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知刘泽华先生谢世，痛怅久之。此生受教师长不少，刘先生却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位。数日以来，辄思先生治学特点和所以过人之处，略有所得。爰述于此，心香一瓣，以为悼念。

一、“王权主义”本位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

众所周知，刘先生将专制王权作为主导支配中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要素和根本特征。在先生看来，王权之于中国，犹如经典物理学之“万有引力”，万事万物均无所逃于其支配。这一理论，当然有其适应范围，但相对于很多宏观历史的解释模式来说，可谓力大直截，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得到透彻理解和认识。以我涉及较多的经济史为例，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和兼并问题，地主阶级问题，市场和城市问题，重农抑商问题、农民起义问题等等，如果仅仅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去认识，根本无法讲清楚其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专制王权的强大约束和控制，乃是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其实马克思早已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以超经济强制为基本特征；现代制度经济学也强调分配关系对产权的决定意义，这些论断，实质上都足以为刘先生“王权主义”理论的有力支撑。因此，这一历史学解释，完全可以称为范式，这是刘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建树和贡献。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我想必在于此。

二、关注现实的历史学研究指向

作为学者，刘先生身上一个突出特质是他对现实的关切，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改变现实，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有所助益。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写的《论秦始皇》、《论刘邦》等论文，就已经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以后则愈加鲜明。“文革”以后，因为批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以论代史”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史学界重新重视基础研究，史料考证和纯学术，刘先生则是从一开始就强调和坚持要以科学的学术研究服务现实。这样一种不与人同的理念，体现的是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深切的责任感。这种意识和情感的可贵可敬自不待言，刘先生这一辈子，尽管他晚年也有过反省和自责，但我以为他是可以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国家的。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最服膺和敬重先生之处就在于此。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和追求，刘先生才能够形成他的“王权主义”理论。忽略这一特质而欲评说先生的成就、发扬先生的学术、效法先生的品格，恐怕都不免是得筌忘鱼、得象忘意，遗大而取小了。

三、宏通的学术视野和思维

刘先生虽然以治秦汉史起步，但他的学术视野却是非常广阔的。明代理学家推崇“高明广大”的境界，我觉得先生庶几近之。这不光体现在，刘先生所专注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段纵贯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在，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是和历史社会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非单纯、孤立的政治思想研究，从而达到一种贯通的境界。读刘先生的文章或听他谈话，总能感到他和许多先生的不同，就在于他想的问题很大，即使是一个具体问题，他真正关注的也是其背后的大的意义。对于我这样曾经较多致力于历史考证的学生来说，先生是帮助我打开眼界和思维空间不多的几位老师之一。所以，当年我博士论文的后记，感谢刘先生就是为了他“宏通的学术思维”。实事求是地说，南开历史系的学风，本有雷海宗先生宏通广阔这一路，刘先生可谓是一个继行者，希望后来人能够继承这一传统并发扬光大。

四、善于育人而创建传统

刘先生门下，人才蔚起，多能沿着先生开辟的道路拓展前进，成绩显著，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有所谓“王权学派”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先生的学术见解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生和学术团队的业绩使然。常听人说，某先生学生众多，故能光大门墙，其实并非的论：学生虽多且才，如不能守住家法又不断拓展，未必能张大老师的事业和旗帜。而做到这一点，其实又往往和老师的层次襟怀、基本特质相关。孔孟老墨皆能开宗立派，而两汉经师动辄数百生徒，却少有能自创一脉，此其故也。刘先生能够自成一军，创建传统，学问高广是一个原因，开明包容，鼓励探索和批判质疑，甚至以生为师，教学相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做刘先生的学生，有幸，我们今天非常怀念他，与此是分不开的。

先生逝去，再不能见面受一言之教。然《论语》中有：子贡问夫子，“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夫子以“天何言哉”作答。天之行事，道在其中；夫子不言，身教存焉。刘先生离开了，他的论述行事，仍然可以师表后来。如果能够把先生上述精神理念很好地体认践行，发扬光大，有所成就，我想这应该是先生如果有知最希望看到的，因而这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2018年5月14日晚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