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回忆先师杨翼骧先生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072507版)

1998年作者(后排左一)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与导师杨翼骧先生(前排左二)合影

 

  201876-8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史学大家杨翼骧先生的百年诞辰。杨翼骧先生早年受梁启超著作影响,立志终身从事史学史的研究,求学时期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姚从吾、郑天挺、向达等先生,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学术方向。他与华东师大吴泽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中国第一部史学史学科的辞书;其编纂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被学界誉为“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本报刊发杨翼骧先生弟子、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文章,以飨读者。

  先师杨翼骧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2018年系他百年诞辰,对于他高尚道德情操和多方学术成就,学术界早有定评。今只就杨先生关怀与指教我的几件事,略加回忆,一则以寄怀念之情,一则亦见杨先生教导之法。

  1991年春,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导师郑克晟先生希望我留在南开大学古籍所工作。四月的某一天,郑先生跟我说:“咱们去见见杨翼骧先生吧!”于是他领着我,去了北村杨先生家。爬上四楼,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打开门,郑先生说:“杨先生,我领着卫国来看您了!”杨先生面带笑容,热情地将我们迎入书房,招呼我们坐下。杨先生跟郑先生寒暄几句,也问问我哪里人,在天津习不习惯,毕业论文做什么题目,读过哪些书。尽管是第一次见杨先生,但丝毫不感到紧张,我也就老老实实回答杨先生的问题。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准备离开时,杨先生对郑先生说了一句:“卫国不错。”郑先生笑了笑,点了点头。出来以后,郑先生跟我说:“杨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留校的事情就定了。”这时郑先生才跟我说,见杨先生算是一次面试。杨先生原来是古籍所创所所长,他退下来之前,推荐郑先生接任。去杨先生家之前,郑先生并没有跟我说是面试,想必是担心我紧张。7月毕业,就这样我留在了古籍所,开始了大学的教书生涯。

  当时古籍所办公室在八里台校区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即第四宿舍楼里,一层是南开大学伙食科办公地,二层是古籍所办公室、资料室、会议室所在地。我当时住在三人一室的青年教师宿舍第十宿舍里,根本就没有看书的地方,好在距古籍所不远,所以经常去所里会议室看书。乔治忠老师也常去那儿看书,渐渐就跟乔老师熟起来了。乔老师非常勤奋,晚上在办公室读书到深夜,经常是不到关门时间不回家。乔老师如此认真,我也就不敢偷懒,向他学习,努力读书。大概过了两年,有一次乔老师问我对史学史有没有兴趣,想不想考博士。尽管那时候我还是史学史的门外汉,但上博士却是我的梦想,当即表示如能读博士,那就太好了。几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杨先生来古籍所办事,我正在会议室,见到杨先生进来,赶紧起身让座。杨先生笑着对我说:“卫国在看书啦!”“基础不大好,是想多读点书。”我老实回答。杨先生说:“我知道你读书认真,想不想考博士啊?”没想到杨先生提出来让我考博士,我当即表示要考杨先生的博士。杨先生之所以对我有这样的印象,一定是乔老师的大力推荐。杨先生给我开列几本史学史的书单,说复习考博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能得到杨先生的青睐,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于是我就赶快补课,加紧复习。

  19949月,开始跟随杨先生在职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同一级的师兄有任冠文和张秋升两位。当时杨先生已年逾七旬,腿脚不大灵便,依然风雨无阻,坚持给我们上课。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们三人各发一份《中国史学史专业入门阅读书目》,书目凡11类,若海内外出版之《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工具书与资料编年、史学理论书目、目录学与目录学史著作、史学史有关论文集、史评与历史评论类著作、宋清人之史学考证著作、学术史著作、史家传记、年谱、重要史家的序跋与文集等等全都包览无遗。我们根据书单,逐一阅读相关书籍,有问题则随时向杨先生请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而打下史学史的基本功底。值得提一句的是,这个书单随后经乔治忠、姜胜利等老师的修改完善,现在成为本专业的入门必读书单,代代相传,成为我们培养学生的看家法宝。

  1995年春节,我回湘结婚,事先杨先生问我内人姓名、在哪儿工作。回津后,我请几位老师吃顿饭。杨先生与师母一同出席,并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写上我与内人的姓名,并祝“新婚大吉”!我打开信封,内装200元整!当时我每月工资才97元,杨先生的工资也不过200元,他给的礼金竟然比我两个月工资还多,大概也是杨先生一个月的工资了!杨先生生活很简朴,并不富裕,却如此慷慨!令我十分感动!唯有刻苦读书,努力做好论文,方能不辜负杨先生的期望。

  我很快就选定博士论文题目,以王世贞史学为研究论题,得到杨先生肯定。正在开始写论文之时,我收到香港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从硕士毕业留校以后,当时受风气影响,一直有外出念书的想法。199311月,在汕头大学开会时,认识香港科大一位老师,他对我颇有兴趣,香港科大哲学博士课程项目刚刚创办,遂鼓励我申请科大的博士课程。原准备申请1994年的计划,但递交时已经很晚了,遂延迟至1995年,科大情况当时并不明朗。在这期间,我考上了杨先生的博士生,没想到19955月份竟然收到了香港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时,我不知怎么办,根本不敢跟杨先生提及,遂向乔老师汇报情况。乔老师安慰我说:“这是好事,不用担心,杨先生会同意的。”我还是不敢跟杨先生讲。大概一周后,乔老师跟我说:“去见杨先生吧,他同意你去香港读书了!”当我诚惶诚恐地坐在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面带笑容说:“听说你收到了香港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机会难得,还是去吧。这里你已经修完学分,只是写论文了。去香港读书时,抓紧时间把论文写出来,推迟一年毕业也没关系,但别放弃,否则很可惜。”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1996年元月,我去了香港科大人文学部,成为人文学部第一位内地博士生。尽管科大的学习十分紧张,修读课程之余,还要承担助教工作,每天都很忙,研究方向也并非史学史,但我始终牢记杨先生的话,一定要写完论文,不能辜负杨先生的期望!于是,一边完成科大的学习与工作任务,一边努力收集王世贞的材料,时常向杨先生写信或打电话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及所遇到的问题。先生每信必复,首先叮嘱我注意身体,对我的问题则不厌其详地解答。每当寒暑假回天津之时,我总是第一时间去看杨先生,汇报学习与论文情况,杨先生总是鼓励有加。终于又花了两年半时间,在19982月份,我把论文写完了。因为当时杨先生有好几位学生同时毕业,忙不过来,就请乔治忠老师协助指导。乔老师具体负责我的论文审核,他看稿十分细致,批改极其认真,多方给予指导,使我获益良多。最后,杨先生亲自审查了一遍论文,得到了他的首肯。1998529日,在杨先生、施丁先生、罗澍伟先生、南炳文先生和乔治忠先生组成的答辩会上,我顺利通过了答辩,终于完成了南开的学业,也从此奠定了我研究史学史的基础。两年半后,再完成香港科大的论文,尽管那篇论文并非史学史方向,因为有了史学史的基础,使得我研究问题大大深入,论文也颇受好评。由此,我深深体会到,史学史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2001年元月,我从香港科大毕业,当即回到南开历史学院工作。恰好当时历史学院出版“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一辑,杨先生的文集被收入其中。杨先生当时身体很差,已经无法自己编辑文集,遂以乔治忠老师负责编辑,我亦参与,最终编成《学忍堂文集》,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杨先生学术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在学术界反响很大。杨先生的身体却越来越差,2003222日竟然驾鹤西去!记得当时在追思文章中,我这样写道:杨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学忍堂文集》以及和吴泽先生共同主编的《史学史辞典》,奠定了杨先生在史学史领域如山一样的学术地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唯有铭记杨先生的教导,将杨先生所开创的南开史学史专业发扬光大!

  在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缅怀之时,我们应当如何精诚合作,继承和弘扬杨先生所开创的南开史学史的事业,显得尤为重要!或许这正是我们纪念杨先生的一个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