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杨崧愉）7月2日上午，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坐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分享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茶杯中的世界——十九世纪的中美茶叶贸易》（This World in a Teacup: Chinese-American Tea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讲座由丁见民教授主持，赵学功教授、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副教授、董瑜副教授、庞国庆老师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和美国史爱好者共同参加了本次讲座。

杜丹早年求学于南开历史学院，随杨令侠教授学习。博士期间负籍美国佐治亚大学（UGA），师从美国早期经济史专家阿伦·库利科夫教授（Allan Kulikoff）。现任教于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其研究方向为中美金融史、贸易史及国际文化交流史。最近，杜丹研究中国商人的金融工具在美国早期经济独立中的重要作用。

杜丹的讲座开始于两个问题：中美之间真的存在茶叶贸易吗？美国难道不是一个咖啡国度吗？她指出，这些看似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她认为，中美在历史上很长时间确实存在频繁的茶叶贸易，至少在十九世纪，美国远非今日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咖啡国度，19世纪的美国仍然是一个饮茶风气盛行的国家。

从这个结论出发，杜丹尝试挑战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美国革命之后，美国的饮茶风气逐渐衰落，咖啡逐渐取代茶叶，成为美国社会饮品新贵。实际上，杜丹认为，从1784年，从美国出发的“中国皇后”号第一次赴中国开展直接贸易以来，中美之间的茶叶贸易从未中断。19世纪以来，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茶叶进口国。历史上关于中美茶叶贸易的资料相当丰富，但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话题。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杜丹认为可能与革命时期美国社会的抵制茶叶消费、咖啡的价格等原因有关。但杜丹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美国革命之后，中美茶叶贸易衰落，美国社会饮茶风气也消失了。

杜丹提到，从历史学者的统计数据来看，也很容易得出，美国革命期间咖啡的进口数量确实大增，茶叶进口数量增长则相对缓慢的结论。但是这些学者的计算方法，只是计算茶叶和咖啡的进口绝对数量和人均消费量，而忽略了茶叶这种饮品的特性。因为相同重量的茶叶和咖啡能产生的饮品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有学者统计，一磅茶叶大约可以泡181杯茶，而一磅咖啡则只能泡48杯咖啡，因此，一磅茶相当于约4磅咖啡的量。而且，茶叶是可以反复使用的，19世纪的美国人喝茶大部分是散装茶叶，实际上是可以反复冲泡，好的茶叶甚至可以使用一整天。但是，咖啡则是并不存在反复使用的情况。用这种统计方法的计算结果来看，19世纪的美国的咖啡消费并未占据绝对优势。

另外，是否真的像爱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自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大陆会议禁止了茶叶进口，美国的茶叶消费就真的减少了？实际情况是，殖民地人士仍在消费茶叶，茶叶的走私贸易报道经常见于报纸报道中，茶叶价格也一度攀升。实际上，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仍然在引用茶，这个从当时很多人的游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饮茶风气并不见有衰落之势。而且，从统计数字来看，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茶叶进口数量也出现过大幅增加的情况。在19世纪，美国进口茶叶的数量也是稳中有升的。因此，爱国主义这所宣称的美国人在革命后已经不饮茶，只是一个神话。

如果在殖民地时期，茶叶还是上层阶级的消费品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茶叶已经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必需品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茶与面包差不多重要。这一点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更加容易理解。美国很多博物馆中仍然保留着19世纪时期许多精美的饮茶瓷器，还有很多普通人使用过的磨损严重的饮茶陶器。在19世纪，茶是美国人的晚餐，在很多的文献记载中，美国人的晚餐（supper）都被称为“tea”。内战时期医院给士兵安排的三餐中，其中一餐就是tea，这种晚餐的主要食品就是面包和茶。19世纪许多食谱记载也表明，茶（tea）也就是晚餐（supper），是一日三餐中最受欢迎的一餐，这一餐的主要食物还有蛋糕、面包、黄油以及水果等。这种称呼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失，而茶叶消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衰落的，这很可能与他们的餐饮结构发生了变化有很大关系，而美国人的餐饮结构变化与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至此，杜丹得出结论：作为消费者，革命后的美国人仍然消费了大量茶叶，在整个19世纪，茶叶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在19世纪是非常重要的茶叶出口国，中美茶叶贸易在中美贸易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这个结论出发，杜丹还进一步探讨，中美之间的茶叶贸易对中美两国各自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过去的历史解释中，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虽然是处于贸易顺差的一方，但是中国一般只接受白银作为贸易支付手段。有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在西方国家已经大量使用各种先进的金融工具进行贸易时，中国仍然使用白银这种笨拙的贸易支付手段无疑显得十分落后。杜丹发掘了大量的中美贸易史料之后发现，所谓中国贸易方式落后的说法也有不实之处。实际上，在中美茶叶贸易中，账目交易、本票、汇票等金融工具也是广泛使用的交易方式。这就是说，至少，中美茶叶贸易远非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落后。

杜丹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例证。她指出，中国长期对外进行贸易的唯一机构是清政府控制的广州十三行，这一贸易机构由一些行商实际操纵。长期以来，十三行被认为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机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从中美贸易来看，负责中美贸易的行商，诸如水官潘崑以及浩官伍秉鉴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商人之一，他们与美国商人长期保持亲密交往和商业贸易。同时，行商们也会使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贸易支付方式，比如账目交易、汇票和本片等的纸质金融工具进行交易。从美国的很多商人留下的账本来看，有许多关于茶叶贸易的交易，账目交易额度也十分可观，而很多大额的交易也多使用账目交易。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本票（notes）作为支付手段，本票在当时相当于一种货币，可以在市场中流通，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而且十分可靠的交易工具。另外，汇票也在中美贸易中经常使用，中国广州也存在一个活跃的汇票市场，美国商人在汇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商人十分熟悉这些交易方式，并且易于接受并支持这些交易方式。像伍秉鉴这些行商实际上拥有大量的资本，本人信誉也十分可靠，能够使他们成为中美贸易中的债权人，美国商人因为拖欠行商贷款的诉讼案件也并不少见。这样看来，中美的贸易实际上并不像此前学者所说的那样笨拙，而是有更多的灵活交易方式。

在中美商人的长期贸易中，美国商人因此而获得了更多资本，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美国商人利用这些资本投资造船业，进行土地投机、铁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从而将从商业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众所周知的普林斯顿大学，其捐赠者之一就是一位与中国商人长期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的商人。可以说，中国商人的资本对美国早期的经济独立和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丁见民教授首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提到，杜丹的研究针对学界存在的两个“神话”进行了学术挑战意义重大，在资料使用上也非常丰富，以后中国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可以循着这样的研究努力。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发问，对美国史研究的资料收集、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现状、美国茶叶贸易的地域差异、贸易资本与美国工业发展的影响、美国的饮茶文化、美国南方的茶叶种植进行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