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3日，是恩师冯承柏先生87岁冥诞。在中美关系因美方挑衅而日趋紧张恶化之际，对先生的思念较之以往更加强烈。

  冯承柏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浸润于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环境之中。其父冯文潜老先生早年与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同班，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多年，精通英、法、德语，在哲学、美学、史学等领域造诣深厚。1928年回国，入职南开大学，先后任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代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1963年，在任上去世。受南开浓郁的爱国主义教育熏陶，冯文潜老先生游走于中西之间，苦苦寻觅民族独立与解放之道。历经时代风雨的洗礼，通过反复推陈比较，冯文潜先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路人。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发自肺腑地表示：“百余年来中国人包括多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份子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不要的是什么？不当俎上肉，不当亡国奴。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梦寐求之，求之不可得，忽然得之于顷刻之间。这个奇迹的完成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无产阶级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冯承柏先生的母亲黄扶先女士家学渊源深厚，其三兄是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黄钰生。与冯文潜先生一样，黄女士早年积极投身南开教育之中，在20世纪30年代参与创建了南开大学幼儿园和南开大学附属小学。退休后，黄女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开大学卫生室义务工作6年，并长期义务做街道工作，在邻里中威望极高，先后任南开区政协委员、区妇联委员。

受大变革时代的洗礼与家庭环境的熏陶，冯承柏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自传中，他这样写到：“5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普通中学生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战士。对于这个变化我至今不悔。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众多理论中最值得认真学习的理论，也是最有利于中国走向富强的指导思想。我这个转变，包括组织上和思想上两个方面。在组织方面：我于1949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当年8月由“民青”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950年12月19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翌年6月19日，转为正式党员。”

冯承柏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选择，并未因个人机遇的变化而有丝毫动摇。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任职于天津市教委的冯先生，不顾个人政治前途受到影响，站出来为被批判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教授说了几句公道话，而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发配农场劳动长达四年。受此打击，冯先生未坠青云之志，一边劳动，一边阅读思考。1963年，冯先生被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令他如鱼得水，于浩瀚书籍中努力寻求答案，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在资料室工作和读书，仿佛“长”在了资料室里，给那个时代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冯先生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通读了英文和德文版的《资本论》等著作。对此，冯先生后来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说：“有几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们是：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青年思想方法论》、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后来又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最喜欢读的是《资本论》第一和第三卷、《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书。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参考英文本和德文本读的。”不但从阅读原文中最近距离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为日后的研究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在沉冤21年后，冯先生得到平反。组织上撤销了对他的原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工资级别。此后，涅槃重生的冯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中。据先生记载：1979年正式恢复工作后不久，晋升讲师，与李元良合作发表“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一文，在历史系为1976届世界史专业的学生开选修课讲授“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史”；1980年，与南开美国史同仁合力完成《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的编译工作；1981年2月至1983年3月，在美国Temple大学作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1983年9月-1984年1月，开始为博物馆专业学生讲授“西方博物馆”课，为1980届世界史专业学生讲授“美国社会经济史 ”，完成并发表论文“论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发展的道路”。 此后，冯先生更是全身心投入了美国史、美国社会经济史、西方文化史、西方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当中，并在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和自动化管理系统以及校园网络化建设也多有研究和建树。著就《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等专著、译著十余部（含合著、合编译）和论文八十余篇。先后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代理主任、图书馆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评审委员；天津“九五”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投资专家组长。退休后，任天津“十五”教育事业投资顾问、天津高等学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管理中心主任直至去世。天津高等学校联合系统自动化平台是冯先生不顾心室肥大、奔马律、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等重症，拼了性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奋力领导建成的项目。                 

坎坷的人生经历，可以毁掉人，也可以造就人。深厚的学养、宽阔的视野，铸就了冯先生理性的态度、客观的精神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敏锐洞察力，保证了他在困厄之中不坠个人青云之志，也保证了他在亲身观察西方世界之后，不为表象所诱惑，带着坚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以开放自信的态度，投身于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之中。

冯先生的研究蕴涵着卓然不群的视角和活跃独立的思想。在学生的印象中，先生总是微笑着与学生们交谈着、倾听着，话题从美国历史到中美关系现状，从人文社会到新兴的互联网前景……这样的轻松氛围与宽泛话题，总是令听者不禁感叹先生的敏锐眼光与渊博学识，但同时也遮掩了他在精神深处追求学术真谛的刚毅本色。在学术界，先生的敏捷思维、渊博学识也是人所共知，素以研究领域广、思想新奇特著称。先生的口头禅是：“活着干，死了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先生兴趣广泛，一生淡泊名利，秉持南开“允公允能”之神髓，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目标，在美国史、中美关系史、博物馆学、社会学、数字化信息管理和图书情报学等领域都有精深造诣和建树。在如上跨界颇大的各类学术会议上和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先生的发言，往往都令与会者和听众耳目一新，产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

冯先生的卓尔不群，在更深层面上，体现在他将面向世界与坚守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南开大学美国史、中美关系史、博物馆学、社会学、数字化信息管理和图书情报学等学科创建或重建的领军人物，冯先生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如何理解和认识开放学习与坚持坚守的关系，对南开大学的相关学科建设无疑会产生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下，在诸多学科亟待重建或创建的目标任务下，面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冯先生首先是带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去学习和交流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并未一味照抄照搬，而是以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原则，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学科发展道路。在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先生一直将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须的环节。他给研究生开列的阅读书单，长达二十多页，前半部分都是马恩的经典著作。《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离休研究员苏东海先生的回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回忆中说：“1986年11月中国出席国际博协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带回了克劳斯.斯莱纳著的《博物馆学基础》，我如获至宝。东德斯莱纳博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家，他的这本代表著是继《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之后又一本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重要著作。我连忙约请承柏来京商讨译介这本书的事。我们俩人从上午谈到中午吃饭，饭后又谈到很晚。承柏返津后，组织力量翻译。1987年《中国博物馆》第二期上集中发表了承柏撰写的《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学基础〉》，和他与学生合译的这本书的三章。承柏认为我们不能光介绍西方理论，也应该介绍东方理论，所以对这本书的推荐很下一番功夫。”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整个一代学人都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中国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因此，大力推介西方理论是时代潮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先生以信仰为基，以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态度，倡导中西交融，兼收并蓄展开学术研究，体现着先生开放包容与坚守底线相结合、学习参考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卓尔不群风范。

先生的开放与坚守相结合，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清晰体现。先生一向以问题为导向，其中，既有对美国史和美国研究对理论性研究，如北美文化特点、美国学刍议等文；又有对美国崛起的着力泼墨，如马汉海权、美西战争等文，揭示了美国崛起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工厂制的发端和南部农业发展道路等文探讨了美国崛起的经济条件。但是，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先生在看似宽泛的论述中，一直以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美国。他对物质文化史、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乃至对美国博物馆、图书馆和高校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倾向。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则侧重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探讨，包括对美国人与中国抗战的研究，留美学生研究、美籍华人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研究、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的美国通、中美文化机构比较研究、以及中美自我印象和相互印象研究。

基于宽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先生在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美国和中美关系时，不拘泥于传统的学术层面，而从更贴近美国文化根基和现实生活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近距离看美国，这是美国历史和美国研究学界少有人关注的角度。先生几度撰文，从美国博物馆发展史、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和信息化建设、中美大学图书馆，在从图书馆、博物馆透视美国社会文化的同时，其着眼点更是力图推动中国图书馆、博物馆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服务水平。

先生秉持着南开史学“言必有据”的治学原则，十分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挖掘与运用。先生刊发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章，就已大量运用了民国政府教育部1934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美国人口普查局1872年第九次人口普查结果， 《美国历史统计年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学者大辞典》等。这些参考工具书，在当时学界少有人问津。此外，不少研究更基于当时难以获取的纸质档案资料，如北美传教士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总统文件》（Presidential Papers）、以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提供的CSCPRC Visiting Scholar Exchange Program, American Scholars,1979-1986等一手资料。

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思想的独立。业界同仁经常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总结先生。以先生关于北美文化概况等相关文字为例，同样是提纲挈领地总结北美和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特点，在先生笔下，睿智灵性又具有原创性的描述和概括比比皆是，往往三言两语便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精要力透纸背地勾勒出来，真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箴言”。对后人更为准确深入地了解美国具有极大的裨益。

冯先生一生亲自教授和间接影响的学生无数，如果问冯先生对学生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冯先生自传中的一段话，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当我处于磨难之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尽量从磨难的环境里寻找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和学习机会，来充实自己。我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人。”

（以上引述部分皆出自《冯承柏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2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