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上午，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95讲暨中国社会史中心系列讲座，在历史学院353室举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冬阳教授以“帝制中国的经济模式”为题，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讲座由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主持，学院张叶副教授，世纪文景出版社何晓涛副总编辑、项玮编辑以及校内外同学30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罗教授回顾了与南开师友的渊源，表达了此次来到南开园的喜悦之情。随后，罗教授梳理了关于帝制中国经济模式的学术史。首先是“阶级对立与土地兼并范式”，这一范式认为古代王朝主要通过战争或农民起义建立，初期皆为小农经济，经过土地买卖、交易，土地兼并加剧，阶级分化，流民运动兴起，社会动荡导致王朝覆灭，而新王朝建立后，继续重复上述过程。但问题在于，土地兼并并非仅通过买卖实现，而是与政治特权相关，农民常因逃避赋役而主动放弃土地。因此罗教授认为，土地抛荒才是和流民呈正相关的主要因素，帝制时期的流民运动基本可以归咎于政府治理失败，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应是“特权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其次是金观涛提出的“超稳定结构范式”，认为中国古代以地主经济为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为上层建筑、儒家正统为意识形态，整体是一个封闭系统。罗教授认为这一范式虽然存在简单性、机械性和暂时性的不足，但总体上仍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先行研究基础上，罗教授提出“耕战”与“轻重”模式，对帝制中国经济进行了贯通性的再阐释。他指出，耕战模式的母型是井田制。秦代经济属于耕战模式，秦国起步较迟，人口密度低，具有后发优势，加之不断扩张，人均耕地面积大，农业总产量高，耕与战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国家得以迅速发展。而战时体制具有不可持续性，秦统一后军事扩张停止，社会内部矛盾便急剧增长，王朝随之崩溃。汉武帝时期可视为原型轻重模式。汉初本实行“无为而治”，但随着地方离心力的扩大，汉武帝致力于收拢权力，借攻打匈奴之机，以爱国主义为旗号推行工商业国营，逐渐形成了“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国有市场经济。汉代经过黄巾起义等动乱后，人口大幅下降，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因而魏晋时期，土地政策皆极力控制人口，王朝推行均田制，并与租庸调制相配合，形成了新型耕战模式。罗教授认为，均田制实质上是汉代授田制之翻版。唐代安史之乱后，政府行政能力大大削弱，为重新掌控局势，官方与商人合作，推动了经济转型，国家经济模式走向轻重模式的一种变形。唐宋型轻重模式是国有与垄断授权市场经济的混合体，这也正是“唐宋变革”经济方面的最主要表现。

明初，受北族王朝强化直接的人身与土地控制、色目商人和交钞的掠夺性等因素影响，加之东西商贸萎缩，国家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不应求；思想上，统治者“明刑弼教”，渴望“复中华先王之旧”，明修《元史》否定元末六位理财之臣，将其全部列入“奸臣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呈现出“转向内在”之势，形成了“洪武型耕战模式”。具体表现为验丁授田、配户当差、构建“三民”社会、实行“实物-劳役”财政、推行“威权货币”等。然而，不少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税负担而选择逋逃，宝钞贬值后国家商税、杂税收入大量流失，使得洪武型耕战模式遭遇严重危机。随着国家信用的定向资本化、银钱二元制的自然演化、赋役折银与减税政策的推行、清代摊丁入亩的实施以及对河工与漕运的重视，帝制经济逐渐向轻重模式回调并臻于极盛，形成以垄断授权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明清型轻重模式。不过，由于产权附庸于政治特权，科举制与创新供给的孱弱，皇商、盐商、十三行商人相继破产，中国本土资本集体溃败等多重原因，该经济模式也最终走向衰落。

通过以上纵向时间脉络的全面梳理，罗教授指出，帝制中国的经济模式可归纳为货币自由供给的“善因模式”和货币国家垄断或部分垄断的“争利模式”，后者又可划分为本质是命令经济的“耕战模式”与本质是政府主导混合经济的“轻重模式”两类。透过帝制中国经济模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在历史进程中，相似的情况往往反复出现，而人是有思想的主体，具有强烈的以史为鉴意识，因此，历史学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学问。

最后，罗教授针对师生们提到的唐宋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