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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腾飞:由一篇佚文引出的学术交谊——齐鲁大学史坛钩沉
来源: 发表日期:2016年12月28日 18时11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7日第6版)

   对于学术史而言,遗忘并不是陌生的文化现象。它既可能因为政治、思想等因素被主动遗忘;也可能因为史料匮乏被无意遗忘。葛兆光先生率先正视“学术史的遗忘”,并进行深刻反思。他从被遗忘的学术史里“重新发现”了沈曾植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价值:“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视野也绝不狭隘,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

  笔者尝试根据1975年4月14日顾颉刚的一则未刊批语,还原一段被尘封的史坛往事。顾颉刚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手抄本扉页,内容如下:“一九三九年,予应齐鲁大学聘到成都,时与蒙文通接席,因识其弟季甫,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既成以之畀余谋付印,顾抗日战事方殷,曾无书店可以接受,寘敝箧中卅余年,值此批孔运动起,山东大学为表章法家著作,征求此稿,今乃检出,而首册已亡,难息此久之。”

  根据《顾颉刚年谱》1975年5月条记载,“五月一日始,恢复‘颉刚日程’,日记已中断三年余”。也就是说,这条批语正好处于日记中断期间,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顾颉刚研究的匮乏史料。批语主要内容涉及顾颉刚与齐鲁大学、顾颉刚与蒙文通、蒙文通与蒙季甫等人事,涉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与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缘分

  七七事变后,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为保存学术命脉纷纷内迁。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也不例外,其内迁成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受教过顾颉刚的齐鲁大学教师张维华向校长刘书铭推荐顾颉刚。顾颉刚在《顾颉刚自传》中说明了受聘齐鲁大学的缘由:“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成都,他是齐大的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此外,“昆明地势高易失眠”也是顾颉刚选择齐鲁大学的重要因素。1939年5月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西山偕刘书铭来,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此事便是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事。

  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所期间,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逐步提升。首先,延聘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国学所由重建时的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其次,拟定研究计划并开展学术出版。他一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一手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

  学术的重心在于学人。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须臾离不开顾颉刚的学术交谊。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载有“颉刚邀余同往”的文字。从某种程度说,钱穆受聘国学研究所进一步扩大了顾颉刚的学术交谊。蒙文通就是个例子。钱穆与蒙文通在20世纪20年代有学术来往,此后交谊不断。自从钱穆受聘国学所教授后,蒙文通“与钱穆交往颇为频繁”。据蒙文通的儿子蒙默回忆,“抗战期中,钱先生离开了西南联大到成都来,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在华西大学教书,与我父亲常有接触”。蒙文通此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是“也在齐鲁大学教书”。

  因为钱穆的缘故,顾颉刚与蒙文通也交往不断。查《顾颉刚日记》1939—1942年内容,时常会发现蒙文通的名字。不仅在“同席”名单中有蒙文通的名字,而且还有“访文通”、“文通来”等。

  蒙文通与蒙季甫的学术佳话

  顾颉刚的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扉页上。那么,蒙季甫何许人也?从《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得知,“先生堂弟蒙季甫(一九零八—二零零八),又字吉甫,其父蒙安国与先生伯父蒙公甫、父蒙君弼是亲兄弟,故季甫先生与先生是叔伯兄弟”。

  蒙文通不仅慧眼识才,还十分器重蒙季甫,把他带到北京,为他提供充足的学习条件。在蒙文通的指导下,蒙季甫学有所成,发表文章数篇。现可以收集到的著述主要有《国专月刊》1937年第2期发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变迁》、《图书集刊》1945年第6期发表的《月令之渊源与其意义》,以及收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一书附录的《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值得一提的是,“蒙文通先生著《儒学五论》他竟对其中两论提出重大修改补充意见,蒙文通先生大惊!”

  蒙季甫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深情地写到,“蒙文通先生是我堂兄,也是我的老师。当我还在青少年时代,他见我虽家贫失学务农,但还喜欢读书,便开始把我引向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兄的关系,早已超越血脉相连的兄弟亲情,称得上学术史的佳话和典范。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蒙文通威逼利诱,他毅然带着亲属返回四川,受聘四川大学教授,兼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蒙文通提醒研习经学的蒙季甫,今古学派不能“单纯从经学可以得到解决”,“要在先秦诸子中下一番功夫”。蒙文通“经子互补”的学术方法,正是此后蒙季甫关注法家学说的理论依据。顾颉刚在未刊批语中提及“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大概是受蒙文通启发研读先秦诸子的学术实践。

  现存三册的《商君书校读》手抄本,应是蒙季甫收集商君书各种版本校读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第一册已经亡佚。在受聘齐鲁大学国学所时,顾颉刚“时与蒙文通接席”。据蒙文通之子蒙默口述,蒙文通“也在齐鲁大学教书”;此外,“星期六下午他就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去了”,“星期天下午就回城里面来”,因为齐鲁大学每周六有个座谈会。在与顾颉刚的接触和交往中,蒙文通必然向顾颉刚提及和推荐过蒙季甫,并且后来结识。因此,顾颉刚才会多次主动向书店推荐蒙季甫的书稿,但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学术史不容遗忘

  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呈如火如荼之势,法家学说亦是如此。民国时历史学家常乃惪便宣扬“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

  “评法批儒”运动使得《商君书校读》被重新发现。此时顾颉刚被征询此稿,其才重见天日。由此,顾颉刚在书稿扉页上题写了上述那段批语。20世纪30年代,蒙季甫收集、整理和校对《商君书》,正是在蒙文通的指导下,为深入了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问题,扩展至研习先秦诸子的实践。也就是说,《商君书校读》的撰述旨趣,并非是为研究《商君书》而研究《商君书》,乃是以“经子互补”的方法扩展和深化经学研究。然而,由于“评法批儒”此书稿才被重新发现。大概,这就是顾颉刚“难息此久之”的缘故。

  遗憾的是,这部书稿随后再次被人遗忘。《商君书校读》首页有顾颉刚的批语,正文内容以小楷字体书写在“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稿纸”上。这部手稿的学术价值自待以后专家研究,本文仅以顾颉刚批语钩沉相关的历史记忆。

  这段被遗忘的学术史不仅是一部书稿的命运史,也是一段学术交谊史和社会变迁史。手稿既有蒙季甫一心向学术的心血和蒙文通一心指导的心血,也有顾颉刚先生一心推荐的心血,堪称学术交谊的结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