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4日，汪荣祖教授、徐泓教授应邀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在历史学院分别作了题为“读史六十年”与“研究明清史的学与思”的两场学术演讲。讲座由何孝荣教授主持。

首先，汪荣祖教授以“读史六十年”为题，与大家分享了他六十年来的治史经验。汪教授回忆了他于台大历史系跟从徐子明先生学习西洋中古史与国史选读课程的经历，指出“治史终必以文字为要”，“治史者不可不博，而又须由博返约，事实固不可不明，而尤贵提纲挈领”。接着，汪教授分享了他留美时于俄勒冈大学师从Dr.Paul S.Holbo教授学习美国外交史，以及于华盛顿大学师从萧公权先生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经历，并介绍了萧先生归纳出的中国政治思想的三个特点，即：“1.重实际而不尚玄理；2.多因袭少创造；3.二千年之间君统无改，社会少变。”此外，汪先生还阐述了自己对“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理解，指出过去发生的事并不等于历史，严格地讲，历史应该是过去发生并记录下来的事情。

随后，汪教授回忆了他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执教的经历，述及了自己因任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教授的研究助理而对历史传记产生兴趣，在介绍《近代中国与新世纪：康有为思想研究》、《追寻富国强兵：严复与西方》、《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变》等英美汉学界写的传记作品的同时，论及了中国的史传传统，指出以《史记》为代表，纪传体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题，人创造历史，人对历史负责，故历史的本质是人文的。这一传统绵延了两千年，直至现代。接下来，汪教授介绍了自己用中文写作的几部传记类著作，包括《史家陈寅恪传》、《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康有为》、《蒋介石评传》等，并对自己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在论及陈寅恪先生时，汪教授认为陈先生兼通中西，为集中国考证学之大成者。

最后，汪先生谈到了他于中美建交后，作为学术交流学者返回祖国的经历，并分享了他与周谷城、朱维铮、姜义华、潘景郑、顾廷龙、周一良等著名学者交往的往事。此外，汪教授在忆及与钱钟书先生的交往时，特别强调了钱先生指出的文章要旨，认为文章不在抒情，而在于能感动读者之情的文章效用，不在题材与文体，而在乎精神命脉，在注意修辞之精与立言之诚的同时，应避免浮浅、不伦不类的互比。讲座期间，汪教授声情并茂地吟诵了他所创作的诗歌，赢得了在场老师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简短的休息过后，徐泓教授接下来作了题为“研究明清史的学与思”的演讲，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以及台湾近六十年以来的历史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首先，徐教授分享了自己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时期的经历，回忆了自己在当时思想管控与欧美学说风行的背景下，完成明清盐业史的学位论文的往事。当时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陆来的史学家为主，名师云集。接着，徐先生介绍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历史学的学术概况，指出当时台湾学界较注重经济史、政治史、史学史等方向的研究，设有博士课程的大学较少，社会上流行前往美国与日本留学的风潮。

进入七十年代后，随着当时台湾经济起飞，政府的审查管制开始松散，学术走向开放，日本与大陆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历史系的课堂。历史学在高等教育中亦受到重视，各个大学纷纷设立历史学系与硕士班。当时受到美国学界的影响，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开始蓬勃发展。此时的徐先生开始关注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明代家庭、婚姻、人口、移民史、城市史等方面的研究。

九十年代后，台湾方面开始解除戒严，学界不再受到束缚，学术研究方向基本上与欧美学术合流。这一时期，徐先生主要做了《明史纪事本末》校证、译注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等工作，并延续了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方法，利用新面世的“进士登科录”史料做统计分析，重估了明代向上社会流动率，再次证实了所谓明朝“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的传统说法。

最后，徐先生阐述了历史学研究在新时代的挑战——学术传统的断裂，并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指出“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不能偏废。现代的学者应该具有两套本领，一方面要能写论文，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行情，与他们接轨，并驾齐驱；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学习古人从历史中获得的经世致用的经验，并能将心得用于实务与日常生活中，做到增长智慧，活学活用，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崛起。

讲座最后，何孝荣教授进行总结，表达了对两位教授分享自己宝贵的治学经历与经验的感谢，鼓励大家就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写好的文章等问题继续向两位先生请教学习。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