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刘先生的学术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史学界时贤无论是拥护者抑或反对者，都不能不承认刘先生诸多的、成系统的学术观点之中，蕴含着深彻的思考和鲜明的个性。凡接触过刘先生的学人，无论来往多少、情缘亲疏，都会感受到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气场。我1978年入学南开历史系，直至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南开工作几十年，与刘先生的联系起始很晚，又断断续续，但一幕幕往事影像，时时在心中映现。刘先生仙逝之后，这种回忆愈加浓烈、越发觉得珍贵，并且值得与朋友们分享。

　　人格魅力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学业，我从刘泽华先生的课程、讲座、讲话中获益匪浅，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刘先生的气质、精神、学问及人格。但刘先生对我则一无所知，亦无印象，在近乎3年的期间，处于单向相识的状态。这不能归结为学术地位不同的间隔，因为同样是初读本科的一些同学，与刘先生已多有结识和沟通。

　　我上中学时偏科数理化，尤其不喜欢历史课程。但因为只读过初中，高中数理化毕竟未曾系统学习，在1978年的高考时报了文科，就此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虽然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不错，但自己心内深知历史知识多有缺欠，于是抓紧时间“恶补”，其他活动甚少参加。那些年，大学校园里是一片蓬勃、活跃的气象。不仅大多同学都在分秒必争地用功读书，而且教师也积极举办学术讲座，将课程中讲不到的知识和自己新的学术见解传给学生。这些讲座都是自愿的、无报酬的义务活动，然而许多教师乐此不疲，同学们更是积极参与，借听讲后的提问、讨论，既增长见识又能够接触名师。还有许多同学，独自一人或三两结伴，到教师家中拜访，当然访谈的主要内容还是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师生融洽，学风浓正，和谐活跃，成为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线。

　　刘泽华先生是举办学术讲座较多的教师之一，也是许多同学最爱访谈的教师，无论授课、讲座还是与人交谈，思想火花迸射，能够给人以莫大启发，对于当时多数初读历史学本科的同学，颇有振聋发聩、打开学术视野之效。同时，刘先生也格外欢迎同学的到访，喜欢与年轻学子畅谈，时常拜访刘先生的同学，在数量上也超乎一般。我本是积极聆听刘先生讲座、认真学习刘先生课程的学生，但本科阶段却从未拜访过刘先生，这是因为禀性不善于交往，也不愿意随便打扰任何一位先生的工作。虽然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思路，很合自己的兴趣，但经过斟酌，还是打算研习可不直接挂牵政治的隋唐史专业。于是，从选课程、听讲座以及从同学间议论中，我对刘泽华先生相当多的了解，但刘先生对我应当是毫无印象，甚或根本不知道南开历史系有个叫作乔治忠的学生。

　　学术研究

　　刘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研习产生显著影响，至迟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即1979年上半年。这一年3月底，刘先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史学工作规划会议，会议主旨是总结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和制定今后发展的方向及措施，会议提交的论文，颇有冲破以往治史模式之作，讨论历史研究的开新问题，更富于开拓性思考。刘先生于1979年5月9日和6月初两次做学术报告，不仅介绍会议的各种见解，更以独到的思考，热烈地鼓励同学们投入历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予以深切的开导。在1979年5月9日的讲座中，刘先生着重宣讲成都会议显示出的学术气象，介绍了王戎生、戴逸以及刘先生与王连升合写的文章。王戎生质疑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论点。戴逸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应将之片面化、绝对化，不应脱离生产、经济发展而突出阶级斗争；论述了革命运动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能低估改良的历史作用，更不该完全否定社会改良，对于“戊戌变法”要重新研究。刘先生与王连升的文章，则明确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不仅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可以直接对上层建筑发挥作用，有些上层建筑例如教育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起到决定作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不是平行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阶级，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会最终消灭阶级，因此，生产力对历史发展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

　　这些观点，与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大不相同，直接否定了曾被视为指导思想的权威论断，体现出一个新的史学思想潮流正在兴起。在相关文章尚未公开发表之时，刘先生即传达给南开学子，其精神震撼和启沃心智的效果之大，不言而喻。而在6月初接续的讲座中，介绍了成都会议讨论的中国史研究现状和薄弱环节，规划出今后研究与著述的努力方向，足可为有心投入史学事业的学人作为参考。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讲座中，刘先生着重论说了“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问题”，这里所谓“方法问题”不是如何做笔记、做卡片之类的技能，而是根本的治学方向、治学理路。40年之后再来阅看当年记录的听讲笔记，仍然感觉是字字珠玑，对史学界青年学子的开导和鼓舞作用历久弥新，充满深切、激昂的学术魅力，例如：

“我们的思想应解放，不要找个现成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依据……要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各个不同观点的要点，要善于抓住要点、要害。置于自己同意谁、不同意谁是次要的，应该先搞清各个观点，掌握资料，把问题推进。”

“不要局限于为了考试，要从应付考试中解放出来。至于偏科，还是要偏的，但选择的方向则不能轻易决定……选科要考虑，究竟从职业上考虑还是从专业上考虑？我认为要有事业心。抓好方向要持之以恒地搞下去，不能见异思迁。”

“搞历史的要学好哲学，哲学是丰富的，其他学科也是那样，不能光顾一点。”

“独立工作能力要从笔头上表现，要善于写作，组织自己的思维，思维是要练的，要有思维的深度、广度。考试的卷面不是写作，它构不成思维体系。写作是大关，只有多练才行。”

“个人要有个写作规划，开动机器，思考一些问题。常思考问题才能触类旁通，从各方面得到启发。”

“文章总要注入自己的感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是常有的。历史不能都是考据学，总是要有理论的。”

　　这些论断，凝聚了刘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体验，谨记而加以思考和践行，则可以受惠终生。

　　大师风范

　　刘泽华先生是具备大师风范的教授、学者和历史学大家。其大师风范有以下几个特点，令人怀思。

　　其一，善于思辩、勇于论辩。刘先生对于任何学术问题，立足于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决不随风，而是予以理性的思辩与严谨审视。每有独到见解，则勇于论辩，申明是非利弊。这种善于思考和论辩，一是具备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二是立足于史实证据，三是关注重要问题，不作空谈，与有些人的信口雌黄不同。

　　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君主纳谏问题，历来颇受赞誉，甚至有人据此否认中国古代有过君主专制制度。而刘先生经过对先秦的谏议理论层层剖析，指出谏议之说虽然包含了民主气息，但本质是君主专制的一种补充，中国古代并没有一种君主必须纳谏的制度，君主是否纳谏以及如何对待进谏的臣僚，全由君主个人酌情或随意决定。这就是说，进谏与纳谏的运行方式，也属于君主专制性质。这里的论断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直击问题的核心本质，令所有古往今来的盲目颂赞皆黯然失色。再如，刘先生考察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礼”，以及随后的演化，认为礼在初始阶段有规范生活的积极作用，也包含合理的因素。但是礼的本质是凝固的等级制，在中国历史上，礼对思维的束缚极为严酷，起了极坏的作用。这里的论述充满辩证思维方法，实事求是，见解入木三分。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乐于支离烦琐地叙述古代礼制那些早已死去的繁文缛节，却缺乏稍有深度的分析。

　　其二，刘先生十分注重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总体上离不开理论思维。他研讨中国政治思想史或其他课题，都遵循选择重大问题，并且将论述提升到理论层次。

　　例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根本性质为“王权主义”的论断，是一个高度理论性的概括，来自刘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成果。历史学科不必强求所有学者进行理论性和宏观的研究，人的思维与学术特长不能齐一。但是作为一个较大的学术单位，不能轻忽本学科理论上的建树；作为整个史学界，更不能缺少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历史学科理论的贫乏，是最大最根本的贫乏，是无论多少部纂辑之作也弥补不了的贫乏。刘先生等一批重视历史理论学者的离去，因而所导致的学术苍白，正在逐步地显示出来，此应引起相关机构的充分注意。

　　其三，尊重学术，推动学术，眼界开阔，心胸坦荡，不搞小圈子主义，时时惦念的是弘扬学术的大局面。刘先生主编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不单单组织自己培养的本专业人士，还吸纳其他专业人员，并且同等对待，精诚协作。对于历史学科的其他专业，如社会史、博物馆学、科技史等等，都曾真诚地予以支持。

　　尊重学术，一切从学术原则出发，必应包容不同的学术见解。刘先生除理念上反对学术观点定于一尊，认为学术争鸣才可推进思想认识的科学性。他对任何学者，包括后学晚辈以及自己学生提出的不同看法，均予以包容，而且热情鼓励，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给予善意的开导。遇有晚辈向他发出学术争议，则显现出十分欣然、昂扬的神采，胸襟博大，充满惟以求真、求是为宗旨的精神，这也正是刘先生巨大人格魅力之所在。

　　其四，提携后学才俊，凡具有一些专长者，则大加赞誉与提携，或以学术合作培育之，或鼎力推荐、引进之，唯才是举，不遗余力。除亲传弟子外，原曾素不相识者如刘洪涛教授等多人，都曾受此恩泽。这完全是从发展学术出发，可谓之“大公益他”。

　　以上所举，凝聚了刘先生对社会、对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展现了刘先生积极、正直的人生价值观，足为高山仰止。

2018年4月22日，刘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已是病情转危状态，半个月之后的5月8日，刘先生溘然长逝，留下了世人想继续听取其高论而不得的历史性遗憾。

　　怀思拳拳，追念永永！

　　刘先生的风范，将永远成为彪炳于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原载《团结报》2019年1月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