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上午，本学期学科基础与交叉融合系列讲座第七讲在津南校区公共教学楼B303教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赵鼎新先生主讲，题目为“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质性材料作为‘证据’的问题的缓解途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凛然老师主持讲座，历史学院硕博研究生、青年教师及其他学院旁听师生共同参与讲座。

讲座伊始，赵鼎新教授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对比切入，指出历史学侧重于特殊因果关系与时间序列中的转折点，社会学则强调结构分析，两者的关注点虽然不同，但均涉及人类叙事本源，本次讲座主要针对历史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展开。

赵鼎新教授指出，任何历史和现实材料都存在无意或者刻意取舍下的建构。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文本本身，更要理解文本的写作目的、时代背景、书写特征，以及材料反映和忽略的各个方面。他以《列女传》为例，指出同一故事在先秦与后世文本中的差异，反映了儒学道德观念的强化，理解这一背景比读懂文本本身更为重要。

赵鼎新教授认为“小常识感”是理解历史材料的重要工具，即在对具体语境（context）的体察中发现矛盾、提出疑问。随后他举出包括社会热点事件和历史典故在内的多个案例加以说明。譬如对“退避三舍”的解读，他从古代行军补给限制出发，认为“三舍”（3天的行军距离）实为判断战争性质（边界冲突或大规模入侵）的信号。

赵鼎新教授提出，研究者应当建立“大常识感”，避免被各类意识形态所误导。他强调，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短链逻辑的局限，并且亟需构建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形成独特的看问题视角。研究者需注意三点：第一，要避免将历史发展方向视为前定的。第二，在承认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特殊性的同时，不能放弃对大关怀的追求。如果过度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将动摇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第三，要警惕将某类人群、制度、事件或思想本质化，赋予其进步、先进等前定意义的倾向。部分知识分子习惯于先构想理想化的未来，再寻找对应的历史行动者，最终将其本质化。赵鼎新教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并无清晰的输赢准则，现实中常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建立基于经验与现实感的政治常识至关重要。

赵鼎新教授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把握“势”的走向，即对长时段因果链和大范围结构性变迁的把握。他以公元1500–1700年间东欧、中亚与中国北方游牧势力的整体萎缩为例，指出这是几大农业帝国同时兴起并形成合围之势所致。他认为，这一格局的形成与蒙古帝国时期的大规模远征密切相关，这不仅促使欧亚大陆各区域发生整体性联动，也激发了各地农业文明的反扑与整合。在此过程中，游牧部落的传统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其战争方式在大绿洲地区的复杂性面前也渐显乏力。随后他将视野拉回中国，指出辽、西夏等兼具农业基础与游牧战争模式的复合型政权，可视为唐后期格局延续性影响的产物，它们使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压力。唐代的怛罗斯河战役与安史之乱是理解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唐天子作为在游牧地区具有“克里斯玛”性质的领袖，唐的军事失败会严重动摇其在边疆统治威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唐朝的过度扩张导致知识、技术与人才不断流向边缘地区，反而促成了边疆政权的崛起。他总结道，帝国的过度成功有时会埋下结构性隐患，甚至导致系统性的崩溃。这种大历史视野，有助于跳出材料的“沙尘暴”，理解历史的结构性变迁。

赵鼎新教授主张用加大被解释问题的差异性信息量来约束叙事和理论建构的任意性。他批评西方学界常见的“简单理论构建—批判—修正”的循环，主张在研究初始阶段即提出具有大信息量的问题。他以孙砚菲老师比较23个前现代帝国对国教之外宗教的政策的研究为例，来展示加大信息量为什么对于问题研究十分重要。

问答环节，赵鼎新教授就师生提问作出简要回应：关于有无人性倾向的意识形态，他认为需要区分“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是人的天性，而自由主义则是历史产物，其在某些时期的强势并非源于理论优越，而与推行国家实力相关；针对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他认为科学本质是一种“片面深刻”的认知方式，不宜简单移植至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二字应加上引号，但应坚持理性分析；被问及儒法国家对当代的影响，他指出法家传统仍在延续，而儒家因制度基础瓦解已然断裂，缺乏法家道德约束的官员容易出现“吏化”趋势，带来负面影响；面对常识多样性是否危及科学性的疑问，他坦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落脚点和个人看法，而从差异出发，才能更接近真实。

最后，主持人王凛然老师对赵鼎新教授的分享表示感谢。王老师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更要在历史中做研究，赵鼎新教授的讲座启发我们具备更多的语境感、常识感与长时段视野，常去“邻人的花园”看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在讲好历史故事的同时，不忽视结构/机制叙事的分析。循此进路，历史学或可获得更有尊严的学科地位，成为更加“值得”的学问。讲座在深入的互动和热烈的掌声中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