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上午，在津南校区公共教学楼C319教室，本学期南开史学前沿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三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安志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以“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刍议”为题，为学院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此次讲座由历史学院张荣强教授主持，小林文治、沈琛、张叶等老师以及学院全体硕博一年级学生共同聆听。

刘教授首先介绍，吐鲁番地区是位于天山东部中间的一块山间盆地，由于吐鲁番盆地特殊的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再加上该地区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地上地下保存了众多珍贵的文物、文书等历史文化遗产，吐鲁番文书就是其中最具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的一种。

随后，刘教授详细说明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来源、形态、种类等基本情况。他指出，吐鲁番文书的主要出土来源包括墓葬、石窟、古城遗址三类，相对比较完整的敦煌藏经洞文书而言，吐鲁番文书多因被制成随葬的纸帽、纸靴、纸鞋、纸棺等纸明器而严重残破。其碎片化特征导致整理难度颇大，需通过拼接、缀合等技术手段复原原貌。吐鲁番文书中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涵盖由梵文、回鹘文、粟特文、吐蕃文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印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互动；而且佛教、道教等不同宗教文献及经史子集文献并存，推动学界重新思考中古时期的文化传播路径。吐鲁番文书中的官、私文书种类多样，蕴含丰富价值。官文书包括符文、解文、关文、牒文、状文、帖文、辞、告身、文案、帐历等类型，从中可以揭示唐代公文处理程序；私文书则包括契券、书信、衣物疏、移文、裹贴纸等，这些官私文书反映了唐代在吐鲁番盆地所施行的制度和治理方略。

刘教授还介绍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收藏情况。19世纪末以来，外国探险家对吐鲁番文书、文物进行了疯狂掠夺，导致吐鲁番文书分散于世界各地。其中，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均收藏有大量吐鲁番文书；中国的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地也有收藏。刘教授引用陈寅恪先生“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语，指出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流失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损失，强调文物回归与学术主权的重要性。

此外，刘教授阐述了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开创中国吐鲁番学的历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唐长孺教授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对1959-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墓葬出土的上万片文书残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通过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等，最终成功复原出近1800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这一成果为中外学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吐鲁番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刘教授进而回顾了唐长孺教授主编和出版的系列书籍，并指出其深刻意义与可推进之处。

刘教授接着分享了自己关于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心得与体会。他总结归纳了唐代地方州府官府文案的处理程式，这一程式具体包括八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公文的收转，其次是长官对来文的批示，三是录事司的受、付，四是诸曹判官的审案，五是通判官及长官的批复，六是诸曹的实施执行，七是录事司的勾检，八是署目。刘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唐代官府文案处理流程的理解，而且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推动了该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刘教授指出，根据这一归纳总结的官府文案处理程式，可以在吐鲁番文书的识读、标点、断代、缀合、定性、拟题等方面取得新的推进，并逐一举例进行了详细讲解。

最后，刘教授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加以总结。在学术价值方面，作为未经后人加工的第一手资料，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价值至为珍贵，不仅可以为中外学界提供足资利用的资料，而且可以有力推动中国吐鲁番学的发展与中古史研究走向深入。具体而言，通过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可以实证唐朝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与治理。在当代意义方面，吐鲁番文书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大突出特性。对吐鲁番文书进行整理研究，不仅能保护中华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传承冷门绝学，弘扬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讲座结束后，刘安志教授与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整场讲座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