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于历史学院天挺阁带来了题为《出土文献得名与门类和价值》的讲座。本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荣强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老师、小林文治老师、沈琛老师、史正玉老师、曲强老师，故宫博物院崔启龙博士后及本硕博各年级同学参与。

王素先生首先梳理了出土文献的定义与该定义诞生的过程。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对应的概念，1981年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长期作为我国古籍整理的依凭，其中未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概念。至2022年中央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始提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概念。

其后王素先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古文献大发现，其中第三次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大内档案、西北汉简的发现，这一发现不仅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发展，还推动了对出土文献定名的思考。1925年秋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课提出“纸上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概念，1927年傅斯年先生《史料略论》提出“间接的史料”与“直接的史料”概念，1934年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提出“纸上之遗文”与“地下之宝物”概念。诸位先生当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但是在定名上还未取得共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迎来第四次古文献大发现，国家相继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小组，并于其后不久1978年成立古文献研究室，出土文献整理进入新时代。在古文献研究室草创过程中，王素先生与林小安先生创办期刊《出土文献研究》，创刊号1982年发稿，经历些许波折后于1985年正式出版。自此之后，“出土文献”的名称因为这一期刊而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出土文献”为名的新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

确定概念提出的历史后，王素先生进一步讨论了出土文献所包含的门类。饶宗颐先生最早在1981年出版的《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中提出甲骨、简牍、敦煌写卷、碑志、金文的五大类概念雏形。然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长期未得到官方认可，至2020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仍使用与之不同的分类，分为经、史、子、集与图、甲骨文、简帛古籍、金石碑拓。2021年中央组织评审《2021—2035年国家古籍规划》，其中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五大门类正式得到官方认可。与之同时有关单位打造《辞海》网络版，其中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做了定义和名词解释。这一章节最后强调了出土文献五大门类是根据载体分类，并对五大门类文献性质、历史、留存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

接着王素先生论述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开篇便指出既要肯定出土文献的价值，但也不能夸大其重要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材料十分重要，不仅能够发现新问题，还能引领新潮流。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前者是末，后者是本，不可本末倒置。王素先生认为出土文献的价值在于校史与补史。宋振豪先生主编《商代史论纲》、杨宽先生《西周史》、王素先生《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都是实现这一价值的范本。

最后王素先生指出，近年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人学术素养离大师前辈的要求实际上越来越远，成绩的标志性和成果的含金量也越来越显退化和不足，在此情况下需要重温前辈学人如陈寅恪、杨新对学人素养的观点以自我激励。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要做到与古人“同情”。

讲座后同学们对讲座的内容踊跃提问，有同学就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记载相同信息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请教。王素先生认为从校勘角度出土文献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如清华简记载了大量传世文献所无信息，可以补正史不足，另一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记载同一信息，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成优质校勘。有同学就墓葬出土的出土文献是生器还是明器，该如何进行研究问题请教。王素先生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张荣强教授补充墓葬中的出土文献有的有生前使用的痕迹，有的也有很明显的抄写错误，应该是用作陪葬。有同学就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诗与传世唐诗用词不同，到底该从哪一本子，这种诗的抄写差异是否与西北地区的地域性相关问题请教。王素先生指出了写本时代诗在传抄过程中会造成不同版本流传的问题，并以唐长孺先生赠与他人相同诗也有细微字词不同为例，补充了解释。此外对于诗的判断不能完全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内容为本，校勘还要兼顾诗本身的格律等诸多文学因素。最后历史学院王安泰副教授就刀剑上的文字、以及先秦时代后的铜器文字该如何分类问题请教。王素先生指出文书不应局限于公文书，并且词语的兴起涉及多个元素，不可一概而论。同时其回顾了清代金石学的脉络与研究意义和日本简牍的一些研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