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尹雅淇）7月13日上午，第五届中国史研习营的第十一场讲座在历史学院海宗轩举行，澳门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为大家解读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讲座由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张侃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蒋竹山副教授及第五届中国史研习营营员、院内外学生等百余人参加。

茅海建教授表示，之所以决定讲授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是想让同学们了解自己最近的研究主题，并想与二十多岁的在座诸位分享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在思考什么问题。这项研究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直到今年年初才定稿。

首先，茅海建教授讲述了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近代以来，关于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一看似已经定案的问题其实存在着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出版，从其中表述可以看出康有为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戊戌奏稿》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范文澜、翦伯赞的论著中观点多引用此书，认为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目的是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说法后来也被接受并以此定性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然而，从史源的角度分析，被作为主要资料的《戊戌奏稿》是十多年后所作，这本书具有可靠度吗？茅海建教授指出，早在1958年台湾学者黄彰建就已证明《戊戌奏稿》作伪，近些年康有为著述的搜集、整理工作进展得很好，许多学者对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有些关键问题上仍然议论不一，需要有人在此花点时间，对这一研究进行全盘检讨，将其整合分析。

茅海建教授认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可以根据时间脉络追源溯流，厘清康有为的学术思想。追溯之后，茅海建教授认为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康有为结论性的思想落在“大同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虽然在戊戌政变前对这一思想没有成文的完整著述，但从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可以证实。详细考察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他思想的主体仍然是“中学”，“西学”只是用于补充。

接着，茅海建教授讨论了1895年康有为三次上书中的政治设计，细致地分析了三次上书的主要思想。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思想资源基于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他不是从西方的政治学说来理解西方议会制度，而是从中国传统经典来解释西方的议会制度。他的学说认为，恰是西方人发现了孔子的创造，采用了孔子的制度。康有为提出的“设议郎”本质上还是君主与精英的联合政治，即君主向精英们开放一部分政治权力，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

由于时间有限，茅海建教授无法将长达100页的论文中的论述一一道来，因此仅解读其中的两个部分，让同学们体会其中的问题与方法。最后他以同处于那个时代的杨宜治和柳诒徵的例子，说明那个时代被看作“貌孔心夷”的不少“新学家”，实际上受中国传统典籍影响很深，是用传统典籍中的观念去理解西方的，不少人对西学的理解也很粗浅，他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也不是西方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国家。

同学们饶有兴致地就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向茅先生提问。茅海建教授一一做出详尽解答。他强调，当时宣扬西学的人，虽然才学渊博，但是很多人对此也只是一知半解，导致大家以讹传讹。我们一生中会听别人转述很多东西，但只有真正自己认真地去看，才能确实地了解事物的真相；而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中，不仅有路线之争，还有权力之争，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在国家的危机时刻，不少人都有变的想法，但究竟如何变法，怎样才能在不影响慈禧的情况下实现目标，需要非常高超的宫廷政治技巧，是以当时不少求变的高官如张之洞、李鸿章反对重用康有为。在政治设计和政治权术上，康有为是有缺陷的。

中午，持续三个小时的讲座结束了。茅海建教授深入浅出的解读使大家对康有为思想这一复杂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也感受到了茅海建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的治学精神、精致的考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