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8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三联书店联合举办了首届“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先生作了题为“史家的技艺：梁启超的史学措词”的演讲，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主持讲座，现场有校内外三百余名师生聆听。

王先生首先介绍梁启超的生平和学术。梁氏一生可分为四期：（1）康梁变法宣传；（2）1912年返国，从事政治；（3）从政屡受挫折；（4）欧游倦归，思想转变、讲学。其学术分为三部分：介绍西方思想；以新观点重估中国学术；1917、1918之后的新汉学。

其次，王先生参考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所提出的“措词”（logology）概念，提出如下观点：我们除了关注经典史学史命题之外，还要关注历史书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史学措词”。“史学措词”的定义比较广泛，包括史学家的语言风格、比喻、修辞、词汇等各方面。为何要关注“史学措词”，因为这也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一个环节。语言不只是反映定义的工具，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导向，反映着史家的思维世界。“史学措词”本身反映出一种“双重认证”（Double argument），比如梁启超在《新史学》提出的“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其中，“民族主义”“四万万同胞”“优胜劣汰”等措词，反映的就是“双重认证”，即以当时的注意力来选取某一段特定史实的表达。诚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先生重点介绍了譬喻（trope）、词幕（terministic screens）两个概念。所谓“譬喻”是一些互相并置的语词，以各种不同学科的语汇，通过隐喻构造出一个阐释事件、世界、问题、诊断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框架，不同的隐喻将引导不同的方向。而词幕是一种语言形式，即是一种经验方式。词幕为我们构造出参照系（frames of reference），我们无时不生活在词语所编制的世界中，它引导、制约我们的思想方式、情感世界及社会。通过词语的选择，形成词幕，引导人们的行为，并进行过滤。我们要经过词幕看事情，透过它的筛选来看历史。比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使用“成住异灭”的语汇，使用“历史的”和“非历史的”表达。

再次，王先生指出梁启超常见的史学措词经历显著的变化。梁启超的史学措词，以欧游倦归为界，前后完全不同，前期（1901、1902年之后）史学措词以理性、科学为特征，后期（1920年代之后）史学措词以批判、反省早期史学概念为特征，佛学语汇渗入史学，“宣扬精神的生活，对物质宣告独立”。

早期常见的史学措词，如“历史的”、“非历史的”、“有史的”、“无史的”、“国民的历史”、“英雄、个人的历史”、“有目的的历史”、“无目的的历史”、“公例的历史”、“历史的舞台”、“进化的历史”。以上史学措词具有浓厚的现实意涵：第一，表达历史演进之迹。第二，表达历史寻求的是非固定性的、非规范的，一切都是过渡的时刻。第三，把延续看成是种有缺陷的共存。第四，揭示进化的过程是运动化的。运动可以被分解为多个时段，每个时段对应于一个定位点。换言之，进化的延续，各个阶段（phases），通过某物内在成长而相互交错。过程的相互区分的各个部分是并列放置的。比如演化，有“浅演”“深演”之分。

后期常见的史学措词比较复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历史的人格者”“史迹集团”等语汇。第二类，佛教语汇渗入史学。比如在给女儿的信中言“业”“报”为其终身信仰。又如“因”与“缘”、“所因”、“所缘”、“因缘”、“果报”、“亲缘”（直接缘）、“间缘”（间接缘）、“主缘”、“助缘”等。第三类，新康德学派思想影响下的史学措词。1922年前后开始，新康德学派对梁启超造成重要影响，主要反映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文化是什么》《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论著。

比较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可以发现如下三点：第一，早期以“文明”措词居多，后期以“文化”措词为多。第二，早期强调“公例”，后期认为历史大抵没有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不同。第三，始终常用的史学措词，有化学词汇、力学词汇、生理学词汇、心理学词汇、工程学词汇。

此外，王先生提示其他史书、史家的措词例子。参考柴德赓《史籍举要》一书，王先生指出：《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三十九条题目，按其性质和袁枢用字习惯，很可以看出袁氏的真实立场。常用的动词，“平”字二十九次，“据”字二十三次，“灭”二十三次，“叛”字二十三次，“乱”字二十次，“篡”字二十次，“寇”字十次，“伐”字九次，“逆”字八字，“讨”字七次。又如，黄仁宇采用“无可奈何”“不如人意”“不得不然”“历史发展一定如此”等措辞。陈寅恪好用“预识”“杂糅附会”“因缘和合凑集而成”等措辞。

最后，王先生在结论部分指出探讨史学思想，除了应看他们的理论宣示，还应看他们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展现出的史学思想。除了历史宣言之外，历史写作中的措词影响显而易见，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梁启超1920年代之后，史学措词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强烈地反省、批判早期的史学观念。

在提问与答疑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着思想“降一格”、谭嗣同仁学、历史书写运作机制、思想史的层次、在地知识等问题积极发言、讨论。王汎森先生的回答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