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德弟）5月8日，恩师刘泽华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悲痛不已，食不甘味，浮想联翩，我登堂就教、入室受业于先生之往事，涌上心头，一幕幕重又出现。

1978年9月，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先生在史学界名望与日俱增，每发宏文，犹如炸弹，引爆学界，常引争鸣，我这个青年学子，远远望着先生，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大学二、三年级时，我连着选了先生两门课，一门“秦汉史”，一门“先秦政治思想史”，那时，我尚不懂如何研究历史，只觉得先生的课很有特点，不照本宣科，讲到先生认为可以“多讲几句”之处时，比如对秦始皇的暴政、汉高祖的粗鄙、帝王下“罪己诏”的真实思想、儒家的虚伪、法家的冷峻，等等，议论一番，鞭辟入里，评论深刻，有思想，有见解，给人启发，让人思考，我和大家都很有收获。

当时，我正在犹豫研究哪段历史和主攻什么科目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目标，想听听先生高见，于是跑到先生家里求教，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坐下，耐心对我说，研究哪段历史、在何种科目上用功，只要有决心、持之以恒，都能取得成就。我又问，秦汉史自古至今，有那么多人研究，写了如此多的著作和论文，还有研究空间吗？先生说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变化，即对历史再认识，这就是史学魅力所在。那天，先生对我讲了许多，讲了史料的重要性，讲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思路和方法等等，很有长者风范，最后，我表示愿意和先生学习秦汉史，先生很高兴，就让我当了他的课代表，从此以后，我和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

自从我当了先生的课代表，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到先生家里汇报读书、学习情况，请教平日记下的疑惑问题，先生每次都微笑着耐心聆听，先让我谈观点，然后他再掰开揉碎地释疑解惑，先生的循循指导，令我感到很温馨，学业长进很快，我的学年论文《西汉州刺史研究》是在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从选题、检索史料，到拟写大纲、遣词用句、组段成文，先生一直给予耐心指导，经过这次亲自实践，自己在撰写论文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先生很愿意和年轻人接触，名望虽隆，但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呼我们为“学术小朋友”。一天，我与先生讲，有几位同学希望先生做一次课下辅导，先生很痛快就答应了，让我安排时间、场地，然后通知他，几天之后，先生就准备妥当了。记得是在1980年深秋一个晚饭后，天已有寒意，我们在主楼一间教室里，静候先生，先生到来，大家围坐其身旁，先生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笔记簿，看了看，然后宏观、微观、史学理论、具体个案，讲了一番话，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干货，我们似懂非懂。之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轮番向先生“发难”，多为当时热点问题，例如，问先生如何看待“影射史学”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究竟有无规律，是什么力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您怎么“想”出来的“在中国，王权支配社会”，文献记载是否真实等等。我感觉，先生把古代社会都装入脑子里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他一直上下求索，横向比较，他即是史学家又是哲人，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学问博洽，似乎对这问题都曾思考过，不加思索或从哲学角度解答，或从史学上释疑，或从现实中解惑，一一仔细回答我们的问题，师生之间，畅所欲言，妙趣横生。结束时，我和大家都受益良多，有个同学说，今晚辅导比上一学期的课还有收获。  

先生潜心究学，用功勤苦，抄写几万张史料卡片，是其立论的坚实基础，所以才有鸿篇巨著不断面世，才有“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学派”之称。曾有一时，先生积劳成疾，心率过缓，经常服药，但依然坚持为我们授课，同学们感激之余，劝先生多加休息，先生说，一给你们上课，我的病就好了。有时，先生实在上不了课，就通知我，我再转告大家。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先生每有新著出版，便赠与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获得副高职称，迫于时势，准备报考先生的博士生，先生闻知后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和我的博士们一起听课，我感动不已。先生为了便于查书助讲，有时在家授课，我们挤坐一起，很方便交流切磋，先生先讲一个专题，之后，我和七、八位博士围绕先生所讲专题进行讨论，先生不时插话，或点评某生观点，或询问某生主张之史料依据，潜移默化中，我们便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翌年，我考上了先生的博士，先生很高兴，为我设计了长远研究计划。天有不测风云，一学期下来后，我突患美尼尔综合症，并频繁发作，痛苦不堪，迫不得已，只得中断学习。先生知道后，安慰我，鼓励我，告诉我病愈后，随时可以找他切磋学术，闻听此言，我眼睛湿润了。

先生大度谦虚，人品好，人缘好，有气节，有风骨，一生追求真理，践行着为《中国研究生》杂志的寄语：学术思维要有“四独”精神：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独立见解。他对古代犬儒嗤之以鼻，对今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是不屑，他在自己的著作介绍自己之处，一定写上他的系主任是真正民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