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庚子纪年时，适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也是庚子纪年又一个循环之始。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近代以来的庚子纪年（1900），创痛尤巨，令人记忆深刻。时人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量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代“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9页）。时为怀来知县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庚子西狩丛谈》，第164页）“致衣冠填壑，为千古未有之奇祸也。”（《景善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义和团运动》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页） 

　　庚子年间发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痛地影响时局、也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变。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体察精微地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运动》一，第47页） 

　　即使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关于庚子历史也充满了灾难性记忆。“不管是作为旧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将永远被记住是北京外国公使馆被围攻的年份。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已经历了一个甲子……”（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赫德认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大耻辱”（第75页）。“事实上，不正常的情况才是一切弊端的根源，这就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地位，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传教士也同样超脱了中国法律的束缚，他们的到来促使各种流弊滋生；外国官员根据条约采取了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行动。”（第89页）这是英国人赫德的记忆。 

　　其实，早在义和团事件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发生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史料记载：“庚子年八月后，启明星伏不见……是谓当见不见，占为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并以英夷作乱，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阵亡为应验之证。”（不著撰人：《英夷入粤纪略》，《鸦片战争》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庚子纪年无疑是一个深痛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第一个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创开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祸”。“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鸦片一战，筹策失宜，藩障被创，未几协以谋我。继有庚申（1860）之痛，商约既订，复逞其威，嚇胁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难，卒于庚子（1900年）再演义和拳之变。畿辅失陷，衣冠塗炭。”所谓“自古以来宗国之变，未有庚子之惨且巨者也”。（陈陆：《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9页）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庚子伤痛的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从历史伤痛中觉醒奋起 

　　然而，庚子之变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庚子事变之影响，乃大起全国之激论。当年在事之剥落者，多留东京，鼓吹不遗余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4页）遭此庚子“千古奇祸”之后，国人普遍觉醒的时局迅速形成，灾难中奋起的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精神，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庚子诗鉴》描述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隳，风气漓，言攙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8页）这个自诩为“躬历其境，固鉴中之一人”的作者深切地明断：庚子事变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变革时代的开始。即使身为朝廷官员的吴永，也感受到庚子事变深刻的历史影响：“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庚子西狩丛谈序》，第2页） 

　　客观历史进程表明，庚子岁月以惨烈和悲愤的结局落幕的同时，却急速地拉开了20世纪更为激越而壮阔的序幕。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国民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文章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明确地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亡国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94页） 

　　庚子辛丑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从此而始，由庚子事变而激起的革命风潮，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浸浸乎弥漫天下。当革命风潮层浪叠起，因果相生，聚集以成高山滚石之势时，清王朝“成败兴亡之数”已然铸就！这一历史巨变的因果关联，与庚子历史在在相关。报刊评论《论政局倾轧之可危》道出了其中的关节：“庚子之役，数倍戊戌，酝酿至今，此意益深。虽事尚未形，而机已密构。夫既欲流人之血，则其事非一人之国力所能用，且祸患之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保，是非合朋党不可矣……”（《论政局倾轧之可危》，《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十六日刊，第四卷第19册，第9856页） 

　　正是以庚子事变为转折，“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最终又成了清王朝的终结者”（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实现历史性跨越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于庚子，中华民族的觉醒亦始于庚子。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顽强抗争。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 

　　然而，当我们超越近代庚子灾难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梦想，正在奋力进行新中国建设事业时，1960年又一个庚子年到来时，大洋彼岸的合众国际社发了一则电报，幸灾乐祸地说什么“鼠年的开始”：“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大陆说来，这将是有灾难的一年……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鸦片战争，其结果除了个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平。”针对猖獗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讥讽的语调评说：“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争，重举八国军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鼠年闻鼠叫》，《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的结局。 

　　2020年，我们适逢新的庚子纪年。但是，时代已然不同，中国不再是百年前的中国，世界亦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尽管国际反华势力仍在竭尽其能，但是，我们经历了庚子灾难的历史，我们也超越了庚子竭蹶的岁月。正是在历史的超越中，我们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性跨越。 

　　回望庚子，勿忘在莒；砥砺前行，走向未来！我们始终以文化自信的坚毅厚重面向未来，瞩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杰出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