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孙老师，在这个多难的春天，您永远告别了一生挚爱、一生奉献的讲台。

您一向健康开朗，噩耗传来，很多人感到意外震惊，难以接受。其实大家不知道，老师您已经卧床一年有余。一年前您突然脑出血，发病以后，师母和师兄深知您一贯的为人行事，低调进行治疗，没有将消息告诉各界朋友。我们作为弟子，虽然了解病情，却也没能前去医院。直到今年过年前，我们夫妇才到您家中看望。当时您仍不能进行交流，但病情还算平稳。您年轻时曾是足球场上的健将，大家都觉得您身体底子好，人又坚强，应该会慢慢好起来。可是没有想到，20多天后，得到的竟是老师您去世的消息。在与病魔搏斗了一年后，终于还是没能恢复，这样离开，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我们硕士毕业那年，您恰好第一次招收博士生，陈鑫通过了初试、复试，可最终因为自己不够坚定，选择了留校从事行政，放弃了读博机会。对此，我们始终心中有愧，您却从未怪罪。不过，因为陈鑫在学校，没有离开老师身边，我们也得机会更多亲炙教诲。我们深知您一生最尊重的就是讲台，最舍不得的也是讲台。在您心中，教学、课堂是最神圣的事，容不得丝毫轻忽。

您当年就读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为脱颖而出的佼佼者，留校任教，很快在老师们的鼓励指导下，走上讲台，此后授课四十载，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逐渐成为深受学生和同事尊重的名师。您的授课清晰风趣、引人入胜，视野宽广、贴近前沿、关怀社会，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探究为学之道与为人之道。

大约就是在我们硕士入学时，不事张扬的您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从此名扬四海，开始在更广阔的讲台上，面向全国观众传播知识与智慧。以后的十二三年，您是在奔忙中度过的。我们曾在央视演播厅中、在面向市民的讲座现场、在各类学校的报告会上、在各种学生活动中，亲眼目睹您受到的热烈欢迎。

不过，大家看到的是您大步走向社会，不知道的，则是您从未因此耽误过课程。作为博士生导师，您直到2015年65岁退休，还在坚持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必修课。大家更不知道的是，您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讲完最后几节课的。繁忙的讲学活动加之年事日长，让您渐超负荷，胆囊炎发作。可是您既不愿敷衍学生，也格外珍惜自己教学生涯的尾声，结果硬是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几乎一出课堂，就被送到医院做了摘胆手术。有同学说，您是将这最后一课作为一场“伟大的仪式”，令一生事业得到完满。

您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知识分子，是士人的精神与生活。您珍视作为一个专业学者的操守与尊严。很多颇具影响的电视节目请您作专家、评委，但只要超出历史领域，您都不愿随意发表应景的言论。您热爱生活，在上“知识分子史”课时，曾引用单弦岔曲《风雨归舟》中那句“卸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来讲说历代读书人求之而不可得的生活。那当然有外部原因，但更是因为读书人卸不下对世事的关怀。您常对我们说，希望有时间读书饮茶，与朋友、学生听听曲艺，聊聊天。但是，孙老师，您说到底不也是放不下羁绊的读书人么？您认为，大众化是史学的生命，学科水平不会因与社会接触而降低。任教期间，您常常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进行社会调查。退休后，您还曾构想推动南开史学发展出公共史学方向。正是因为抱持这种想法，您很少拒绝面向公众的史学讲座。大家都说，您是典型的老天津人，热情实在，随和，好说话。无论是面向海外、面向市民的宣讲任务、讲座邀请，还是学校的各类培训班，甚至赴外地开展本科招生宣传，您都很难将拒绝说出口。我们也代朋友请过您，您从不问是否有报酬，只要时间不冲突，都爽快允诺。正是因为对史学、对社会、对学校、对学生、对朋友有着种种卸不掉责任，使您没能过上那种悠闲的出世生活。

孙老师，您是性情中人，也喜欢身具魏晋风度的师友学生，有一度我们的七位师兄师姐同时在校，被戏称为“竹林七贤”。您总是为那些不得志的老师、同事感到遗憾，感叹他们一身本领没能得到施展。读了您怀念早逝之友、南开怪才奇才叶振华和刘洪涛的文章，才更了解您的内心世界。我们一直想为您做口述历史，从您的经历看当代中国知识人。可是每次提起，您都说：“咱算什么，有这么多重要的人呢。”您对自己从来都只有旷达与知足，对讲学则乐在其中。听说，在病倒前不久，您还在与听众交流。老师，您热爱讲台，讲台也成就了您，您因讲台而成名，也因讲台而倒下。幸耶？不幸耶？说心里话，我们羡慕那些最后倒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的人。您正是这样吧？如今，老师您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否还在继续您的讲台之乐？

                                    弟子陈鑫、朱雅雯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