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前国际秩序及世界格局形成的起点。21世纪以来，随着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活动的开展，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渴求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抗战与二战进程间的关系也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热点。

20年来，曾在欧美学界二战史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亚洲及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以“欧美中心观”形成的二战史研究思维正在修正中，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战的价值成为潮流。

文献资料丰富 学术研究活跃

历史学的进步离不开学者对新史料的追求。近年来，欧美及日本有关二战史资料的刊布进展极大。较为著名的有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数据库、欧美各大档案馆相关资料，俄罗斯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资料，《20世纪俄中关系》第3—5卷《苏中关系》等，美国各高校及国会图书馆所藏民国名人的档案资料。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DO也陆续公布诸多相关资料。中国台湾“国史馆”网络版刊布的资料也很丰富，他们另编有《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等资料。用Jstor、Proquest两大期刊数据库及Ebrary电子图书数据库查找相关成果也十分方便。这些资料可以使学界从欧美、苏联及日本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影响中国抗战进程的国际化因素，中方核心人物资料的刊布也深化了学界对抗战诸多事件发展及复杂性的理解。

国外有关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近年来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主。受英国利华休姆信托基金资助，牛津大学设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由中心主任拉纳·米德主持，这个10人项目组先后在中国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在多个国际刊物上以专栏形式发表相关成果，成为目前欧美中国抗战史研究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拉纳·米德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和《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可谓风行一时。他提出以“七七事变”为二战起点的观点，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独立抗战对于二战进程的重要价值，认为中国抗战胜利使中国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并由此开始承担起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二战史研究 “欧洲中心论”的纠正。

2000年始，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发起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抗日战争的倡议。此项目持续10余年，就战时中日地方政权、军事史、社会与文化、外交与国际关系4个主题，召集专长学者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夏威夷，日本箱根及中国重庆进行研讨，多部论文集在中、日、美三国出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抗战研究团队。

宏观微观并行 问题意识清晰

欧美学者的研究路数，多是在形成问题意识后构建理论框架，宏观微观分析并行的思维明显。耐人寻味的是，在保持考据精细、分析入微风格的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向着全球史的宏观论述迈进。

近年来，日本学界倾向于脱离传统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和15年战争的研究框架，以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新概念，力争跳出旧有限制，着眼于殖民帝国与殖民地关系并同时观照战后，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新研究图景。其中的代表作是仓沢爱子等人合著的《岩波讲座 亚洲·太平洋战争》8卷本。除了第1卷描述战争进程、第8卷以全球史的视角宏观性地分析了世界大战与帝国重组间的关系外，该书有6卷的内容研究了战争动员下的中日民众日常生活、“慰安妇”、士兵的群体生活、战场性暴力、中国沦陷区民众的苦难生活、战后日侨群体的生活及回归本土历程。

在宏观微观并行的研究方法中，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则致力于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整体解析战时的中国社会，近年出版的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6卷）可为代表。该书强调以世界史视角自上而下考察中国战场的国际角色及历史定位，对中国周边国际关系和军政变化着力较多；也注重视角向下，考察战时华侨、宗教、家庭、女性、“慰安妇”、战争文学等问题，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其《战后中国》卷着墨于抗战影响，述及战犯与战后接收、民生问题、汉奸审判、日侨撤离、台湾回归及教科书问题，整体意识明确。

近年来，如何理解中国沦陷区政治、社会与经济变革，如何理解日伪占领下的民众心态及日常生活成为研究热点。如丹麦学者何铭生对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的系列研究，揭示了1937年下半年日军在长三角地区的肆虐残暴、民众的苦难与反抗。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一书，揭示了抗战初期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和崇明五地民间乡绅、商人，面对日伪占领者的“合作”意向与生存状况。美国学者傅葆石的《灰色上海》，考察了上海文人面对战初的留与走选择时的复杂心态及言行。两部著作考察沦陷区民众群体，揭开了沦陷区民众精神创伤史的一角，发人深省。

在抗战史研究中，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清晰，关注战时社会及环境变迁，注重对人性的发掘与把握，其见微知著的功夫值得借鉴。

比较启发思考 视野决定格局

海外学者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展现出全球史的开阔视野、区域史的深入、寻求历史复杂性的执着以及对强权下人性选择的重视，成果丰富，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是从全球史角度思考中国抗战史的地位，重视国际关系与中国抗战间的相互作用，是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史价值认识的必由之路。1929—1932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贸易壁垒的形成及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盛行；德国纳粹上台，日本对华、对东南亚的侵略扩张，美英苏对德日意的绥靖妥协等，都是当今仍需深刻思考的重大教训。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亚太战场的形成与欧洲战场进行比较，重视两者间关联，既强调中国抗战独立性，也要明确中国抗战胜利与欧洲战场胜利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方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二战史，同时在方法论上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纠偏。

二是从洲际史角度思考中国抗战史的地位及价值，有利于理解中国抗战与东南亚各国抗战的相互支撑关系。日军侵华，南下东南亚并控制资源，进而驱逐美英，独霸东太平洋地区的行径，源于其“大东亚主义”指导下的远东战略。对于海权国家而言，这一战略是致命威胁，必然遭到美英的反击。因此，远东战场与中国战场是有机整体，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对于中国而言，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战争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数亿民众卷入其中，全民战争的性质改变了民众对于战争的认识，强调全民族抗战的重大意义势所必然。与此同时，也要细分东部战区与沦陷区，东部与西南西北远离战区的国统区，游击区与根据地，战区与沦陷区间的差异性，探究战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对深入理解日军暴行所由、战时区域经济社会及民众心态间的不同极具帮助。

四是就海内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现状而言，有关军事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学者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军事战略、战术、战役、武器、兵员及后勤供给、将士生活等进行考察，是抗战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这样的探讨，就难以用战争的残酷警醒后人。

五是透视战争及强权压力下的人性选择及扭曲。学界过去侧重于对抗战爆发原因、进程、战事、军政组织、精英活动的考察，对于生死考验、外侮欺凌下的军人心态、民众苦难研究不足。近年来不断发掘出的日军士兵书信与日记、沦陷区平民的日记与回忆录，生动揭示了战争残酷对于士兵生理、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及扭曲，也展现了强权统治下民众面对暴力的沉默、无奈与不甘。民众对于民族主义、国家概念的认同，并非天然而成，战时的规训和成长过程对其影响重大。这些都应该是今后我国抗战史研究必须予以深化和关注的领域。

六是反思战争、珍视和平，仍然是国际社会应当从二战中汲取的深刻教训。和平共存是人类大道，二战的战争伦理值得深刻反思、认真总结。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