之义。反对者也只是强调合法继承人乃英宗之子。作为既得利益者,景泰帝对于谦信任有加,还以“中国惟知社稷为重”申诫边将不要为明英宗开门献币,后来又以“伏望大兄深念祖宗、社稷、生灵为重”为口实委婉地拒绝退位让位。据《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虚庵李公奉使录》等记载,被俘后的明英宗也曾反复提到社稷为重,生灵为重。基于特定政治目的,明英宗将于谦处死,却承认“谦实有功”,罪名也不是于谦主张“君为轻”。明英宗的直系继承人明宪宗为于谦平反,明孝宗赐谥、建祠、旌功。在他们看来,于谦有“保社稷以无虞”之功,系“为权奸所害”,且“在先帝已知其枉”。显而易见,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以及众多朝臣都认同民众和社稷重于君主,甚至赞扬或默认坚守这一价值的于谦是忠良和功臣。

重大误判之三:“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剔除了孔孟儒学的许多实质性内容,‘民贵君轻’变成了‘君贵民轻’。”“先秦儒学精华”遭到官方的阉割、歪曲、篡改,因而儒家及儒学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史事实是:从汉唐至明清,《孟子》的文本和要素,包括“民贵君轻”与“民无二王”等“实质性内容”,不仅完整地保存下来,还逐渐占据了官方学说及主流学术的地位。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比较一下《孟子》《春秋繁露》《五经正义》《四书集注》的基本思路、命题体系和理论结构,就会发现帝制的官方学说囊括了孔孟之道的所有要素,包括所谓的“先秦儒学精华”,儒家及儒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董仲舒是汉代主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找到《孟子》的各类命题,其组合方式与《孟子》相同。孟轲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董仲舒以天人合一、王道三纲及大一统系统论证这种思想;孟轲依据《周书》天作君师阐释立君治民与立君为民,董仲舒讲得更明确:“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孟轲强调仁者无敌,董仲舒说:“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轲大讲治权在君,董仲舒亦称:“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孟轲指斥“无父无君”,董仲舒说:“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孟轲大讲君正而国定,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孟轲主张与百姓同乐,董仲舒说:“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孟轲大讲保民而王,董仲舒说:“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孟轲强调天从民欲,董仲舒依据天谴论,提出了系统的制约君权的思想;孟轲阐释得民心者得天下,董仲舒说:“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孟轲力辩汤武不弑君,董仲舒则以“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论证“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孟轲主张师法尧舜、三王,董仲舒也主张效法“五帝三王之道”。董仲舒的宗旨性命题及操作性命题也与孟轲相同,主张以仁治国,推行仁政。如果将视野从董仲舒扩大到整个汉代经学,就会发现五经诸派政治理论的基础框架及核心价值并无本质性的差异。

在汉唐时期流行的文献中,官学或私学论证民贵君轻的现象很常见,涉及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韩诗外传》卷四的“王者以百姓为天”;《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百姓者卑贱而神”;《道德指归•天下有道篇》的“民者,君之根”;《太平经•三合相通诀》的“无民以何自名为君”;《孔子家语•入官》的“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庄子•在宥》郭象注的“任贱者贵,因卑者尊”;《抱朴子•内篇•地真》的“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等等。论说立君为民、民本君末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奉唐太宗之命,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这部钦定经典注疏大量引用孔丘、孟轲及其他儒者的论点,囊括了“五经四书”的各种宗旨性、制度性、操作性、规范性、评价性命题。《五经正义》对立君为民、民唯邦本、民本君末的阐释可谓提法明确,内容充实。在经典文本上,《五经正义》集前代之大成,融五经为一体,仅《尚书正义》就囊括了今文、古文的所有篇章。在理论阐释上,《五经正义》以《泰誓》的天作君师等为经典依据,囊括先秦诸子论证立君为民的各种理论要素,既有哲理性很强的天(上帝)立君师说、依据道义立君说、依据自然法则立君说,又有现实性很强的君主制度为构建秩序而设说、君主制度为公众利益而设说和君主制度为教化人性而设说,等等。这些理论是论证君主的地位、权力、职责和规范的主要理据,系统阐释了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则及各种为君治国之道。《五经正义》反复论说立君设官旨在为民的道理,对与民本君末、以贵下贱、尊卑相正相关的思想材料大加阐释。在《五经正义》的立君为民理论面前,孔孟大儒的思想相形见绌。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的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理论也比孔孟大儒略胜一筹。孟轲大讲君权天与之,唐太宗强调“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孟轲大讲民无二王,唐太宗强调“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孟轲大讲“无君子莫治野人”,唐太宗认为“下民难与图始”;孟轲指斥无父无君,唐太宗强调“为子为臣,惟忠惟孝”;孟轲大讲为民父母,唐太宗表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孟轲大讲修身为本,唐太宗强调修身是“治国之要”;孟轲倡导“仁政”,唐太宗标榜“王道”;孟轲大讲与民同乐,唐太宗认同与民同乐并强调“与民同利”;孟轲主张取于民有制,唐太宗赞成“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孟轲抨击暴君率兽食人,唐太宗痛斥暴君如“猛兽肆毒,蟊螟为害”;孟轲警告“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唐太宗惊呼“君失道,人叛之”;孟轲宣扬得人心者得天下,唐太宗写道:“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们提出的治民政策原则大体相同。唐太宗的一些提法比孟轲更明确,他赞成“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主张“治天下者以人为本”,确定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略。实际上,孟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唐太宗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一个是思想家激越的倡言,一个是政治家清醒的自诫,口气分寸有所不同,表达的却是同义命题。

朱熹汇集先儒之大成,阐释四书之义理,奠定理学之根基。与汉唐经学比较而言,宋明理学以四书为宗的经典体系进一步凸显了《孟子》经典地位,也保存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要素。就命题组合和理论结构而言,宋明理学属于典型的张扬民贵君轻的《孟子》模式。一般说来,推崇宋明理学的历代皇帝的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理论都属于《孟子》模式。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孟子集注》《大学衍义》《四书大全》《日讲四书解义》等皇帝教育必读书籍,便可以发现帝制皇权阉割、歪曲、篡改“先秦儒学精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一部理学名著。该书注释《孟子》“民贵君轻”一节,其文曰:

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墙而更置之,亦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

朱熹的这一注释并没有曲解孟轲的思想,更没有抛弃这一“实质性内容”的意图。元朝以降,《四书集注》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历代皇帝反复下诏,不仅将其用作皇帝教育、储君教育及各级官学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考试的科场程式,而且要求家弦户诵,使之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知晓的道理。

《大学衍义》是经筵之臣真德秀编写并进献给宋理宗的教科书。这部书师承朱熹,引经据典,阐释《大学》,论说“帝王之学”,用许多篇幅谈论“天心”与“民心”,指出:“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则能保天命矣”。该书阐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论说“临民之敬”,其文曰: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为贵,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顾反言之,何哉?战国之时,视民如草芥,不知废兴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贵甚于社稷,其敢以君之贵而嫚其民!

自宋理宗以来,《大学衍义》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成为皇帝经筵用书。元武宗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指令“刊行赐臣下”。明太祖、明成祖均盛赞《大学衍义》。清康熙帝命人将该书译成满文。清乾隆皇帝将其列人各级学校教育的必读书目。

《四书大全》是明成祖钦定的。明成祖崇道统,尊理学,以孔孟之道界定统治思想,下令儒臣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还亲自作序并诏令颁行。编纂这套书的目的是通过“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以实现“家不异政,国不殊俗”。简言之,以孔孟之道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使所有臣民都自觉地遵守孔孟之道。《五经大全》为五经的诸家传注汇编,《四书大全》相当于朱熹《四书集注》的扩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等理学宗师及诸多先儒性理之说的类编集成,各种所谓的“先秦儒学精华”囊括其中,许多规范性要求的严格程度和批判性话语的激烈程度超过《孟子》。上述著作都是明清官方学说的重要代表作,明清一批皇帝对其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钦定并为之作序的《日讲四书解义》由朝廷儒臣编写,是一部专门用于皇帝经筵日讲的经学著作。该书系统阐释四书的经义。在《孟子》“民为贵”一节,有五六百字的文字阐释,其文曰:

此一章书,见人君当爱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孟子曰:国所恃以立者三,曰民,曰社稷,曰君。夫君为民神之主,贵矣,而不知国之所贵未有如民者。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无可尊之势而有可畏之形,其操重固无与伦矣。若立社以报本,立稷以祈谷,无非为民以祈报也,不可与民并重,而直居于次矣。至于国听于君畴,勿仰其尊者,然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为民也,神之保佑由于民之爱戴,舍二者无以成君之尊,又不可与二者并论,而君为轻矣。何言乎“民为贵”也?盖以草野丘民之心而实操天子至尊之藉,得其心则民心之所归,即天意之所眷,而为天子矣。若夫天子,至尊也,然得乎天子之心者,不过为五等之诸侯,天子之锡贵不如丘民。至如诸侯,亦君也,然得乎诸侯之心者,不过为三命之大夫,诸侯之锡贵尤远出丘民下矣。民之贵为何如乎?何言乎君轻于社稷也?盖诸侯为民而事神,无以宁神即无以治民,社稷危则更立贤者,是君轻于社稷也。何言乎社稷轻于民也?盖事神之礼不恪,固无敢责望于神,若既成既备,春祈秋报,各以其时,然而恒旸为旱,恒雨为溢,既殚心于神而神不能降福以庇民,则迁旧谋新以庶几锡祉于民,是社稷虽重于君而实轻于民也。以此知《春秋》尊王正万世人臣之义,《孟子》贵民立万世为君之道。《书》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自古宗社奠安历世绵远者,未有不以怀保小民为首务者也。

这段文字服膺立君为民、天民相通、民心即天心、民唯邦本、民贵君轻等一批所谓的“先秦儒学精华”,显然无法定性为阉割、歪曲、篡改,更谈不上压制、围剿。

重大误判之四:孔孟的真经遇到了歪嘴和尚,弘扬天民相通、民贵君轻等“先秦儒学精华”者寥若晨星。

历史事实是:如果将天民相通、民贵君轻视为“先秦儒学精华”,那么可以断言,这一类思想的传承状况及影响范围可以用“日益大众化”及“社会普遍意识”来评说。

即使死扣“民为贵”和“君为轻”的具体提法,也可以判定:至迟自宋朝以来,认同民贵君轻的人遍及皇帝、官僚、庶民三大政治阶层。主要事实依据有六:一是汉魏以来,《孟子》的学术地位不断提升,凡是推崇《孟子》的人都可以推定为民贵君轻论者。二是宋朝以来,《孟子》官学地位的确立推动了民贵君轻命题的经典化、官学化、大众化,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僚士子都熟知民贵君轻的理据。三是依据《孟子》民贵君轻解读经典、论说治道的现象越来越多,到宋代已经相当普遍,主要代表作有史浩《尚书讲义》、林之奇《尚书全解》、袁燮《絜斋家塾书钞》、陈经《尚书详解》、杨简《慈湖诗传》、易祓《周官总义》、卫提《礼记集说》、萧楚《春秋辨疑》、李明复《春秋集义》、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许月卿《百官箴》等。四是民贵君轻成为主流学术的核心价值。宋代理学诸子多有论说民贵君轻的文字,如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张栻《癸巳孟子说》、真德秀《大学衍义》等。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如金朝赵秉文《孟子解》和《唐论》、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习学记言》等。宋代以降,张扬民贵君轻的理学传人不胜枚举,包括许多正直的名儒,方孝孺《逊志斋集》、黄宗羲《孟子师说》、吕留良《四书讲义》堪为典型。其他类别的思想家也多有张扬民贵君轻的著作,李贽《藏书》堪为典型。各种阐发《孟子》和引据民贵君轻的著作不胜枚举,被“四库全书”收录的便数以百计。五是民贵君轻的提法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同,最值得注意的当数清朝著名皇帝钦定的《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钦定礼记义疏》等经学著作。六是在官僚、庶民中形成认同民贵君轻的庞大群体。无论就读于官学、私学,无论是否有志于应举做官,广大学子都会接触各种论说民贵君轻的书籍。他们大多不能获得功名,于是在庶民中形成认同并传播官方学说及主流学术的庞大群体。由此可见,上至皇帝,下至庶民,认同民贵君轻的人为数众多,民贵君轻是一种大众化的政治价值,属于社会普遍意识范畴。

重大误判之五:民唯邦本、民贵君轻一类的思想产生于中国早期某种非专制的制度、体制或政治,诸如原始民主、军事民主、城邦民主、贵族共和、贵族民主、封建分权等;先秦诸子中的少数人,如孔丘、墨翟、孟轲,发展了这一类思想;秦汉以来,这一类思想与帝制及其统治思想分道扬镳,形成“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对立;到明清时期,这一类思想被强化绝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及措施所湮灭。简言之,规范性因素日益弱化是统治思想演化的总趋势。

历史事实是: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思想最先由一批统治者提出并实践;春秋以降,论证这一类理论的著名思想家几乎都是体制内学者,许多人还兼有帝王将相、封疆大吏的身份尚书》《孟子》《春秋繁露》《五经正义》《四书集注》一脉相承,重民思想与尊君思想始终一体两用,从来没有分道扬镳。因此,从理论的抽象程度、命题的清晰程度、用词的张扬程度和观念的普及程度看,这一类思想的演化始终保持向前推进的态势,总体趋势是:帝制越兴旺,立君为民理论就越发达,君权越集中,民贵君轻观念就越普及。帝制的统治思想不仅不排斥这一类旨在限定、规范、调整、制约皇权的政治理念,反而将其置于官方学说的核心地位,于是民为国本与君为政本这两大理论要素始终紧密地扭结在一起,既可以称之为“民本思想”,又可以称之为“君本思想”。下一部分的内容可以为这个判断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