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由南开大学韩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东亚史的诸问题”工作坊在我院召开。工作坊开幕式由韩国学研究中心孙卫国教授和日本金泽大学人类社会学域历史文化学科古畑彻教授致辞，两位老师希望能够以工作坊的形式加强两校的学术合作。

            古畑彻先生宣读了《<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15、16年条の薛仁贵新罗征讨记事にしいて》一文。古畑先生以《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文武王15、16年条中对薛仁贵征讨新罗的记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回顾了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学者在“满鲜史”框架下的前置研究，指出池内宏以中国方面史料为真，以朝鲜方面史料为伪的研究取向存在可商榷的空间，提出应该将中国、朝鲜方面史料视作具有同等独立性的资料进行研究。古畑先生展示了《三国史记》、《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中的相关史料，在细致考证的基础上指出《三国史记》中相关记载不符合时间顺序的状况并非来自《三国史记》编撰过程中的杜撰，而是有其自身逻辑的。在此基础上，古畑先生回应了韩国卢泰敦先生对于其学说的批评，认为卢泰敦先生存在误读史料的问题，并不足以推翻古畑先生的论述。此外，古畑先生指出拜根兴先生基于《夏州都督太原王方冀碑》的最新研究能够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

    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中心的王凯教授高度评价了古畑先生对学术史的尊重及其对此问题上的推进，并提出了《三国史记》的编撰目的、其原始史料的来源以及薛仁贵征新罗对于东亚世界的意义等问题。古畑先生认为《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需要强调新罗地方豪族的反抗。古畑先生指出已佚之《原三国史》为更为原始的材料，而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曾以部分中国方面史料替代朝鲜方面史料的情况。古畑先生指出薛仁贵征新罗的失败可以视作唐朝对周边民族军事优势的消失的前奏。

        杨振红教授宣读了《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杨教授指出“从人”指秦灭六国时参与过反秦斗争的旧六国人。杨教授在重新释读、标点岳麓秦简（五）013——018简的基础上，认为简中的从人是乐毅族人赵国乐突的亲属和舍人，秦灭赵后这一人群流徙至代、齐之地成为代盗，上文提到的简是在讨论如何处置这些人。里耶秦简中亦有“从人”简，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的关系。杨教授结合《战国策》、《史记》等传世史料，认为“合纵”之“纵”原为“从”，展现了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的补证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戴卫红教授肯定了杨振红教授的细密考证，在细读论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人”内涵与外延、“从人”简中族的概念等问题。王安泰副教授针对“合从”发展“合纵”的原因及其历史细解提出问题。

    来自日本金泽大学人类社会学域历史文化学科的安部聪一郎教授在工作坊宣读了《临湘县的地理环境与走马楼吴简》一文。安部教授指出简牍研究与地理空间关系十分密切，但目前很难确定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乡、丘、仓的具体地理位置。安部教授从《水经注》中有关临湘县的部分出发，制作了一副与本论题有关的地图，并且考证了刘口（又作浏口、漻口）的位置。作为浏水河口的浏口，现存最早能够说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史料。结合上述史料，浏口是湘江东岸南北走向道路经过的渡口，同时也是水上交通的要地，长沙城防的重要据点。浏口位于小武陵乡，籍贯位于小武陵乡下辖的高迁里的人担任浏口渡卒。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肯定了安部先生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向，赞同该论文对于浏口的地名考证，同时希望能够在论文中补充浏、漻通用的文字学证据以及同一字写作浏、漻的书写背景及其原因，并建议参考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中关于津税、渡税的研究。杨振红教授认为论证浏、漻之间的关系需要坚实的语言学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徐畅老师则提出需要重视走马楼吴简所见诸乡之间的关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音老师宣读了《试论孙吴的丧葬文化改革与丧葬中心的转换》。王音老师以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以及襄樊人造毛皮厂M1为例，介绍了东汉以来长江中下游的墓葬情况，并将其视为东吴墓葬文化的背景。在梳理墓葬形制及陪葬品情况的基础上，王音老师将马鞍山视作东吴丧葬文化改革的第一阶段的中心，将南京视为东吴丧葬文化改革的第二阶段中心，而将鄂州视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墓葬文化分中心。马鞍山东吴墓葬出现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瓷器化的随葬品均从长江中游输入，而对称双砖台的形式则来自东吴的创新，王音老师认为孙吴政权在马鞍山所进行之丧葬改革，以吸纳长江中游汉文化因素为主，并对传统因素进行整合、创新。南京地区的东吴墓葬形制继承了丧葬文化改革第一阶段的成果，并进行了一些简化。这种形制西晋时在长江中下游普及开来，成为该地区的一般墓葬的特征。鄂州长期作为孙吴政权的陪都存在，墓葬形制与长江下游有所区别，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墓葬文化分中心。鄂州地区的墓葬较多地保留了横前堂、对称耳室、并列双室、祔葬墓等东汉时期流行于江北中原地墓葬形制与结构，但西晋代吴后，鄂州地区墓葬面膜向在南京地区完成东吴丧葬文化第二阶段地成果靠拢。

    徐畅老师肯定了从丧葬文化出发关照东吴文化史的研究理路，除指出了引用文献的史源问题外，还对于论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畅老师指出孙吴墓葬中表现出来的改变能否被定义为一种“改革”存在继续讨论的空间。此外，针对论文中马鞍山墓葬随葬品的文化来源问题，徐畅老师认为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思考马鞍山地区的随葬品是否存在自身的传统。

来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沈琛老师宣读了《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辨》一文，他首先简述了于阗在西域佛教的地位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此后介绍了与论题有关的藏文、于阗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沈琛老师主要从反映吐蕃于阗交往的佛教传说、史实展开论述，结合吐蕃佛教的发展史，重点论述了佛教译经、教法史撰写、吐蕃统治于阗时期的佛教发展状况、后吐蕃时代的文化影响、藏文佛教世界观中的于阗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沈琛老师指出吐蕃攻陷关陇后在其周边形成与汉语文化圈不同的藏语文化圈，他认为东亚古代史研究有必要走出汉地中心视角，关照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多面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副教授围绕于阗在政权更迭中如何选择政治、文化遗产进行提问。此外，王安泰老师认为论文中对于“东亚世界”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提出用“东部欧亚世界”的视角观察于阗与吐蕃的交往是否能得出更丰富的结论。关于吐蕃与藏语文化圈的特殊性问题，孙卫国教授认为我们对东亚世界的理解可以进一步修正，但中国在东亚文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沈琛老师认为我们应格外注意“东亚文化圈”这一概念的适用地域及其形成时间。

    南开大学的秦丽老师宣读了《朝鲜王朝的一部明遗民史书<磊磊落落书>考述》一文。秦丽老师指出遗民现象与遗民撰述史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现象，《磊磊落落书》则是遗民文化在韩国的表现。秦丽老师在梳理了中韩两国的学术史后，介绍了李德懋的生平事迹、学术背景、撰述以及《磊磊落落书》的书名、成书情况等基本信息，认为其崇明贬清的思想倾向和提倡实学的学术取向对理解《磊磊落落书》的成书意义重大。《磊磊落落书》收录之人物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地域，且收录了不少女性，其史料价值较高。秦丽老师从史源学的角度指出《磊磊落落书》是《皇明遗民传》的蓝本，而从朝鲜史学史的角度观察，《磊磊落落书》是朝鲜王朝的第一部明遗民史书，具有奠基意义。

    孙卫国教授认为论文需要进一步关照史料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背景，比如朝鲜王朝的正统意识以及自立于清朝政权之外的需要，《磊磊落落书》抄本的流传史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论文中采用来自王明珂先生的“英雄徙边记”叙事模式似乎并不适用此问题，论文此外标题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

（ 供稿：关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