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华北区域研究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于线上召开。来自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学者和全国各高校约三百名听众与会。会议主要围绕许檀教授新著《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一书，对如何开展华北区域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科学出版社编审李春伶、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先后主持。

会议伊始，许檀以《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资料、个案与理论探讨》为题，对其研究脉络进行了介绍。与江南、珠江三角洲相比，华北研究相对薄弱，资料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她以以往较少被利用的税关档案和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展开新的探索，在上世纪90年代即开始对这两种史料进行调查与运用，进而摸索出对商人碑刻史料的利用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从个案出发逐步形成对明清城市发展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华北多个流通枢纽城市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研究，不仅呈现了这些商业城镇的商业结构、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也揭示各自的发展特色。在理论架构上，本项研究深受施坚雅理论的影响，又在实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首先，将八大城镇层级简化为流通枢纽城市、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基层市场三大层级，并在实证基础上重新定位，结果与施坚雅的1843年华北中心地等级-规模图差异甚大。从而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大量行政级别较低的商业城镇的崛起，反映的是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原有行政体系的突破，这正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从宏观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回顾。指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对于各个特定的区域来说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一动态的变迁。从隋唐时期的“扬一益二”到明清时期被称为“天下四聚”的苏州、北京、佛山、汉口构成的经济中心，再到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后来居上，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目前学界各区域经济的研究并不平衡，明清经济史中江南研究成绩斐然，华北地区则较为薄弱，许檀教授的新著有利于更新我们以往对华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刻板认识；同时，对地域广袤，但研究较为滞后的地区如青藏高原，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与原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锋认为，许檀教授的新作兼具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在研究结构上，注重实证研究到宏观理论探讨的层层深入；在方法上，注重量化研究；在路径上，注意到了税关、运河、市镇三条主线。在该著基础上，学界今后或可从两个方面推进区域经济史研究。第一，拓展视野，对多种区域理论兼容并蓄，如日本学者关于地域社会的理论，以及我国学者在80年代关于区域理论的讨论。第二，注重细节，对税收、厘金、商人资本等数据做更细致的考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推动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民结合自己的研究探讨了华北商品市场在近代的延续与演变。他认为可以多视角进行观察：第一，近代以后津海关取代了传统榷关，但天津常关并未失去其国家税关的基本职能，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其二，开埠以后华北地区形成了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交通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的运输方式，特别是帆船贸易仍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其三，在市场网络方面，近代华北形成了国际、国内贸易的多层次市场网络，专业市场大量涌现；另一方面，集市依然是华北农村商品流通的主要方式，与江南的市镇发展模式殊不相同，显示出明显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以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富农经济为切入点，对近代华北区域经济的变化进行了微观考察。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进出口的扩大及现代化交通的变革促进了华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性农业与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都较为明显，富农经济有所增长。近代农民致富的渠道除了与传统时期相似的力农致富、农商致富之外，还有比较新颖的农工致富模式。不过，华北的富农总体仍处于“糊口之富”的水平。其主体主要是自耕农，采用了新式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在规模性和制度性的影响力很小。富农的发展反映出清末民初华北农村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但依然不充分。

对区域范围的准确界定是区域研究的基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提出更准确地界定区域概念以推动华北研究的发展。“华北”这一概念的形成很晚，清代以前多使用“北方”“北五省”等概念，近代以降“华北”一词方逐渐被广泛使用。目前明清史研究者对“华北”主要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理解为“北华”即中国北方，一种是将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和天津作为其范围。上述观点对华北的定义范围仍然过大，给相关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因此他提出“华北核心区”的概念，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以及苏北、淮北的一部分。华北核心区自元代以来就作为政治中心而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对该区域的细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建云回忆了从翰香先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带领近代史所研究团队开拓华北研究的过程和学术理念。她指出，近年有人说从先生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是按照“发展与变革”这一主线展开的。但实际上这一课题确立之时，华北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课题组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展现华北区域的基本状况。不预设任何观点，不考虑任何理论框架，课题组成员也无需观点一致，该著的“发展与变革”这一主线是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在研究之前不预设研究框架与观点，在今天仍是需要的。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林枫认为，学界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许檀先生新著最大的贡献是对华北市镇细致而系统的考察，以及建立在诸多个案研究之上的理论思考，切中肯綮地回应了施坚雅理论。许著中对传统城市研究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构建了包含商税、商铺数量、经营规模、腹地范围等可反映城市经济功能的新指标，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搜集的史料，使她能突破华北区域研究资料之瓶颈。同时，她对碑刻捐款等资料的发掘以及开创的分析方法，也对后来研究者有所帮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认为，许著关于华北城镇的研究凝聚了作者四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对学界贡献尤多。许著特别关注两大维度，其一是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华北区域经济发展脉络的研究；其二是注重量化研究，提供了有关城镇规模的可信数据，为后学者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区域比较奠定了良好基础。本书的贡献主要有四，一是对施坚雅模式的充分利用和整体反思，二是深化了对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认识，三是从互动比较的角度审视明清城镇经济发展的面貌，四是对华北区域史料全面的收集整理。他建议作者将山西纳入考察范围，并将生态环境的变迁引入对华北城镇发展的考量之中。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吴志远认为，许著对明清华北市场层级的构建是对施坚雅模式的突破，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内生力量。她对于档案和碑刻的利用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分析方法，对河南商品经济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吴志远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与许著多有共鸣，例如：由明至清市场因素对中原地区的基层市场的影响不断加强，新兴的商业城镇更是完全由经济因素主导，即使是明代的宗藩城市与清代的八旗驻防城市在选址时也存在经济层面的考量，这些人群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政中心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许存健也分享了对许著的阅读体会。明清时期城市商业史研究在大城市与基层市场方面业已成果迭出，但是中等商业城镇仍属薄弱环节，许著则对中等商业城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本书对税关档案和碑刻资料的利用是一大亮点，对于城市商业研究而言，这既是史料创新也是方法创新，目前在学界也得到了认可和借鉴。许著不仅是对明清时期市场的研究，也反映出作者对“传统”与“现代”关系这一问题的关怀、对流通对经济发展作用的重视，以及对行政层级与市场层级关系的辨析。

李春伶作为许著的责任编辑，特别强调了第八章的地图可视为全书的一大亮点，对研究成果起到高度概括与直观呈现作用。为此，她分享了在书稿编辑过程中与许檀教授就地图绘制问题的来往邮件，认为这突出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

最后，在倪玉平主持下，学者们就前述发言中提出的问题与华北区域研究进行了圆桌讨论。

余新忠提出，与江南研究和华南研究相比，华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华北研究如何将理念、方法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形成在华北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方法的突破，值得进一步探索。另外，市场史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息息相关，有待展开跨领域的研究，如在医疗史领域中探索市场形塑医药知识的力量。

陈锋表达了对未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趋势的展望，认为目前的区域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对目前研究较薄弱的边疆地区尚需给予更多关注。另外，也需要在不同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区域差异之上的具有共通性的因素。

张利民认为，华北地区的独特性仍然值得发掘，需要发掘基于自然环境、文化等差异基础上的华北地区的独特性，如许檀教授从个案到整体的研究方式就是一个好的路径。另外打破研究时段的局限，将传统时期和近代、甚至当代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也值得提倡。

许檀也就各位学者提出的疑问与建议进行了回应。

本次会议多位华北区域研究者齐聚线上，切磋研讨，就华北区域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如何吸收已有的区域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如何深化和提升华北研究的理念与特色，尚需要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清华大学尹雅淇、南开大学朱亦灵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