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下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合作举办的“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振红教授召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单位的5名发言人和10名评议人以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韩国庆北大学尹在硕教授进行点评和交流。

第一场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老师主持，杨振红老师简单致辞，对参与本次会议的老师和学生表示感谢，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天然老师，题目为《周秦古书通例续貂——以<说苑>为例》。王老师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对读，择取这一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丽老师评议认为，王文层层递进，将宏观考察与细节探微紧密结合，其所论的校读通法颇有新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博老师则认为，王文打通文字与文本关系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并结合自身参与海昏侯汉墓简牍整理工作的经历，从考古学角度对古书文本与其所处情境的关系进行了补充分析。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老师，题目为《始皇、二世的政治分期与政治转向——以商鞅“农战”体制的演进为线索》。孙老师认为商鞅建立的政治军事体制与秦人的政治社会结构有紧密关系，这种关系的演进需要分阶段动态考察。其文章以商鞅“农战”体制为线索，将秦商鞅变法至秦二世的历史进行分期，认为“农战”体制在与秦政的互动下呈现波动态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评议人党超老师认为，孙文以秦的政治转型为重点进行了细致探索，是一篇思考成熟的文章。但在论述上，较为侧重商鞅与惠文王时期，与标题所言有些许出入。吕不韦被废到秦朝统一的时间段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单印飞老师认为孙文对理解商鞅变法到秦朝统一之间的百年历史有一定帮助，并就统一后“农战”体制的消亡与否以及与二十等军功爵制的关系提出了疑问。

第三位发言人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老师，题目为《史料所见北朝乐浪王氏》。王老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墓志材料为代表的乐浪王氏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力图勾勒出中古时期乐浪王氏家族的大体发展脉络，重新绘制乐浪王氏的谱系，并提出隋唐时期乐浪王氏的去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戴卫红老师评议认为，王文所涉问题比较复杂，在时间、空间上跨度相当大，显示出作者的学术视野和勇气。但是在行文中需要补充部分史料，并以山西大同和北京大兴出土的相关墓志材料为例进行了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吕方老师则就乐浪王氏家族的衰落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转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第二场会议由戴卫红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石洋老师，报告题目为《秦王朝的“亡人”对策与实效——一个律令、捕告吏民、“亡人”多方角力的舞台》。石老师指出秦朝法律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捕亡法，但现实中却存在大量成功逃亡的案例，理解该矛盾应当重视人的能动性，由单纯制度研究走向人的研究。他认为在报告逃亡、县内追捕、移文通缉和他县道搜求等四个程序中，捕亡的执行效力递减，执行力因人而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欣老师评议认为，石文精细地梳理了捕亡的整个程序，展现了秦代捕亡的诸多细节，但对亡人的种类、一些史料的理解等还需做更细致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王安宇老师认为，石文着眼于“活的制度史”，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司法情境，但应当注意《奏谳书》等案例中所见官吏的自主选择、“诈伪”等情况。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马楠老师，题目为《魏晋南北朝书目丛考》。马老师以《隋书·经籍志》为中心，从文献学、官制、历史地理等角度对《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晋秘阁四部目录与徐广校书等七个问题进行精细考证，提出新见。评议人夏炎老师认为，马文总体考证精细，行文严谨，但有些地方应补充学术史，对隋改给事郎的情况应加以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彬认为，马文虽属札记，但有其内在的逻辑，注重历史语境的分析，釐清了诸多概念，并结合目录学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发言与评议结束后，尹在硕先生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点评。尹先生认为年轻学者间进行热烈的批评与讨论，非常有助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本次会议很好地呈现出了这种良性的状态。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邬文玲老师进行了总结发言。她认为本次会议的发言与评议有深度，发言人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体现出了宏观的学术视野。今后社科院与南开大学应当继续加强合作，以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共同推动双方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