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2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80），做了题为《新文化史与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学院贺江枫副教授主持，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先生暨师生3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潘光哲先生现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已出版《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等多部学术著作，并在《历史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等海内外知名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中国近代史学者。

在讲座中，潘光哲教授以阅读史、形象史、记忆史研究中的个案为例，综合阐释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注意西方理论与本土材料之间的融会贯通。

潘先生首先对新文化史内涵做了阐释，他以汤普森（E·P· Thompson）的“道义经济论”为例，分析了历史研究从拯救“没有历史的人”到拯救“没有人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新文化史便是关注“有人的历史”。那么如何进行新文化史研究？潘先生指出，首要的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因为就目前一般的史料追索而论，新出文献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天地也愈发宽阔。例如，从晚清人物的日记中看的晚清知识分子的“读书世界”。以蔡元培为例，其阅读史正体现了当时旧学新知交互并存的社会现实。又如瑞士裔德籍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对梁启超等一代中国知识份子思想观念的影响，其过程既是西方思想家的学说在中国的“接受史”，同时也是中国本身思想进程的一种反应。他指出只有从比较宽广的思想脉络来考察，我们对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样态才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其次，潘光哲先生通过旁征博引，对新文化史研究中如“形象史”、“记忆史”等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及其有关的海内外研究成果均有较详细的介绍。潘先生以与意识形态，国族认同课题有关的教科书研究为例，指出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应注意其背后的商业角度。例如，教科书背后的企业家与当地教育会的关系等。

最后，新文化史研究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处理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问题，潘先生指出史无定法，但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应注意与本土材料之间的融会贯通。另外，潘先生特别强调，现今各种数据库资料充斥，这一方面便利了历史材料的收集，但同时资料库也有其局限性，关键词的检索往往是见树不见林。因而叮嘱后学者们在利用数据库时，尽量整齐浏览，从中寻找历史感，切不可忽视历史的关联性。

讲座结束后，汪荣祖先生介绍了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的原因及其与年鉴学派的关系，进一步强调了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在场的学生与老师就历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相关问题积极提问，在潘光哲和汪荣祖两先生的精彩解答下，同学们深受启发。

                                         （杨春梅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