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著名学者陈振江先生病逝。受疫情影响，先生身后之事从简，就这么悄悄离开了我们。消息传来，在亲友和学生的心中，激起的思念与感慨却如波涛一般绵绵不绝。

泪目的记忆

我是1982年进入南开历史系学习的，大二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就是陈先生亲授。陈先生病逝后，我们班同学在微信群里谈及陈先生时，除对其道德文章多加推崇外，几乎一致性地提及陈先生给我们上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皆称印象深刻、令人难忘。 

当时课程是在八里台校区主楼的328教室上的，可容纳近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随着陈先生带有河南口音的授课，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了同学们的眼前。

在讲到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时，陈先生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教会的强势、民众的屈辱与抗争，法国领事的无理引发众怒，民众火烧法国天主教堂望海楼……他的声调抑扬顿挫，时有哽咽，眼眶微红，泛起泪光。

被带入历史场景的同学们，遽见授课老师如此激动，一时不知所措，只是静静地听着，心灵却深受震撼。此时，课堂上没有响起掌声，但爱国情感、历史自觉却犹如自天而降的种子，植入学生心间。邢富华同学回忆道：仰慕陈先生的学问，更仰慕陈先生的真性情！先生的那一次哭泣，是四年南开留给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历史研究需要理性分析诸种因素，但描述由人的言行塑造的历史场景，却不能也不应缺乏人性与激情。最好的历史教育，就是在激情传递中，以理性打动听众，激发他们的思考并从中受益，进而实现“读史使人明智”的根本目的。陈先生的激情一哭，传承了南开的爱国传统，也让众多学子获得了历史认知！

带我开眼界

1989年之夏，在业师魏宏运推荐下，我留校任教，与陈先生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 

最初，作为晚辈的我，曾认真去听了先生的部分研究生课程，也时常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曾在先生主编的《南开史学》上发表拙作而倍受鼓励。当然，我也要为教研室、学科做许多辅助性工作。性情爽快的陈先生开玩笑地说：小江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虽然劳累，但我在各类杂务工作中迅速熟悉了学科情况，借此熟络各位老师、增进交流并提高业务能力，所获不菲。

1997年11月，陈先生带我第一次出国访问，赴韩国的仁荷大学参加国际交流，受益良多，与日韩学者也建立了联系。第一次跨出国门，自然处处新鲜。在国际航班上兴奋异常地写着心得。站在汉城（现称首尔）的人行天桥上，看着夜色中宽阔大道上的滚滚车流和红色尾灯，生出无限感慨，遥想中国何时会有如此景象。

12月，经陈先生力荐，我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与香港青年学者建立起长久的交流关系。休会期间，我们登上太平山俯瞰维多利亚湾的壮观风光，进中环体会圣诞节前众人扫货、游客如织的场景。时值香港刚刚回归，百业兴旺。开放香港所表现出的活力，令人对邓公倡导“一国两治”政策的高瞻远瞩倍加折服。 

今天，出境学习与交流已非新鲜。但在上个世纪末，青年学者出境面临经费等诸多限制，若非名家推荐，获得资助极难。陈先生曾说，出国看看，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要与不同观点进行交流，在学术视野上借鉴拓展。他以晚清重臣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何以在保守氛围中突围并致力洋务运动为例，说明中外文化交流的价值，强调对任何进步、先进事物的接受，不仅要细致观察和理解，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的。

此后，我逐步拓展渠道并展开了独立的国际交流，先后去过多个欧美和亚洲国家，眼界与格局由此打开，并深受其惠。我也尽力推荐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国际会议和对外交流。看着他们的成长，我越发感佩陈先生的眼界，也为自己在学术关键期得到陈先生提携而深感荣幸。

点拨与托举

至今想来，正是得益于南开史学的平台，得益于先生的提携及点拨，我才得以在学术境界上有所进步。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陈先生主治晚清史，我则潜心于民国史。陈先生见我总讲：小江，要系统地熟悉一下晚清史，不然对民国史的理解就会失去根基。此后我在华北区域史的研究中才对这些话的价值渐有体会。一个时代变革的因素诸多，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如果连历史学科内部都弄得畛域分明，不贯通其发展进程，不深究其内在逻辑，必会出现问题。 

1994年，当陈先生邀我参加其主持的《百年风云》著作编写时，我愉快地答应了。在与先生合作中，我学着去宏观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及特征，学着贯通思考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及问题，对我此后展开贯通性研究极为有益。1995年，《百年风云》发行十余万册，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同时获得天津市哲学社科成果荣誉奖。

1997年，著名史学家张岂之先生获得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重点项目的支持，出任《中国历史》五卷本总主编。后来张先生告诉我，正是此前陈先生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声誉卓著，他才决意将晚清民国卷交由陈先生主持。当陈先生邀我独立编撰民国史部分时，我仅是30岁出头的青年副教授，贯通性的学术功底较浅，心中忐忑不安。陈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有我呢，你能行。这句话给了我一些自信，也让我没有退路。 

此后三年间，我主要的科研工作就是这个项目。在陈先生的敦促和点拨下，我对民国史的规律、特征进行了系统性思考，那是我学术上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2001年，由陈先生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正式出版，直至2021年，这个版本先后印刷了20余次，被几十所高校历史系用作专业教材，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声誉。2005年，《中国历史》五卷本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与陈先生合作，我自然会多聆听其教诲，也会多读他的论著。先生治中国近代史，立足于这一时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点，他对严复《天演论》的研讨、对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传播的理解、对洋务运动与近代文明构建关系的考察、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对于洋务派人物李鸿章、郭嵩焘及严复等人内心世界的探究，令人印象深刻。在陈先生的视野中，既看到了中国近代史饱受侵略、被迫开放的屈辱一面，也呈现出了中国人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克服偏见、追求现代文明的积极一面。陈先生不只停留在对列强侵略的谴责、对不屈民族特性的颂扬上，更看到了中国明智接受新文明的理性，强调后者才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陈先生的论著推动着学术界更加重视国际化因素、经济与技术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启发我此后进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启蒙之光。

一个让人怀念的老师，首先要是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智者，但更应是能开启学生思路、拓展其视野、提升其境界的启蒙者。作家柳青曾说，人生之路的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于我，关键之时恰有陈先生这样的智者点拨与提携，何其幸也！ 

行文至此，脑海中跳出徐志摩的名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陈先生晚年患病十余年，痛苦莫名，如今撒手西去，也是解脱。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却留下了厚重的思想与学术遗产，引人哀思。如此质朴性情、提携后生的智者，“教我如何不想他”！

作者：江沛

（刊于12月22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