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振江先生自选文集《发微集》（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为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之一种）中，曾有一段“治学心影”的文字：“回顾四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亦直亦曲，亦简亦繁。但就学术环境与路径而言，幸运时多，背时者鲜。”确乎如此，无论治学还是治事（陈振江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天津史学会会长等），先生始终秉持一种“志者常青，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奋发沛然之活力，常常感染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即使退休之后，亦仍以“清风明月笑迎”“伏枥之力未减”的气度，将津城史学会事业推向新的境界。先生治学和事功的成就均粲然在目，诚然难以悉述，本文仅从史学研究的开新拓展层面谈些个人体悟。

　● 在反思中开辟新方向

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陈振江先生具体而生动地阐释了时代对于个人学术生涯的作用，揭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家的素养与社会责任的内在关系。个人固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但面对时代转折而萌发的学术诉求，个人的学术感知和敏锐无疑至为关键。收录在《发微集》中《被扭曲的文化现象──太平天国的讨孔运动》一文，既展现了先生率真地直面历史的情怀，也体现了他深刻地反思历史的真诚。文中坦言此为“自悔少作”：故将此文收录并以“被扭曲的文化现象”为正标题，一以牢记历史的教训，立志为学必须杜绝曲学阿世；一以呼吁同道重新评价历史文化现象，以资铭鉴。

“春江水暖鸭先知”。没有深刻的历史反思就不可能有勇立潮头的先行之为，这是能够站在时代前沿拥有学术开新和引领学术朝向的前提。踏着“新时期”学术春天到来的节律，陈先生始以系列性学术论文（如《近代经世思潮的演变》《义和团几个问题辨析》以及《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等）的刊发，开辟了许多史学研究新方向、新论题。这些刊发在《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杂志的文论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启迪新知的标领性意义，使之成为新时期以来近代思潮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方向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在时代变革中不断省思和体悟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在史学论题的探研中直面和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构成了陈振江先生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底色。

● 在传承中拓展新领域

南开史学拥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务实求真的优良学统。自1955年受教于南开后，他“有幸亲受名师郑天挺、雷海宗等十余教授授业，受益良多”。其后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积极参与了中外学者持续进行的“华北农村的深度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将义和团运动与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相结合，以一系列的专题论文和多部论著，形成了南开近代史研究的学科特色。如先生自诩：“余以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文化、通商口岸和近代文明的传播为重点，并在义和团运动研究领域倾注精力。”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追求”，“顺应时代潮流，服从现实需要”，一直是陈振江先生史学研究的内在品性；在与时俱进的学术诉求中，他不断刷新自己的研究取向。从先生《发微集》内容结构可以概见，它分别以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晚清洋务新政和立宪政体改革，义和团与中国农村社会等三编主题，以通贯的史识将农村社会史、近代政制史、天津城市史相互融通整合，使得南开史学特色在传承中创新，走向新的学术境界。尤其是，他以学术“经世”的理念，以历史学家的学识自觉地回应“近代化最根本的难题──农民改造和农村社会改革的路径及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在此意义上，他的研究较早地突破了局限于源流、性质、意义等浅层的史学旧论题，将义和团研究引转到“认识传统社会转型、认识农民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认知的深层，力求从中获取理解当代“三农”论题的锁钥，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 以新视角谋求新建构

学术研究是永不停歇的求知攀岩，每一次进阶的努力都会获得登高纵览的新景观。稍加留意即不难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陈先生的近代史研究旨趣又有新的取向，其话语体系中更多地体现出“文明史”的视角。以《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刊发于《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为起始，相继密集地对华北农村物质文明、农民群体意识、天津近代化与近代文明建构、晚清教育改革与近代文明，以及城乡日常生活变迁与近代文明演进等论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一系列新意迭出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以文明史的视角统摄近代中国诸多的历史事件和史实，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洞察到历史演进的内核，从而在宏观的理论系统中获得更为本质的历史认知。这一具有学理启示的研究视野，更鲜活地蕴含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杜维明、陈振江教授对谈录》（原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3期，《发微集》第17页）中。

1999年下半年，陈振江教授应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邀请，到哈佛燕京学社作高级访问学者，与杜先生合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问题。双方围绕这一论题，畅所欲言，新意迭出。

陈振江著《简明中国近代史》

聚焦于儒学和中国文化、近代文明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论题，两大学者各抒新见，在对话和论辩中呈现着启人心智的历史识见：如乾嘉学术把中国传统文化推上了中世纪文化的峰巅，为中国近代文化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成为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不可忽缺的契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经世致用型”“中体西用文化型”“融会中西的新学文化型”“科学的五四新文化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走向了近代文明的建构。“水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以文明史的视野探究历史，并以四个阶段的文化演进类型统观近代中国历史，体现着陈先生史学研究走向了更高的境界。

陈振江先生志存高远，即使退休也仍有“九天揽月之概”，期以更为宏阔的文明史视野建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新体系。然而，天道不公！2013年间陈先生竟以脑出血后遗症病卧不起，以至于今年11月3日仙逝西去。其史学研究的新建构亦只可“见其微”而未能“知其著”。惜乎！痛哉！！

谨以此联挽祭陈先生：

论学始于经世归宗文明转型之究探，《发微集》昭示后人；

行事立于大局聚凝津城学术之精英，“史学会”继往开来。

（作者王先明，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教材委历史学科专家委员。曾师从陈振江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代表作有《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权威历史学杂志发表论文180余篇。）

（刊于11月25日《天津日报·满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