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6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研究员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76），在历史学院天挺阁（127室）做了题为“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样态”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主持，院党委书记赵桂敏，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乔治忠以及李金铮、赵学功、孙卫国、徐思伟、朱洪斌、王美平、王薇等老师及30余名同学参加了报告会。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李红岩研究员的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分析。他指出，学术研究具有时代性，时代性体现为阶段性，而阶段性是历史以及学术史的基本特点，阶段性体现为形态化或样态化。随后，李教授分别介绍了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时代性、阶段性与形态化，并概括出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中国思想的主线，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是在上述历史框架内形成的。”

在讲座中，李红岩研究员首先引用了前人对历史的三个比喻：历史是一条长河，有主流，有支系；历史是一棵大树，有主干，有枝叶；历史是一个人体，有骨骼，有血肉。相应地，他概括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历史长河的支系空前发达；历史之树的枝叶空前茂盛；历史身体的血肉空前丰满。他指出，历史的主流是基本规律，主干是主体结构，骨骼是框架系统，这些是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构成，1949-1977年30年间的史学研究特点，就在于揭示主流、亮出主干和呈现骨骼，是探讨历史理论的问题，即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史学研究特点，是“支系发达、枝繁叶茂、血肉丰满的史学样态，其直接的驱动力，在于对历史内容的不断填充”，关注的则是史学理论问题。史学繁荣，成就斐然。不过，这种填充式研究也带来了四个问题：理论思维薄弱化、文本呈现玄学化、研究过程形式化、研究对象碎片化。李红岩研究员强调，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哲学与学术思潮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分析哲学不断分化，逐渐出现了‘诗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经多学科的传导，对当代中国学术、四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层次影响。进而对西方自尼采以来，经年鉴学派与海德格尔等发展，直至福柯、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等西方史家对这种史学的“诗学转向”，进行了剖析。

为了解决西方史学研究“诗学转向”的消极影响，李红岩研究员提出了“树立历史学的公共阐释观念”的倡议。这个观念是中国学者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它认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公共阐释具有六个特征。第一，是理性阐释，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第二，是澄明性阐释，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阐释；第三，是公度性阐释，即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第四，是建构性阐释，即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第五，是超越性阐释，即超越于个体阐释；第六，是反思性阐释，即在与文本的对话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

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郭玉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