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56）暨伯苓班史学系列讲座（10），以“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及其当下意义”为题发表了学术讲演。张国刚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等职，现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在隋唐史、欧洲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成绩卓著。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晓欣教授、王力平教授、余新忠教授和王安泰副教授以及院内外8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出席了报告会。

张国刚教授首先梳理了自秦汉统一帝国建立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演进问题，认为三代以降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在秦建立后为法家的统治地位所取代，历经秦亡、汉初黄老以至武帝独尊儒术，实际是将百家之学整合于儒学体系之内，并加以汉朝化、时代化和实用化的过程。此后为解决儒学对死后世界缺乏想象力的问题，乃有宋明理学思想与儒释道合流之生发。进入现代之后，融合西方文明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理论，则又为一次重要变革。用“文化长江”做比，则这些时期恰似唐古拉山、重庆、武汉与南京四个节点。大江出海之后，便是世界大同的一番新气象。

不同于西方“程序正义”的原则，中国历史传统更加强调的是穷物之理，执圣之权，讲求行权立断与违经合道。在国家治理结构上，坚持中央集权与官僚选举，而非西方“股东制”；在商品经济传统上，真正处理的不是重商抑商的问题，而是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约束机制上，通过法律的他律、道德的自律和宗教的戒律保证社会的稳定，而其中尤以道德为重。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各自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复杂多元的。

面对当今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张国刚教授回溯了世界历史上全球化逐步展开的历程。他指出在二战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中国需要充分尊重并结合自己的历史传统，探索出一条符合历史延续性规律的道路，才能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张国刚教授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问题之间自如切换，基于对历史的高度凝练，提出了许多对于中国当今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洞见，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融会贯通的深厚学养，令同学们启沃良多。

供稿：路锦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