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6日上午，“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坛”第十讲在历史学院天挺阁举办。教育部领军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做了题为“蒙古语文：清代的‘汉藏金桥’”的讲座。历史学院刘晓教授主持，杜家骥教授、马晓林教授、马子木副教授以及学生40余人参加。刘晓教授代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向乌云毕力格教授赠送了主讲人聘书。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清史、藏学研究领域积累深厚的议题，但朝廷与西藏地方政府、清朝驻藏官员与西藏僧俗贵族之间采用何种语言进行交流，学界尚没有明确的结论。讲座伊始，乌云毕力格教授首先由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所藏清太宗致萨迦斯喇嘛的文书切入。清廷与西藏的通使往来始于关外时代，1643年，清太宗向西藏僧俗贵族遣使送达七份文书，西藏博物馆所藏的这件文书即是其中之一。该文书左书蒙古文、右书藏文，但从御宝钤盖位置、幅面格式来看，清廷颁发时应只有蒙古文，藏文系据蒙古文翻译补写。与之相似的还有顺治十五年所谓蒙藏合璧敕谕，其藏文也是在敕书颁至西藏后再行翻译补写，内容与蒙古文本不完全对应。清廷和西藏建立联系伊始，蒙古语文便成为沟通两者的“金桥”。

乌云毕力格教授随后详细介绍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的情况。2014年至2018年，乌云毕力格教授及其团队系统调查、整理了该馆所藏蒙古文、满文档案，出版了十卷本《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及其译文。这批档案包括诏、敕、谕等文书，驻藏大臣衙门档案，中央及地方衙署与西藏往来文移公牍、西藏地方贵族奏疏、私人文书、蒙藏僧俗阶层信札等六类，直观展现出清代西藏治理与汉、满、藏、蒙古等民族的互动交融。

诏、敕、谕文书起自顺治四年、讫于宣统元年，包括蒙古文单体、满蒙合璧、满蒙藏合璧等形式。崇德、顺治两朝及康熙前中期的敕谕文书几乎全部为蒙古文或满蒙合璧，康熙五十八年后方出现满蒙藏合璧文体。乌云毕力格教授认为，清初满蒙合璧敕谕应以蒙古文为主，满文只具有象征性，西藏地方对文书文义的理解应是以蒙古文为准。而满蒙藏三体合璧文书的出现，与康熙后期西藏地方形势的变化有关。康熙五十八年清廷驱准保藏，建立起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三体合璧敕谕的制度化，意味着西藏地方正式被纳入清朝“同文之治”的多语文体系中。但蒙古文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削弱，现存乾隆年间13件上谕，有12件以蒙古文抄写。即使至光绪、宣统年间，仍然有蒙古文单体的敕书或上谕，这说明蒙古语文在清朝的西藏治理中不可或缺。

驻藏大臣衙门的档案情况也能够说明蒙古语文的重要性。现存驻藏大臣衙门档案以乾隆年间为主，包括驻藏大臣奏折、理藩院来文、驻藏大臣与西藏僧俗的往来文移等，基本均为蒙古文。这些奏折、来文等均为抄稿，其原文均为满文，现存蒙古文抄稿应为驻藏大臣与第穆呼图克图等西藏相关上层人物沟通时所用。在乾隆末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出台前，西藏地方政务需由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上层商酌，来自朝廷的指令亦需使后者及时了解。由于驻藏大臣衙门缺少满藏互译的译员，蒙古语文自然成为各方沟通的媒介。驻藏大臣档案中也有不少下发西藏地方官员的文移乃至面向庶民发布的告示，前者均以蒙古文书写，说明藏族官员具备一定的蒙古文阅读能力，后者则用蒙古文下发，再由地方译为藏文发布。凡此均说明蒙古语文在西藏地方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内阁、军机处、吏部等中央机构以及四川总督、青海办事大臣等邻省长官与驻藏大臣衙门的往来文移，也以蒙古文为主。中央部院文书原文应为满文，现存档案同样是经驻藏大臣衙门翻译后的抄件，也是旨在使西藏地方上层人物知晓朝廷政务。

西藏档案馆还藏有不少颇罗鼐等西藏上层人物的蒙古文奏疏。乌云毕力格教授认为，这些奏疏原文应为藏文，但上奏时另行翻译了蒙古文本，抄送驻防大臣，以便交流沟通。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藏僧俗贵族的私人往来文书，其中既有清朝官员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问候信件，亦有蒙古贵族乃至庶民与西藏僧侣及各大寺院的信函。前者数量不多，但寄信人中包括伍弥泰、松筠、玉麟等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军政大员，他们均曾担任驻藏大臣，与西藏僧俗贵族建立了较深的私人关系，并在离任后依然保持。问候信件虽不涉及公务，但这种私人关系对于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推动朝廷的西藏治理，都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总结，乌云毕力格教授认为，蒙藏关系源远流长，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统治强化了蒙藏关系，清廷驱准保藏后，蒙古语文自然成为沟通西藏与内地的桥梁。蒙古语文是清前中期清廷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沟通的主要语言媒介，是双方官方的主要工作语言，也是蒙藏民族交流沟通的主要语言工具。蒙古语文在沟通汉、满、蒙古、藏族中的媒介作用，是古代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例证。

 随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围绕八思巴字在西藏的应用情况、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的关系、驻藏大臣衙门的文书翻译与译员培养、元代与清代蒙古语词汇演变等问题展开讨论，乌云毕力格教授做了精彩的回应与解答。讲座在友好讨论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