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天津经历了历史性变化。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埠后，天津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期与新旧转型期。“津埠本通商口岸，垂四十年，习于洋情，商贾工作强半资商埠。”作为漕运之总汇、国防之要塞、京师之屏藩，天津实居形胜势要之区位，其财富积聚也令人称道：“天津为北洋最繁富之区，初有小扬州之名，近则曰小上海矣”。

洋务新政打造近代工业体系

　　伴随着洋务新政的实施，以军事工业制造为基础，近代化的工业制造体系初步形成。天津的近代化进程与清政府的军事工业发展密切关联，天津机器局以及西局子和东局子、大沽船厂、军械所、武备学堂等奠定了其近代化的根基。机器局作为天津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它所聚集的工人数量和先进的设施，是天津此后多年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以天津机器局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其北洋制造之精华地位，也由此推动天津成为华北近代工业之中心，第一代产业工人和技术骨干以及围绕工业制造的近代文明要素日见丰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天津军事制造工业被摧毁，其近代化发展开始转向民生领域。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北洋实业，“注重于普通生业，为人民广辟谋生之途径”，使无业或失业者“皆得凭自力以谋生活”成为地方社会建设的“拔本之计”。1901年到1905年新政期间，“一时大兴工艺蔚然成风，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周学熙提出，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为表率，“将来工场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户鲜游闲，民多乐利，不特隐患可消，且以立富强之根本矣”。北洋实业由此开始。

1900年前，中国人投资的近代工业有4家，机器磨坊、自来火公司、北洋硝皮厂、天津织呢厂。之后，直隶工艺总局所办工业学堂附设一座实习工厂，作为“大兴工艺”的示范厂，完全是日用品制造的轻工业。五年之内，直隶工艺总局直接创办的大型工厂3座，官督商办和官助商办4座，民立工场11处。全省府厅州县各种工厂65处。直隶工艺总局和考工厂的创建和推广，造成“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颇有明治维新之象”。

1900年义和团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也是天津历史发生重大转向的节点。“庚子以后，北洋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城市文明内涵的近代转向

1901年到1905年新政期间，天津民用工业迅速发展，天津的近代化进程发生新的转向，城市风貌和文明内涵也随之有所转变。

　　天津民众的日常生活被纳入现代化市政建设范畴。一个显著的变革是都统衙门成立后就设立卫生处，把卫生问题纳入城市日常生活管理范畴；而且“在将天津（非租界地区）交还清政府之前，都统衙门要求中国地方当局设立两个新的城市管理机构：设巡警局以维持治安设卫生局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20世纪初期的天津人已经将卫生近代化与公共空间和公共责任的新观念联系在一起”，促使天津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发生历史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1901年，英商瑞记洋行经理德国人巴贝和丹麦人林德，以及买办黄玉堃、陈协中、孙仲英等，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申请天津市自来水的专利，获得批准。1902年组织华洋商股合办自来水公司，到1905年，水厂每24小时内可以供应一百万加仑。在管理体制上，形成“华洋共治”模式，中国股东一直多于外国股东。这几乎是天津外资企业的一个特征。与此相伴生的是“天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商业、工业以及服务业机构”。这些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新变化从深层结构上改变着津城的品性。

　　津邑绅商观念大变，务求广设学堂，开通民智。“公私各方，协办并举，一时兴学之风，有如雨后春笋。”从1901年天津府中学堂始，各种小学堂、中学堂、男女学堂等相继创立，十年间大约创设了147所各种类型的学堂。新学堂不仅层次完整，“而且门类齐全，在高等学堂和中等学堂中，有工业、农业、医学、军事、法政、外语、师范、文学等等，还有各省旅津的客籍学堂”。此外，以“开民智”为导向的通俗报刊（《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社会白话报》《北洋画报》《醒俗画报》等）竞相创办，推动并见证了津城百姓生活与观念的历史性变化。

近代文明要素孕育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晚清洋务新政经清末新政，直至民国时期，在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天津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她以近代文明要素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新的城市模式，奠定了文明转型发展的区位优势，在华北乃至全国都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意义：

　　其一，构建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当时天津与青岛共占全国工厂数的52%、工人数的70.5%、资本额的76%，占生产净值的比重高达88%；作为重要港口城市的天津，外贸出口尤其是重要农畜产品（皮毛、棉草帽辫等）的出口量均占全国首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棉花出口，天津口岸占到全国半数以上。“黄河全域及漠南各省之货物，靡不聚散于此，遂为华北商务之中心。”1932年，本国银行资本总额占到全国银行总额的12.69%，从而奠定了天津北方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此形成了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

　　其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新学体系。从洋务时期的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到清末新政时期的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女医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公学等等，实现了新学取代旧学的时代转型。特别是北洋女医学堂，作为中国最早公办护士学校，由中国第一位留美女学生金韵梅（亦称金雅梅）任堂长（校长）兼总教习。其在中国护理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贡献非凡，实开中国公办护理教育先河。学堂招收的学生除直隶地区外，还有来自广东、江浙等地的女子，首届毕业生中有七人进入北洋女医局工作。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间，女医学堂推动“中国女性走出闺门，投身职业教育……本身就体现了妇女作为人的近代化的进程”。

　　其三，构建了具有影响力的近代传媒体系。《北洋官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政府官报，1902年12月底创刊于天津。近代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先生言：“北洋官报之刊行，以为鼓吹直隶新政之机关。”一语道破了《北洋官报》创办的时代背景与目的。此外如《北洋周刊》，于1927年6月在天津创刊，由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并出版发行，开辟了校报史上的新纪元。还有创刊于1926年7月7日的《北洋画报》，当时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

自晚清洋务新政以来，基于北洋工业之创建，天津近代文明要素孕育成长，骎骎日上而为华北地域之首区。社会出现的种种变革，使得天津的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天津近代文明要素的形成与构建的历史，以及由此积淀的现代化要素，对于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也可提供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04月22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