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8日，《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于南开大学举行。这部九卷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成果，由著名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担任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连红教授，以及钱乘旦教授出席发布会并为新书发布揭幕。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蕾教授主持了揭幕仪式。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编辑团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相关代表，各界媒体代表以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师生代表也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丛书发布。

陈军副校长和张连红副校长先后为本次新书发布会致辞。陈校长指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的相关经验能为我国完成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敏锐的洞见和锲而不舍的职业精神，精心策划和打造了这套精品力作，可谓慧眼识珠。张校长也指出，这套丛书团队强大，选题优秀。他相信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与国内局势下，这套丛书必定会发挥重大的现实意义。两位校长最后都预祝本次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

随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书记张鹏主持了各界学者对本套丛书的评鉴活动。首先，徐蕾总编辑介绍了本套丛书出版方面的内容。其次，丛书主编钱乘旦教授就丛书整体情况做简要概述。再次，各分册作者简要介绍了各自作品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最后，各与会专家点评了本套丛书。

总编辑徐蕾表示，本套丛书得到了钱乘旦教授等专家的大力支持，2017年被列入了十三五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8年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出版资助项目。她介绍说，在丛书的校勘和刊行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做到了尽心尽力，精益求精，力求打造精品。她指出，本项目是开放式的，这套丛书仅是第一套，未来将会有更丰富的主题增添进来。

钱乘旦教授介绍，这套丛书得以刊行既有赖于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的鼓励和鞭策，也有赖于南京师范出版社各位同仁的不懈努力，更离不开丛书各位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勤劳耕耘。他指出，《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是英国史研究领域的又一成果，通过这项研究，希望能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方面的各种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寻找一些对中国现代化有益的启迪。他认为，现代化是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既要建设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也要建设现代社会。当今我们对于英国的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认识都更加深入了，但在实践中我们对建设现代社会这一方面有所忽视。学界也存在着将研究基本集中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现象。但幸运的是，国家和社会也逐渐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在设定今后的发展目标上，更多的关注到了社会问题。环境、气候、资源、贫富差距、医疗卫生、保险、老龄化等问题也得到关注。因此，这套丛书既有明确的学术意义，又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对英国社会转型期间各侧面的研究，为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提供借鉴和教训。

钱教授具体介绍了由他撰写的《工业革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他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曾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有多次反抗。但是，“在1850年宪章运动结束后，英国进入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长久以来为争取政治权利、要求议会改革的斗争，忽然随着宪章运动的结束而戛然而止，以后再也形不成高潮。”以往研究中，对英国工人阶级反抗的描述多集中在宪章运动之前，并将此后的消弭或归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或归结于经济的繁荣平息了工人的不满，或归结于工人贵族的出现。钱教授反问，难道在宪章运动之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就真的趋于消弭了吗？在对一手史料的详细研究后，他否认了这种看法，钱教授指出，宪章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主导成分发生变化的分水岭，即由手工工人主导转变为现代工业工人主导。而在这一转变中，工人抗争并未中断，而是转换了抗争的方式。由此得出结论：工业革命消灭了手工工人，手工工人是工人激进主义的基础。“1850年以后逐步消失的是工人激进主义，而不是工人运动；1850年出现的是一次‘断裂’，而不是‘中断’；1850年开始的‘衡平时期’不意味着工人运动的停顿，而意味着新旧两个主流的交替。”由此，本书系统研究了转型期英国工人阶级的主体转变与构成状况、经济社会地位的变迁、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政治活动等，分析了其性质与特点，填补了我国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政治活动这一问题的研究空白。

南京大学刘金源教授介绍了《近代英国劳资冲突与化解》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他指出，传统革命史观无法有效解释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劳资关系逐渐趋于缓和的历史经验，而本书所研究就是英国的劳资冲突化解机制。他认为，“近代以来，英国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经历了从前工业时代的家长制控制，到工业化高潮时期的调节与仲裁制，再到工业化完成后的集体谈判制的阶段性演变。”在前工业化时代（1485-1760），深受家长制保护主义影响的英国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法律，一方面强调劳工对雇主的忠诚，另一方面强调一种庇护关系。工人的工资大多由当地的治安法官和长官来制定。由此，英国政府维系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但工业化以来，政府采取了自由放任策略，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双方的冲突应该由双方解决。由此，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民间的调节与仲裁机制兴起。从186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至1914年期间，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英国政府逐渐参与到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构建中。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调解法和仲裁法构建起集体谈判机制。而随着英国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不断完善，英国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趋于减缓。由此，刘教授提出了三点认识：首先，“劳资冲突化解机制的形成是劳、资、政三方力量互动博弈的结果。”；其次，“鉴于劳资关系中资强劳弱的局面，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应注重通过立法手段，推动劳资关系的平等化，促成劳资间的谈判，最大限度地保障作为弱势方的劳工权益”；最后，“良性劳资关系的构建不仅取决于作为治标之策的常态冲突化解机制，而且有赖于作为治本之策的工厂立法；工厂立法的颁布及实施成为从根源上减少劳资冲突的重要途径，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因此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湖南师范大学傅新球教授介绍了《近代英国人口、婚姻与家庭》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傅教授发现史学界就英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家庭体系变化，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流观点认为英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但此后，学术界主流转而强调英国家庭体系的延续性，指出前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家庭体系就已具有了现代性因素。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傅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英国家庭的存在形式、家庭结构，乃至家庭内部的情感都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延续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英国的人口增长与英国的工业化发展相得益彰；（2）在家庭组织方式上，自16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的基本家庭形态就是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家庭中的个人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与直觉相反的是，到了随着工业化进程趋近完成，复合型的家庭反增多了；（3）在婚姻缔结方面，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感情因素就已经成为婚姻构成的重要条件了，爱情和物质因素成为婚姻共同的基础，当事人在择偶上有一定自由度。婚姻中的感情和合作关系日渐增强；（4）在夫妻关系上，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配在社会转型的前后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变化；（5）在亲子关系上，尽管抚养和养育孩童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孩童的关切和爱护等情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傅教授肯定家庭体系的延续性，但是她也承认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展，家庭中的某些要素确实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丧失了经济生产的功能，继而改变了家庭的生命周期和英国近代早期的人口模式。但这些变化仍旧是在旧有框架内的些许要素变化。既然英国家庭体系早就在前工业化时代就出现了现代化的因素，而且具有长期的延续性。那么现代化特性在英国社会的转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傅教授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陆伟芳教授介绍了《英国城镇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陆教授首先解释了城市化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往往被理解为大城市化，为此中国学者发明出另一个词，城镇化（townization）来作为对照。但陆教授认为如此划分并非十分必要，因为urbanization就是城镇化的意思，城镇化不仅仅包括大城市的发展，还包括大、中、小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本书主要内容按时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原工业化时期开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英国历史上的“大西北开发”。在原本落后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原工业化，工业革命后的城镇就在此区域迅速发展起来，奠定了现代英国城镇体系的基础；第二个阶段大约为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此时进入了城镇自由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自发的进程缺少规划与管理，因此在城市空间的扩展、城市的管理各方面问题频出；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到如今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比较有规划，无论是城市空间的扩展还是城市内部的更新，都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地进行，不过这一时期英国的城镇化进程较为波折，先后经历了城镇化负面问题频出的阶段、城镇化的分散阶段、产业“空心化”阶段和“再城镇化”阶段。关于英国城镇化转型的进程，陆教授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城镇化把全国大部分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其二，英国的城镇化具有全面性，形成了大中小城镇的城镇等级体系。其三，在英国城镇化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工业城镇、交通枢纽城镇、休闲城镇等多种类型，表明城镇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总之，英国的城镇化，绝不是大城市化，而是大中小城镇的自然序列，是集工业、商业、休闲等多样的城镇为一体，是乡村成为城镇居民向往的居住空间的城镇化。

南京大学施义慧副教授介绍了《工业革命与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施教授指出，英国虽然是最先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但却不是西方第一个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英国的普通儿童能享受由国家承办的初等教育的福利是1870年教育法通过之后的事情。尽管目前在国内呈现出众多研究英国初等教育史的成果，但大部分是研究教育体制的发展历程，且触及并不深。本书有两大创新之处，其一是将面向英国普通儿童的初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放在国家、社会与教会三个层面加以考察，使得英国初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呈现出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维度。其二是充分利用原始资料，对一些国内学术界忽视或研究并不明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对于“信仰条款”争议问题、导生制问题以及慈善学校的问题，国内学者研究的较为粗略，本书在充分研读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此外，本书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式地阐述英国普通儿童的教育历史发展历程，而是把儿童教育放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转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社会秩序的震荡、下层民众的贫困、犯罪与控制、道德与教化等问题以及儿童作为国家未来予以考量的问题等等，都交错在国家、教会与社会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态度与作为上。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南京邮电大学金燕教授介绍了《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本书选取从罗马不列颠时期到19世纪末这一较长时段，系统地阐述了英国邮政所经历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和两次明显的转型。中世纪时期，随着版图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国家机构逐步发展，为了维持王国统治机器的运转，出现了为国王和政府服务的信使。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是英国邮政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转折时期，都铎王朝设立了专门的邮政大臣，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邮政正式向公众开放，但更多倾向于将邮政作为增加王室收入的手段。18世纪，英国邮政从近代向现代过渡，在沿袭原轨道发展的同时做出了三方面改革：帕尔默的邮政马车制度改革、艾伦的交互邮政改革和便士邮政服务的继续扩大。19世纪，英国确立了现代邮政制度，其确立与罗兰·希尔的改革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国家专营、国家发行邮票作为交付邮资的凭证、基本资费采用均一邮资制度。此外，交通、电报、电话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大大推动了信息的传递速度。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建立起全国邮政网络系统。而大英帝国的扩张，又将英国的邮政制度扩展到殖民地，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邮政制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纵观英国邮政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为国王与政府服务的机构，变成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部门，金教授认为主要是基于政治变化、经济贸易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技术的进步与革新等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使英国邮政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岭南师范学院吴铁稳副教授介绍了《英国治安防控与警察发展》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18世纪以前，英国传统社会采取的是一种以社区自保为基础的治安制度，强调社会力量（个人）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主导作用，由地方社会精英（治安法官、警务员）领导，广大民众参与。但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英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治安问题，需要改良社会治安制度。此外，工业化与城市化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也推动警察职能向专业化方向发展。18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也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各个阶级之间矛盾激化，大规模骚乱不断，传统治安制度的缺陷暴露无疑，治安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英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改善：一种是对传统治安制度加以调整，另一种是建立专职治安力量，即法国式的职业警察，由中央集中控制。19世纪以来，英国通过四次立法，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现代警察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社会通过集体维护社会治安的制度，也不同于法国式的警察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治安制度，呈现出连续性、渐进性和原创性的特点。

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介绍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观点。他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建设与同时期的各项社会改革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内容上看，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风尚包括“辛勤工作、节俭、洁净、自立、自尊、节制、自律、诚实、守信等”中产阶级特有的价值观。工人阶级既被动的遵循，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工人阶级的主动性既来自于“改变社会地位”，也来自于“更好地争取与行使政治权利”。而上述种种的道德价值取向，在生活中表现为他们对“体面”生活的追求。体面的观念也与“绅士”观念融合，相互强化。从道德建设的参与方来看，姜教授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既包括王室和政府，也包括各类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建立的道德改善组织，更包括教会力量。在教会方面，福音派教会与卫理公会是道德改革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前者是中产阶级道德的主要载体，后者是工人阶级道德的主要载体。在实际生活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原则兼有社会性和私人性，其既是公共政策的指向目标，也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姜教授指出，这种公私双方的集合，很好地反映在当时英国政府的济贫政策中，“无论是人们对贫困的认识，还是在济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有着道德考虑的影响，都隐含着被许多人忽略的道德评判”。最后，姜教授总结到，尽管维多利亚时代在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着道德伪善等问题，但其塑造的价值和规范观念仍旧深深地影响着当代英国人的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郭家宏教授的《近代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一书探讨了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贫困问题的根源、当时社会观念的变化、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工人阶级的自助自救等内容。姜教授认为，19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长期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资本家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是19世纪英国贫富差距问题重要原因。扩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量工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及其糟糕。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往往将贫困认定为个人努力和道德的缺失。但19世纪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政府开始转变自身角色，在立法、济贫、公共教育、财税制度改革、城市美化运动、修建廉租房等方面发力，以图改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与此同时，民间的慈善传统与工人阶级自助自救的传统也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总的来看，19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但效力有限。郭教授也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的济贫和缓解贫富差距的措施为20世纪以来英国构建福利国家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郭教授总结到，“社会发展要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而不能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应该创造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而本研究正能为我国提供经验与教训。

在专家点评环节，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指出，这套丛书是新锐之作，其新意集中体现了丛书的定位与细节两个方面。在定位方面。丛书指导思想明确，选题正确且集中，有舍有得，而且“得”的面很高。其涉及了众多主题，很多还带有拓荒性质，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即便是那些已有研究的主题，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在细节方面。丛书的细节性很强，非常有助于对世界史的普及。侯教授对这套丛书还给出了建议。他认为有些题目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作者们可以继续追踪这些问题在当代的发展。同时，侯教授夸赞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本套丛书的编排、校核和装帧设计上做出的奉献。

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认为，这套书为国内的社会转型研究开启了先河，在批判借鉴域外研究的基础上，对英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历史解读，揭示了英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性。英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提供借鉴。他还高度评价了钱教授在书中对现代化理论的诠释，即“现代化必须有三个前后连接的历史进程：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建设现代社会”。他认为，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理论，对推动世界史学界话语体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

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认为，本套书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多个层次和多个方面，且丰富地体现了其中的细节。阎教授指出，他从本套丛书中能明显地感受到英国社会转型的如下特点，即早发性、任意性和自发性、持续进步性。他进一步指出，本套书对当下我国社会转型有许多启示性的作用，揭示了英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并实现了研究内容的转向，此外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的反思。阎教授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作者能就英国社会转型期间取得的进步有进一步总体性的阐述。

天津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指出，整套书有突出的特色，实现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并举。现实意义上，若干分册直面了英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劳资冲突、治安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等。学术性表现在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体现了许多创新性的东西。刘教授还指出，目前丛书涉及的9个方面还不完全能够展现英国社会转型的整体性，期待本套丛书保持开放性，能继续增添社会转型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南开大学韩琦教授强调了这套丛书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套丛书除了从宏观上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之外，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共立项了四个重大课题，包括英国社会转型、美国社会转型、日本社会转型和拉丁美洲社会转型，钱乘旦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率先出版，为其他三个项目树立了榜样，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将会给其他三个项目以重要的启迪。这批项目的完成必将会弥补我国世界史研究在社会转型研究方面的不足，有利于推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他还对钱乘旦教授深邃的学术远见和超强的组织能力给予高度赞扬，对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慧眼独具、敬业精神和精品意识表示十分钦佩。韩教授最后谈到，如果这套丛书能够有个总论分册，指出英国社会转型的思想来源、进程阶段、特点和模式就更加锦上添花了，因为虽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但现代化不等于英国现代化，现代化道路有多种，有一个总论部分，将会更便于进行比较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徐滨教授指出本套书的装帧设计杰出，选题新颖，对今后世界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南京大学宋立宏教授谈到，这套丛书使他有两点感悟：一是要坚持基础研究，二是要将世界史研究与中国语境连接起来。

点评环节之后，新闻媒体的记者还就图书创意和设计等问题向主编和作者进行了提问。会议最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蕾教授做总结发言。她表示，通过各位专家的深度解读，大家了解到了这套丛书所蕴含的深厚学术价值与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这个项目始于十三五规划期间，结束于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但这个项目是开放式的，相信随着十四五规划的推进，中国逐步进入社会和经济的全面转型阶段，这一项目还将会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桑紫瑞、姜玉妍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