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南开·医史”高端对话会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召开，共有来自两岸三地40余名具有史学和医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主题为“从历史看未来：中医的过去、现在与可能”，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主持，分上下半场。与会学者围绕中医的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等诸多开放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上半场由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翁乃群（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两位人文学者做引言人，梁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系）、郑洪（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张效霞（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和张树剑（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等3位中医学者参与对谈。

梁其姿认为探讨中医知识的演进应从两个方向思考其进展空间，其一，人文学者和医学学者通过搭建平台展开对话，打破医史内外的区隔，探索中医的历史变化；其二，审视医学与政治的关系，考察古代社会不同政治体系、政治思想、政治架构下的医学发展。在此基础上，以物质性、实践性等可操作性的题目为核心，将医学此一抽象知识变得具体形象，便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以不同角度从历史脉络中厘清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形成演变，更好的认识现代“中医”的实质。

翁乃群从时空、性别等人类学角度对中医知识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城乡区隔、时代语境、社会性别等因素在中医知识的积累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中医知识的社会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中医知识的演进推动或阻碍情形又是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中医、更准确的解读中医。

针对以上话题，梁嵘以舌诊为例，对中医知识的形成演变做了具象阐释。舌诊知识始终处于不断的建构与普及过程之中，同时舌诊专书的流传与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案例既表现出中医知识中实践与理论的转化与形塑，也展现出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平行发展与交集汇通。此外，随着现代人身体观的转变，病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迫使传统中医向现代转变。深入探究上述问题不仅可以启发我们对现代“中医”演进过程的思考，对当下医患关系也大有启益。

郑洪从专业医生的角度谈及中医知识的形成与变化。他认为，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中医本身具有多元的特质，通过经典研读、拜师习医等多种途径均可获取中医知识。回到历史情境之中，不固定的教学模式与缺乏客观标准的评价体系、医学知识的逐渐理论化与不断建构改写的过程都会影响中医知识的存续。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中医知识被不断的“包装”，理论解读多出现言不尽意的情况，由此引发中医知识内涵如何形成的思考，推动我们对中医知识的形成与演变历史进行上溯，以待更深入的发掘。

张效霞对医学与政治、医学与地域等问题进行了回应。一方面，医生群体始终同政治保有密切联系，自古以来“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思想就为中医医者所恪守。另一方面，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人文环境所塑造的地域范围内，地方医学也有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存续空间。中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而且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对演化轨迹的钩沉显然对理解现代“中医”不可或缺。

张树剑认为，中医知识的建构并不是一个延续的线性上升的发展过程，很多因素对中医知识、中医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逆流”的现象。我们过去更多关注体制与治疗等外围方式，却往往忽略了内部的中医知识体系的形成。此外，宋元以来儒医形成的过程展现了医生对自身地位的尝试提升以及医学入门门槛的自我提高，使医学在观感上成为了精英的专享。以中医针灸为例，此项技艺不仅承载着具体而微妙的知识谱系，同时该谱系又与正统的精英知识相互渗透，甚至在某些方面不间断地、有意无意地突破正统知识框架。所以，探讨中医器具的演变与更新，思考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均是有意义的课题。

下半场由医史学者郑金生（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引言，人文学者雷祥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与谈。

郑金生在引言中特别关注理论医学与民间医学之间的关系。他从自身经历入手，谈到了中西方对于中医均存在误解的一面。青蒿素的发明应该让所有的中医学者反思，理论中医对民间医学的排斥和接纳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当下所做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知识精英留下的经典医书，但同时民间广泛流传着为自疗而收集的验方却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顽强萌发的民间中医也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其背后不仅反映了中医各科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还凸显了疗效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雷祥麟认为当下中医反思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医缘何可以存续至今，对此问题的思考更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医”的形成与演进。面对西方医学的强势席卷，中医及世界各地的医学都在努力回应这项挑战。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观察到现代“中医”的自身特点与当下制度的关联之处。近代以来，在复杂历史背景中以及国人对待现代化和传统矛盾纠结的心态作用下，中医已经逐渐从现代性的对立面转变成中国探索自身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但即便如此，现代“中医”仍然需要我们探索其复杂性与多样性。

陈明从全球史的视野中对现代“中医”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的关照。一方面要注意运用“比较”思维，比较现代“中医”与其他学科的发展过程，比较少数民族医学的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比较中医同世界各地医学的互动与联系。另一方面要关注“内外”之关系，探讨外来医学文化对中医理论和知识的冲击、补正、完善，观察中医文化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做的因应与改变，此项探索均有益于思考现代“中医”的生存与革新。

最后，余新忠对本次对话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民间医学在历史上的概念和现在是不同的，况且病人和社会对医学都有直接的形塑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历史的语境中理解相关概念。同时也应该打破本质化的认识，思考一些潜在清晰的概念是否有模糊之处，是否有继续探讨的可能，这是我们之后寻求突破的重点，也是本次对话会举办的目的所在。

会议历时近3个小时，席间不时出现互相讨论与争相回应的热烈场面。“南开·医史”高端对话会的成功举办，对推动中医知识史的研究，思考现代“中医”的形成之路具有深远且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的举办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希望以后能更多召开此类会议，搭建跨学科沟通平台，促进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