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上午，南开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五讲在津南校区公共教学楼C319教室举行。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以“文明互鉴：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为题，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此次讲座由历史学院王以欣教授主持，张荣强、张叶等老师以及学院全体硕博一年级学生共同参加。

       讲座伊始，郭教授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过去与现在”为中心，追溯了由古代至近世的中外学者对中西文明差异现象的关注、比较研究意识及方法的产生，分析了文明比较研究在中西学界交流中的争端与困境。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郭教授总结认为，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仍属史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一方面，受制于研究对象的宏观性和研究技术工作中“细节”与“兼通”的困境，中外学界从事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学者较少，且在相当历史时期内由非史学专业的学者主导；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衰落乃至消亡，具有宏观视阈的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在国外消退，虽然其间仍出现过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比较研究的短暂热潮，但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郭教授进一步提出，在目前史学研究的发展形势下，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具有成长为历史学科内“新增长点”的可能，拥有较大的空间，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解释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随后，在深入阐发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意义的基础上，郭教授从时间、空间、经济形态诸多角度出发，对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进行了比较。

       在时间比较上，郭教授首先介绍了二者之“同”。判断文明产生的一般标准主要在于金属器、城市、国家、文字、社会分化是否产生，从这一标准来看，中国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青铜器、宫殿遗迹、等级化墓葬以及稍晚诞生的甲骨文标志着华夏文明的滥觞，而此前无书写文字的良渚遗址则可以将华夏文明的源流推到距今五千余年前。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则诞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不过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将此前无文字的希克拉底文明作为文明的起点。从宏观的历史时间轴上审视，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诞生时间相去不远，并在文明形成1300年左右产生了思想革命，即分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古风时代。文明所包含的世界认识飞跃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人们以客观的目光观察世界并从中形成解释，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历史学与政治学。郭教授接着对文明存续所呈现的时间、时间意义之“异”进行了阐述，相较华夏文明在华夷之变中的曲折前进，古希腊文明未能经受铁器时代的考验，在公元一至四世纪先后因希腊城邦丧失独立政治地位与基督教化而消亡，作为文明遗绪的古希腊文亦在语系的碰撞中渐趋消退。

       在空间比较上，郭教授指出，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所处的地理空间看似“异大于同”，但实际有诸多相似之处。19世纪的学者从地理角度出发，根据“冲积平原”与“三面环海”的不同地貌，将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差异定义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之别。然而深究古希腊历史可知，作为古希腊文明主体的城邦实际均坐落于冲积平原之上，与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较，仅为山间沿海小平原与大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区别。虽然临海的地理环境使航运在古希腊交通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凸显，但由于指南针技术的缺乏，人们驾驶船只而“目光不能离开陆地”，海洋航行实际仍被陆地所束缚，与大航海时代有着本质差别。

       在经济形态比较上，郭教授认为，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均处于农耕时代，经济产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为辅。郭教授从三个层面呈现了古希腊经济形态的面向：其一，土地产出是衡量古希腊公民地位的主要标准；其二，斯巴达等城邦保有抑制工商业的传统，城市内仍长期保持使用笨重铁币而非贵金属货币的封闭经济形态；其三，土地为城邦居民所有，外邦商人不允许拥有土地。随后，郭教授从奴隶制是否存在的角度论证了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之“异”。中国古代奴隶多局限在家庭内部，在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商业经营中很少见到大规模奴役奴隶的现象，“五种形态说”在中国是否适用值得质疑；古希腊奴隶制则越出了家庭经济的范畴，出现了斯巴达农业奴隶、雅典开矿奴隶、手工业奴隶等大规模奴隶群体，城邦奴隶数量考证至今仍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点论题。因时间关系，郭老师在讲座中省略了政治与思想文化间异同的说明，未免有些遗憾。

       最后，王以欣教授总结此次讲座，他认为，郭教授的讲座立足古代文明比较的宏观问题，在清晰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华夏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比较，涉及了中国与古希腊历史研究的诸多基本问题，生动精彩而引人深思。整场讲座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