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前天下午，刚从学校回到家，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则信息，是先生的女儿刘琰从西雅图发来的，告诉大家，刘泽华先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2018年5月8日0点28分，北京时间15点28分驾鹤西去。消息来得突然，但也在意料之中。数日以前，葛荃教授告诉我说，先生最近病情加重，可能不是太好，葛兄是先生的开门弟子，消息是刘琰告诉他的。随后，我又从刘琰那里得知，情况确实。于是，我把先生病重的消息在微信群里转告给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同仁，那里大多也都是先生的学生，几天来，大家一边为先生祈祷，一边在盼望着有奇迹发生，可是，不愿看到的消息终于还是来了。

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等著作，主编过多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晚年又主持编写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思想最活跃、见识最敏锐、著述最丰厚的学者。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曾有过大师的话，先生应该是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个。而今，先生去了，先生再也不会把那逻辑缜密、鞭辟入里、发人深思的雄文展示给我们，而先生一直以来不断思索着的理论与学术问题，也只能留待后来的人们给出答案了。

 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与先生相识，是由于很偶然的机会，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缘份。说起来，还是1977年的时候，也就是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年。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读书。我们那一届学生是近几十年的历史上最有特色的一届，实际上是是七六级，当年，也许是按某些人的想法，大学不办了，也许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76年的大学招生一直推迟到年底才进行，我们这届学生也只能在77年入学。入学以后，同学们都要订一些杂志，在那个还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年代，订一本好的学术期刊是个不错的选择。同寝室的徐焰（现为国防大学教授）建议我订了《南开学报》。那一年的《南开学报》有两个人的作品最令人记忆深刻，一是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是刘先生的《论秦始皇》。在“劝君少骂秦始皇”的圣谕余音尚在的时候，先生以学者所特有的理性、客观和冷静，评说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发前人所未发，着实令人敬佩。从那时起，我算是“认识”了先生。

1985年初，也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第二年，我从吉林大学古籍所调到政治学系，恰逢南开大学历史系受教育部委托，开办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主办者便是刘先生，我被派到这个进修班学习。虽然没有真正地进到门里，但也勉强算得先生的记名弟子。从此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便成了我的专业，一直做到现在。只是几十年过去，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领悟仍不及先生万一，惭愧之至。那个进修班有来自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几十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里，可能我是与先生联系最多的一个，当然，也是受赐于先生最多的一个。虽然于经史百家，我另有所受，但把我领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门的却是先生。坦白地说，在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思考过程中，我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着先生。

《论语》里有一句颜渊称赞孔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那是作为学生发自内里的对老师的感受。我在这儿引述这句话，不是把先生喻为孔子，那样先生自己也不会同意。我只是想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对一个长者感到由衷敬重的话，你内心里一定会有敬重他的理由。先生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学者，可以从先生逝世的消息公布以后网上以及微信里那铺天盖地的贴子得到证明。我相信，每一个表达对先生敬意的人都有其所以敬重先生的理由。在这个时候，我所以放下手头的事情来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就我所理解到的先生说些什么。

先生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林林总总的人，不过也可以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类，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先生有思想。这思想对于思想史研究尤其重要。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回答时人为什么文才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1]刘知几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治史难。其实，治史难，治思想史尤难。前人思想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必需具备基本的训诂、考据功夫，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也要有思想。我们不但要知道历史上那些最聪明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弄清楚以往思想家说过的话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仅是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意义，而且还有对于我们现时代的意义。发现意义是个难事，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所说，思想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如果研究者没有思想，这场对话将无法进行下去。

作为有思想的学者，先生总是能够从社会史以及思想的历史中理解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现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包拯、海瑞那样的清官，总是救星一样的人物，不过，先生所注意到的却是清官赖以依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只有在月亮暗淡无光的时候，星星才变得明亮，清官所以被人们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再如，我们时常说“百家争鸣”，那么，究竟什么是百家争鸣？先生对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答案，那就是，没有任何思想禁忌，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偶像，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讨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以会有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前提。

有思想的学者，最能够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1987年，我们在吉林大学开了一次中国政治文化讨论会，会间，先生与我说起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主旨，就是紧紧把握政治上的王权主义这一本质，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解读“王权主义”是先生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这一线索贯穿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与王连升教授共同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先生主持编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士人与社会》等论著。于是，“王权主义”也成为刘门诸生经常使用的概念。再到后来，也就有了“王权主义学派”或者“刘泽华学派”的说法。有些抱歉的是，这些年来，我倒是没用过“王权”这个概念，据我所知，先生的入室弟子杨阳教授（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也没怎么用过。我所以不用这个概念，不是不同意先生的观点，只是因为在感觉上人们可能对“专制”或“专制主义”的概念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的理解与先生并无二致。近年来，“王权主义”招来许多对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强烈偏爱的人士的非难。但在我看来，先生用“王权”或者“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是为有着传统偏好的朋友们留了些面子的，因为与“专制主义”相比，“王权主义”毕竟还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

有思想的人一定是有着独立思考习惯的人。2005年，我从吉林大学调到南开大学，本以为离先生近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先生在一起讨论些问题，可是，先生也在这时退休，因为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先生和师母更多的时间住在西雅图。虽然每年都要回到国内住一段时间，与先生相聚的机会还是少了许多。但每次见面向先生讨教时，就会感到先生仍然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大约是09年前后（我生性疎懒，不写日记，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先生从美国回来，我去拜望先生，我们曾谈起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问题，先生提问说，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个体本位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是群体本位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也许还是没有答案。不过可以感受到先生一直在思考着。先生晚年完成的《八十自述》，副标题就是“走在思考的路上”，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自传，清晰地展现了先生不断思考的人生轨迹。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不上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常识性的说法在我们这个社会流行起来，那就是，思想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只要读好某些被奉为经典的书，记住经典的语句或者原理，好思想就有了。用我们年少时流行的说法，我们的大脑是由别人“武装”的。这种说法很是靠不住。其实，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晶。先生思考的一生告诉人们，要成为有思想的人，就必须走独立思考的路。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先生是一个真诚、谦和、善良的人。有一个自然形成的习惯：学生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要议论自己老师。一个老师所获得的真实评价，就存在于学生们的议论之中。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碰到了葛荃教授，谈话间说到了先生，老葛说了一句：“先生眼里没坏人”。葛兄的意思不是说先生没有原则，而是说先生总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无论是同事、同行还是后生晚辈，先生更多看到的总是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从来不计较别人的缺点和短处，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先生从来不会因为学术见解的不同而与任何人结怨。因此，先生在学界有众多的朋友。于是，通过先生，我们这些人有缘与许多前辈相识，如原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方克立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林茂生、桑咸之二先生，清华大学的钱逊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宣民先生。作为晚辈的我们，从这些先生那里获益良多。

教师以教书为天职，当然，按常识性的说法也兼“育人”。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人来说，我们是无法保证自己的学生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我们能做到的是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有先生作为我们的样板。

还是在先生80岁的时候，适逢先生从美国回来，由老葛、荣明、何平等发起，先生的学生从天南海北回到南开为先生祝寿。这个活动实际上是一场学术座谈会。会上，先生回顾了在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经历，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对其考学过程，所作毕业论文题目和内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令人敬佩的不只是先生超人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装在先生的心里。想起来，我这种50年代出生的人，年少的时候没怎么读过书，直到上大学的时候，古今中外的名著没看过几本，更谈不上什么“鸿浩志”了，误打误撞进了文史的大门，在治学路上能够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了先生这样的老师。虽然在学术成就上我们无法企望先生，但是像先生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却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做的。

先生西行以后，网上看到先生过去的一个学生发的图片，是先生为那个学生写的寄语，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意义。“一次机会可能胜过十倍知识，但具备了十成知识，就一定比一百次机会更可靠，你信不信？我信”。时间是1988年6月29日，以此推断，大约是先生写给即将毕业离校的学生的。看过先生这段寄语，不禁联想起钱理群先生说过的当今高校在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那句话。其实，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在很多时候又表现为机会主义者。如果我们的学生对机会的渴求胜过对知识的热爱，甚至没有了对知识的热爱，那种情境真的无法想象。所以，像先生那样，引导我们的学生去热爱知识，使得他们以至于整个社会知道知识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是我们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

先生是一个有士人风骨的人。方克立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方先生说：刘泽华教授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2]“不曲学阿世”，按我的理解，就是历史上人们所说的“士人风骨”。就现时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界来说，要做到“不曲学阿世”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首先它要求学者本身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知识视野，能够凭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我们所主张的东西在怎样的程度上符合知识的逻辑，因此，也就有足够的勇气把我们所主张的东西交付给人类的理性和时间去审判。不过，仅仅这些还不够。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上尽是好梢公，只是在风浪起处，才知道谁站在船头。所以，要想做到“不曲学阿世”，学者还必须有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告诉人们你想说些什么，都能坚持认为你自己所说的是对的。

虽然先生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但是和许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古代史事的学者不同，先生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现代关怀的学者。当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进修班上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先生就说，思想史是一门认识学科，我们认识的当然是历史，但认识历史的目的却是要认识当今。先生这句话我也不止一次借用过。如果要把先生这句话加以诠释，无非是说，思想史，对于任何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一部当代认识史，我们对思想史上任何一个思想主题所做的判断，所体现的都是我们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就将趋近于0。

几十年来，先生常常处于理论的漩涡当中。早在80年代末，先生在《书林》发了一篇题为《史家面前无定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曾看过，大意是说，关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应有盖棺论定之说。任何通过所谓“决议”给历史人物下的结论都是靠不住的。在史家面前，任何历史人物，包括与其相关的结论，都要不断地经受检验。因为一时间找不到原文，只好凭记忆述其大意，如与原文不符，敬请原谅。在通过若干决议来给历史人物和事件下结论的当时，先生这篇文章无疑会触动很多人的神经。但是后来，“史家面前无定论”成为史学界重复率颇高的术语。

在上个世纪，就在还有一年进入90年代的时候，先生由于不难知的原因，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位置上卸任，连博士生导师也不能评。但是先生并没有因为环境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而改变初衷，先生仍然按照自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在学术之路上前行。

到了晚年，先生仍然站在学术前沿。最可说明问题的就是前些年关于国学热的那场争论。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今的“国学热”，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如果追溯国学热的理论指归，与时下流行的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说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为了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当然，更现实地说，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便要恢复国学。其中，最极端的主张甚至要打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体系，摒弃现今人们习用的学术概念，恢复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更有人主张把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使之成为与哲学、法学、经济学相提并论的学科，许多学校的国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更像是一场社会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对于国学如何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先生也做了诸多细密的论证。于是，先生也就招来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些人的意见已经不止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了。即使如此，先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在这里，还要向先生说一声抱歉的是，当时先生曾让我写点东西，对于国学热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但因为俗务所扰，也是因为我看不明白那些主张恢复国学的人们究竟在说些什么，答应先生的事情没有做出来。

今天看来，国学虽然不再像当年那样热了，但是，继承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维定式还是没有变。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还需要时间的验证。不过，有十足的理由说，无需将来，仅凭知识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就可以断定，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足够的优秀，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真的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个事情在1840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做成了。如果当年的中国真的因为传统文化的推动而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那么，在当今世界上，讨论如何保持自己特色的应该是西方人而不是我们。先生的主张虽不合时，但一定能够经得住时间的验证。

可惜的是，时间还没来得及验证，先生已经去了。先生的去处，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去处，是读过书的和没读过书的，有思想的和没有思想的，居于庙堂之上的和草庐之中的，共同的去处。然而此时此刻，远行的先生在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路应该是一条思考的路，是一条追求真理的路。                                                             2018年5月10日 于南开大学

[1]《旧唐书·刘知几传》。

[2]方克立：《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