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18:30，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以“出土碑志与唐代宦官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主持，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先生、南开大学王力平教授、南开大学王安泰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张玉兴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张葳副教授出席。

    杜老师认为，受宋以来旧史家的影响，加以研究材料和理论的匮乏，传统的唐代宦官研究成果虽多，但视野狭窄。学者多集中于宦官专权与南衙北司之争的探讨，不似海外（尤指日本）学者视野为宽。大陆学界对宦官研究的路径和取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方有较大变化。

    唐代宦官研究可资利用的材料涵盖基本史籍、碑志资料、敦煌文书、笔记小说、佛道文献和考古资料等多种类型，其中碑志特为重要。据杜老师统计，目前已知唐代宦官（包括其夫人）墓志近300方，功德铭、造像、经幢、地券、衣物帐碑等题名与宦官有涉者亦达70余方，另有新出土宦官墓志约60方，部分尚未刊布。这些碑志在宦官研究中的价值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宦官家族研究。中国宦官收养子女的现象出现较早，而宦官家族的大量涌现则始于唐代。其目的一是为传宗接代，继承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二是借此形成宦官世族，成为壮大政治势力、专权擅政的工具。杜老师将唐代宦官分为上、中、下三种类型，并重点以高力士、杨士廉等宦官家族为例做了详细说明。由于唐代不限制宦官娶妻养子的规模，凡有一定财力的宦官均积极收养子女，宦官家族也成为唐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点。

宦官阶层婚姻研究。从碑志甚为详细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不同阶层宦官的通婚对象亦有分化。上层宦官多与官僚家庭通婚，高层宦官间常相互通婚，而中下层宦官因经济能力有限、政治地位不高，往往只能选择与平民阶层通婚。在宦官婚姻中，中上层宦官妻亡再娶十分常见，重视门第、相貌、年龄、德行，宦官其子亦有外命妇之邑号，甚至有死后追赠邑号的现象。将至唐末，由于政治局势变化与社会动荡不安，宦官收养子女人数也急剧膨胀。

内诸司使研究。唐代宦官专权往往出于内诸司使（即日本学者所称之“诸职制”）系统而非内侍系统。目前已被研究的内诸司使约有数十个，杜老师进而提示诸如丰德库使、口味库使等尚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宦官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唐代允许宦官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枢密使、翰林学士使等职务更需要宦官有可堪胜任的文化素质。宦官获得文化的途径有三：一是入宫前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如“良胄子弟”及诸道进献；二是入宫后的教育，由宫内专掌教授宦官的“阉儿博士”负责；三是某种特殊技艺的习得，如乐器、舞蹈、书画、天文、百戏等。除此而外，唐代宦官在思想观念上还表现出忠孝、恭顺、荐贤任贤、积极参政和强烈自卑等特点。

讲座最后，杜老师提示深化唐代宦官研究，尚可从籍贯分布、住宅与坟茔分布等各种问题着手，并热情回答了在座师生的积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