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感谢新忠院长盛情邀请，我也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参加南开史学百年庆典。刚才南开历史学院黄家友书记介绍说，由我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作为兄弟高校的代表发言，我非常惶恐，因为兄弟院校太多，此次兄弟院校的院长、系主任也来了很多。我个人虽然不能作为兄弟高校的代表，但北大和南开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说北大史学和南开史学是兄弟是一点不夸大的，不仅是兄弟，而且关系非同一般，是亲兄弟，不是表兄弟，也不是堂兄弟。现在我代表北大历史学系给南开史学的百年大寿致以热烈的庆祝。

一百年来，至少有三个时期，北大史学和南开史学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第一个时期是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办学，三个学校的历史学共同培养人才，教学上完全合一。当然，这个时期北大、南开和清华在人事和行政上还是各自独立的，人才的招揽也是各自进行。但这个时期三校的史学名家汇聚一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和机遇，三校都发挥了各自的优长。北大史学的优势在中国古代史，清华史学的优势在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南开则在西洋史领域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说这个时期，三校互相取长补短，而且兼容并包，较之五四时期的兼容并包还要更进一步，因为不仅仅是新旧并包，同时也是中西并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例。

第二个时期应该是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到文革前。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入了北大历史系。与此同时，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和清华历史系的系主任叶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来到了南开大学。可以说在这一次的院系调整中，北大和南开的历史学是最大的赢家。尽管过去对院系调整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是站在历史系的角度来说，站在北大历史系和南开历史系的角度来说，这一次院系调整确实对两个大学的历史学有着巨大贡献。

这一次的院系调整以后最值得一说的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从事教育有六十多年，他前三十年在北大，后三十年在南开，郑先生前后三十年的一个巨大贡献是将北大的史学和南开的史学贯通起来。所以，南开和北大两个学校的历史学学脉相通、学风相似、血统相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在中国的史学史上重写的一笔。我看了南开历史学院的官网是这样评价的，郑天挺先生主持南开历史学系的教学科研近三十年，奠定了南开史学重镇的基础，他把北大的优良史学传统带到了南开，倡导求真、求新、求变的学风，是继梁启超、蒋廷黻之后的另一位南开史学的宗师，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北大和南开的历史学在师资和学术的交流方面十分的密切，昨天我请我的学生马思宇，他现在南开历史学院当老师，我请他提供了一个数据，他说，在南开历史学院的教师里面，北大毕业的有十六位，这个数字真的是值得我们欣慰。我没想到我们北大能够有十六位老师在南开历史系工作，其中著名的像王利华教授，张思教授，还有付成双教授，以及刚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调过来的俞金尧教授。同样，南开也为我们北大输送来了一批人才，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比如说曾担任南开历史系系主任的朱凤瀚教授，朱凤瀚教授于2005年调入北大历史系，是北大的博雅讲席教授。前年，朱凤瀚教授还主持在北大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所，未来北大的出土文献研究在朱凤瀚老师团队的领导之下，一定会取得非常可观的成就。除此之外，北大的美国史学科也跟南开密不可分，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都为北大的美国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我们引进的青年学者也有多位是来自南开，包括中国古代史的苗润博，中国近代史的张海荣，还有世界史的徐天，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南开史学百年的历程也是中国新史学的百年历程，南开史学的百年庆典也是中国新史学的百年庆典，南开史学是中国百年史学的先锋和典范，我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学界的共识。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经受了战争的磨难，也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受到了政治的冲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又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不过我想，尽管我们经历了一百年的曲折的历程，但是总体上来讲，近四十年来，南开史学就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昨天下午全国的历史学院长和系主任在一起举办了一个论坛，大家在讨论历史学现状和未来的时候，既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也深切感受到历史学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的挑战。中国这一百年有一个三十年一周期的现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战争与革命的三十年，第二个三十年是继续革命的三十年，第三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每个三十年我们历史学都有不同的遭遇，最近十年我们进入到新时代，新时代会不会同样呈现三十年的周期现象？我没有办法的预判新时代的历史学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历史学一定会有新面貌，新气象！

祝南开大学历史学在未来的一百年更上一层楼，也祝愿我们的中国历史学在未来的一百年更加辉煌！

谢谢！

王奇生

202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