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珍藏着一份当年由杨生茂先生亲自捐献的一组手稿。这组手稿的面貌和手稿的背景，为我们展现了南开人对学术孜孜以求的严谨学风，也彰显了南开老一辈学人的人格风范。当年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创立、建设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如今不仅在南开，而且在中国、在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今天我们睹物思人，以期引起学人关注那个时代的人文思想和知识工程，启迪智慧，薪传后代。

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由杨生茂先生在1993年捐赠的这组手稿由九份文件组成，确切地说，是由九份翻译稿件组成，文稿的翻译时间应该是在1980年左右。翻译者有在学的杨生茂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有外地县城对美国史感兴趣的中学老师，也有其他院校的学生；校对者是杨生茂先生本人。翻译的内容很集中，全部都是关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以及美国史学家对特纳及其学说的评价。

                 （深蓝色字迹为杨生茂先生亲笔所写的说明。）

         （杨生茂先生的学生王玮教授在南开就读博士时的翻译手稿）

翻译稿件所用纸张显然是因陋就简，有用废的油印资料的反面、有用中学备课纸，最高级的用的是普通稿纸，但质量低劣，薄得透明。有的译件是用蓝靛纸复写的。80年代初，学校的师生没见过电脑，也没有复印机设备可用，包括杨先生在内，只能手工抄写。

                   （有的翻译稿件使用蓝靛纸进行复写）

在1980年，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相对较低，但翻译者字迹工整、认认真真，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年轻学子对于跟着老师学本领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状态，以及对学习机会的珍惜程度。校对者锱铢必较、一丝不苟，不仅修改，还讲为什么这样修改，反映出杨先生宽厚温润的谦谦君子之度。对于翻译外国文字，杨先生曾把自己的几点体会反复向学生讲过，比如强调语义学，要注意作者在什么情况下、给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写；比如要求信、达、雅，等等。翻译本是再加工过程，仁者见仁，但首先是做到内容基本正确。为尊重译者，杨先生并没有用红笔，而是用铅笔。但是每一篇译文都被杨先生修改得“体无完肤”，几乎没有一行文字没被修改过，有的整个段落几乎是重新翻译。王玮教授，作为杨先生的“开山大弟子”，也是翻译手稿的主要笔者，在评价先生时写道：“教授我如何以‘信达雅’为标准进行英文翻译，并且为我布置了作业：将特纳的四篇论文译成中文。这份作业无论是数量还是难度，对我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好歹如期完成了作业，惴惴不安地交给了先生，心想先生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批阅，我可能会侥幸过关。谁知，过了几天，先生将作业发还给我，只见上面先生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左批右改，连错别字、遗漏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校正。更多的是句子结构、语序、用词，先生认为不妥的，也都一一作出了修改或更换。那一字一句、一笔一划，无不渗透了先生的心血。先生那一丝不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极大地震撼了我，并且影响着我的学术生涯。”（王玮.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不老松: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J].高校理论战线,2006(01):31-42.）

                       （王玮教授的翻译手稿。）

杨先生为提携年轻学者付出很多心血，提供各方面的帮助，被学术界称为“铺路架桥者”、“领航人”、“温润如玉的长者”、……。对此，王玮教授又是这样描述的：“先生不仅仅学识丰厚，而且以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首先是做事治学严谨认真，第二是待人宽厚；第三是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为了事业和工作殚精竭虑；第四是生活简朴，一无所求；第五是关心提掖后学，甘为人梯。第六是爱国情操始终如一。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难以逾越的优秀品质。先生培养的学生大多都活跃在教学和科研战线，发挥着学术骨干的作用。并且，先生指导的弟子保持着团结一心的好传统，从不为争夺个人私利而勾心斗角。这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先生生前一直为之感到自豪和宽慰。”（王玮.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不老松: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J].高校理论战线,2006(01):31-42.）

杨先生为人、为学和为师的公心，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

杨生茂先生（字畅如，1917-2010）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任教的教师，也是中国大陆1949年前归国的屈指可数的学习美国史专业的留学生之一。1949年他被公推为第一任历史系（代理）系主任，在南开历史系建立了新史学教学体系。他还是教育部指定的、在南开大学1964年成立的美国史研究基地的创始人。杨生茂先生一生主持或与其他学者共同操持的集体学术活动不胜枚举，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都是首创，曾承担、参与了中国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科的筹建、建立与建设。（1951年合创办《历史教学》杂志；1962年主持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科书；1978年参与建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合主编《美国通史》，这部写作历时25年的六卷本巨著，等等。）

任东来教授曾这样评价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中做出的贡献：“杨生茂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和智慧，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做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果。不论是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来衡量，还是与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成就相对照，杨生茂的工作都毫不逊色。”（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J].史学月刊,2005(08):99-106.）

1949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世界史”之说，只有“西洋史”之称，更没有“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1958年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开设“美国史”课程，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在中国第一个招收美国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杨先生在他的美国史研究中选择了两个主攻方向，一个是美国外交史，另一个就是美国史学史。

他认为，研究美国史必须先从美国史学史着手。对此他解释说，“美国史学史也许是一个不大时髦的问题”，但“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意旨是指点评估美国史学之江山，观其得失”。

他说，“研究外国史学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外为中用，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方法论，提高和宏大中国史学。落脚点还在于积极参与和提高世界文化。不然，没有研究美国史学的必要了，美国人自己研究就可以了，何劳中国学者去照本宣科甚而鹦鹉学舌呢；而中国学者又何必研究美国史学史呢。”（以上观点均见于杨令侠,朱佳寅编：《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通过研究美国史学史，他认识到，“历史认识是具有相对性的。承认相对性，才能承认历史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承认相对性，才能尊重客观，珍重材料，重视条件，并能从发展角度辩证地审视历史问题。”

杨生茂先生在1980年前后组织学生翻译的这组美国史学家特纳的相关文章，是他引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迈出的一小步。以史家名家为经,撰写美国史学史，是杨先生多年的研究计划。（杨生茂.试论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上）.世界历史,1980,(1):34-41；杨生茂.试论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下）.世界历史,1980,(2) 41-49；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上）.南开大学学报,1982,2；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下）.南开大学学报,1982,3；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2):11.）杨生茂先生组织翻译的这组美国史学史的文章，很快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书名是《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1983）。（该书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心馆、逸夫馆，历史学院、日本研究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资料室均有收藏。）李剑鸣教授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特纳的理论及其学派的弱点和缺欠作出了深入的分析。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价值。”（李剑鸣.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J].世界历史,1993(03):96-102.）

          （杨生茂先生保存的待修本，其扉页上写满了相关资料的来源。）

晨曦教授在谈论杨生茂先生的学术造诣中讲道：“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该文在史学界仍然保持着权威地位，例如在西方史学史方面影响颇为广泛的《西方史学史》2005年最新版一书中，在介绍的关于边疆学派一节中所唯一引用的资料仍然是杨先生的这本著作。” （晨曦.浅论杨生茂教授的学术造诣[J].新西部(下半月),2008(02):147.）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的权威地位，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该书的总被引用次数为162次，从1986年第一次被引，到2018年被引用了5篇次。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辐射范围来看，杨先生在该研究领域产生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均非他人所能及。（2019年4月检索）

1993年5月4日，杨先生将这组翻译手稿捐给南开大学图书馆，并附言一帧：

此系《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1983年商务印书馆）一书的初译稿审阅存底。因系初译稿，字迹杂芜，且用铅笔审校，日久字迹更不清晰，但灯下鏖战，呕心沥血之辛苦，均跃于纸上。故持赠南开大学图书馆文库保存，期寄雪泥鸿爪之意。

                               澹泊惜阴斋主

杨生茂 识

1993年5月4日

5月4日是青年节，又恰是杨生茂先生去世的日子（2010年）。他传递出去的是一份信息，是历史的接力棒。

杨先生教泽广布。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和教育生涯中，直接或间接从他那里得到教诲、受到教益的人难以数记。目前，在中国屈指可数的世界史学界的教育部领军人才中，有四位出自杨门，有一位是杨门再传弟子。当今，对大学的学风问题的社会关注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翻阅杨生茂先生批改过的译稿，更感到这是南开大学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财富和学术财富。

                                        (转自：南开大学图书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