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盼盼，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说明：本文摘编自《南开史学》2025年第1期第047~063页，注释从略。]

摘要：西晋是否存在专门针对关中都督选任的 “石函之制” 相当可疑，都督关中的八位宗室王中，五位有担任邺城督的经历，七位有担任其他督区都督的经历，关中和邺城督区在西晋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处于相似的地位。八王之乱后地域豪右成为主导关陇政局的主力，司马越初占关中时以梁柳镇守关中和永嘉五年计划以傅祗出督关中均在此背景下展开。梁柳出自安定豪右，及其是卫将军梁芬之父、怀帝梁皇后之祖父的进一步确证，为解开晋末关中政局演变勾连起十分重要的线索。司马模、司马邺统治关中时期，安定郡的豪右一度处于关陇胡汉豪右反抗汉赵国联盟的中心。进入关中较晚的天水阎鼎与本在关中活动的安定梁综等的争权冲突后，关中豪右联盟的权力核心转移至与安定太守贾疋、梁综有密切关系的金城麹允和梁氏姻亲敦煌索綝之手。他们与其他关陇豪右一起，维持了司马模、司马邺在关中的残余政权。

关键词：西晋；关中都督；关陇；安定豪右；豪右政治

一.西晋关中都督的选任

        督区体制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军事制度，关系到诸政权的区域防务和大区控制，学者对其制度渊源、设置和演变关注颇多。督区都督诸州郡事担任者即都督，其与督府所在州刺史、督区地方势力的关系是研究督区体制运行、中央与督区关系的重要内容。学界既有研究揭示了魏晋之际，州、督关系的变迁脉络。关中督区统摄西北防务，西北边疆的局势动荡和中朝政治变动有密切的联动。权家玉曾指出西晋元康（291~299）后期齐万年之乱平定后，都督关中的司马颙与惠帝关系较疏，镇守关中的宗室镇将之总率军事权被剥夺。笔者则撰文讨论过八王之乱中司马颙逐步兼任雍州刺史，并以督府亲信出任督区郡县守令扩充权力，和八王之乱末期关陇豪右崛起的过程。山口洋聚焦永嘉五年（311）至六年（312）司马邺被拥立为皇太子时关中的政局演变和雍秦豪族动向，指出愍帝政权的雍秦豪族性本质。板桥晓子则考察了愍帝与江左司马睿、秦州司马保、并州刘琨等亲晋势力的关系。张鹤泉还注意到西晋末司马模都督关中时督区变为秦、雍、梁、益四州。总体上，已有研究集中于齐万年之乱以后各任关中都督统治关陇的经过及其与中朝的政治互动。

        关中都督选任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晋书》记载西晋有 “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然而，对历任关中都督的梳理以及与其他督区都督的比较显示，有多位与所谓 “石函之制” 不符，甚至有以异姓镇关中或计划以异姓都督关中的异动。考察西晋关中都督的任用情况以及异动背后的中央朝政和关陇时局动态，是深入阐释西晋末关陇历史演变脉络的重要路径。同时，尽管学界已经注意到司马模、司马邺时期关陇豪右逐渐抬头的动向，但仍有必要进一步考究他们在晋末关陇局势变动中的作用，从而多角度揭示西晋走向崩解的过程。

        关中督区成立于曹魏与蜀汉的军事对峙中，关中都督率大军屯驻长安，负责关中、陇右、河西的军事统御。曹魏关中都督选任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军事能力和与中朝当权者的关系，担任者主要是曹氏或司马氏的亲信，在关陇有作战经验和军事影响者尤受重用。曹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对关中督区的控制逐渐加强，在其主导下，前两任都督郭淮和陈泰都由雍州刺史升任，与曹魏旧例迥异。郭淮此前已在关中军政两界任雍州刺史等职 30 余年，司马氏此举显然出于安抚和拉拢曹魏的关中军政势力的考虑。同时，司马氏又以亲信陈泰任雍州刺史加强关中控制，正元二年（255）郭淮去世后，陈泰便接任都督。甘露元年（256）司马望出督关中，标志曹氏在关中的影响基本肃清，但因与蜀汉对抗和伐蜀战略，司马昭暂时将关中督区委于军事才能突出的邓艾和钟会之手，以他们分别都督陇右和关中。蜀汉灭亡后，西晋关中督区继承曹魏格局，主要任务变为镇防和维持关陇、河西区域稳定，宗室出督成为主要的控制方式。

        根据前人对西晋都督诸州军事的梳理，晋武帝时期出督关中的为司马亮、骏、泰诸王，惠帝时期为司马柬、肜、伦、颙诸王，怀帝时期为司马模。西晋常设的八大督区中，几乎全由宗室出任都督的仅邺城和关中。同时，关中都督和邺城都督的任用颇有关联，泰、肜、伦、颙、模诸王在任关中都督之前均有都督邺城的经历，在都督关中的 8 位宗室人物中占 5 位之多，且伦、颙二王均直接从邺城转督关中。

        因有所谓 “石函之制”，关中都督的选任被认为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学界一般认为 “石函之制” 中的 “亲亲” 即宗室中的近亲，但司马颙为何不属于 “亲亲”，以往的解释比较模糊。“石函之制” 仅见《晋书・河间王司马颙传》一处记载，颁行时间不明，如果形成于武帝时期的话，是否出自武帝一支可能是判别亲疏的界限。为了呈现都督关中、邺城诸宗室人物的关系，笔者制作图 1 如下。

图1  相关宗室人物世系

说明：①本图仅出示本文论及的诸王世系关系，并非所涉支系的全部人物。②虚线框为都督关中者，内虚外实框线者为有督邺城经历者。）

        晋武帝与司马伦的关系为理解 “亲亲” 的界限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史载司马伦曾犯案，武帝 “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司马伦为司马懿第九子，伦、颙二王的区别在于是否出自司马懿一支。若以是否出自司马懿一支判断亲疏，都督关中诸王为 “疏” 的还有泰、模二王。司马模为八王之乱后中朝掌权者司马越的同母弟，可看作新形势下的 “亲亲”。但司马泰亦曾在太康七年（286）至十年（289）都督关中，亦不属于 “亲亲” 之限。

        八王之乱以前还有两次非司马氏人物都督关中的异动。泰始六年（270）陇右爆发鲜卑秃发树机能之乱，秦州刺史胡烈被杀。关中都督司马亮因救援不力被贬，于是朝廷 “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是为第一次异动。司马亮后被免官，朝廷以司马骏出督关中。石鉴和司马骏在关中仍不能戡平动乱，泰始七年（271）朝廷又以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是为第二次异动，但贾充未成行，关中仍由司马骏都督。

        马骏都督关中从泰始六年至太康七年（270~286），是都督关中时间最长和唯一未因故中断任期且卒于任上者。这一方面与咸宁三年（277）推行宗室诸王徙封就镇、各督区都督出现久任的背景有关；另一方面本传称司马骏 “宗室之中最为俊望”，他任都督的前 10 年秃发树机能等秦凉胡虏动乱持续不断，军事才能应是其被长期委派关中都督的重要原因。

        司马泰接替司马骏都督关中三年后回京，继任者司马柬为晋惠帝同母弟，武帝去世前任命司马柬都督关中、司马玮都督荆州、司马允都督扬州，以加强惠帝势力。永熙元年（290）十月，惠帝以司马柬为司空，很可能他此时已入朝，实际在关中不到一年便成为遥领。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策划诛杀杨骏，《司马柬传》载 “时杨骏伏诛，柬既痛舅氏覆灭，甚有忧危之虑，屡述武帝旨，请还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辅政”，并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早在此年二月司马玮被征入朝担任卫将军后，武帝以三王藩卫惠帝的布局即告瓦解。辅政大臣亮、玮二王于该年六月在贾后的政治操弄下相继被杀，司马柬亦在该年九月仅 30 岁就突然去世。司马柬入京后，梁王肜于元康元年（291）四月，从青徐都督转任关中都督，九月，司马肜又被调回中朝接替司马玮被杀后空出的卫将军之职，并录尚书事。司马肜入朝录尚书事，尚书省的高层人事也在继四月以司马晃任尚书令、司马繇任左仆射、王戎任右仆射之后完成重组。柬、肜二王在关中都督任上密集变动，显然是惠帝和贾后权势构建与博弈的一环。

        司马肜入京后，司马伦从邺城都督转任关中都督，其都督关中的第六年，齐万年之乱爆发，《司马伦传》言其 “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于是朝廷复遣司马肜出督关中。元康九年（299），在中央军帮助下，齐万年叛乱得以平定，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朝廷任用以才能见称的司马颙出督关中。八王之乱中，司马颙突破关中都督与雍州刺史历来分别任员的传统，一度兼任雍州刺史，并以督府亲信僚佐出任关中州郡长官的方式加强对雍秦地区的控制，永兴元年（304）获得督区州级以下刺史守令任免权，权力达到顶峰。光熙元年（306）五月，司马越率军入关，击败司马颙，西晋进入司马越专权时期，随着中央权力逐渐式微并走向崩溃，初露头角的关陇豪右日益成为关陇历史演进的重要推力和司马模、司马邺等统治关陇的主要依托。

二.关中都督用人传统的突破

        八王之乱后司马越控制关中，他先是以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但梁柳不久即被关中豪右杀害。永嘉元年（307）三月，朝廷以司马模为关中都督，永嘉五年（311）汉国刘曜所率军队攻入长安，司马模投降被杀。六年（312）九月，关陇地方势力击退刘曜、夺回长安，拥立司马邺为太子，次年四月继位，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投降刘曜。司马邺在关中的残余政权维持 4 年多后灭亡。八王之乱后 10 年间，关中都督还发生了永嘉五年（311）司马越计划以中书监傅祗都督关中却因司马模阻挠作罢，和建兴元年（313）愍帝以司马保为都督陕西诸军事两次调整。不过司马保仅在陇右势力支持下保有秦州一隅，并未实际都督关中。

        司马越初占关中时 “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考虑到司马骏、司马泰、司马颙在出督关中之时的将军衔均为镇西将军，且在司马模都督关中之前，关中军事由梁柳统帅，所以尽管梁柳的职分仅是 “守关中”，却有都督关中之实。某种意义上梁柳成为突破西晋关中督区用人惯例的第一人，背后定然有耐人寻味的背景。然梁柳的身份背景难以寻觅，刘书广搜集梁柳的行迹，至为关键的一点是推断梁柳为安定人，惜未找到实际的证据。山口洋亦推断司马模、司马邺统治关中时期活跃于关中政治舞台的梁柳等梁氏人物为安定豪右，亦无可靠证据。这导致晋末关陇政局演变的重要线索出现缺环。

        笔者注意到《太平御览》引臧荣绪《晋书》云：

        梁皇后讳兰壁，安定人也。祖鸿季，仪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为豫章王妃，怀帝即位，为皇后。永嘉中，没胡贼。

臧荣绪《晋书》包含纪、录、志、传共 110 卷，是唐修《晋书》的主要蓝本。梁柳出镇关中前为太弟太保，太弟即晋怀帝司马炽。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怀帝即位后立妃梁氏为皇后。又《皇极经世书》记永嘉元年（307）怀帝 “以后父梁芬为太尉”。臧荣绪《晋书》所载梁芬为皇后之父应该可信。安定梁氏自东汉以来就成为海内大族高门和著名的外戚家族，在关陇地区影响相当大。

        梁芬的人生轨迹，也能为臧荣绪《晋书》的记载提供一些佐证。史载永嘉五年（311）八月司马模投降汉国军队后，刘曜将西晋卫将军梁芬等俘至汉国都城平阳。在洛阳任职的梁芬却在关中被俘，应是从洛阳逃至关中司马模帐下的。永嘉五年（311）十月，安定郡太守贾疋等率军反攻刘曜，十二月司马邺至关中后被贾疋暂时安置在雍城。永嘉六年（312）四月刘曜军队被安定太守贾疋等盟军驱逐出关中，九月 “己卯，汉卫尉梁芬奔长安。辛巳，贾疋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晋书・孝怀帝纪》载：“前雍州刺史贾疋讨刘粲于三辅，走之，关中小定，乃与卫将军梁芬，京兆太守梁综共奉秦王邺为皇太子于长安。”可知梁芬被俘后又于永嘉六年九月从平阳逃往长安，到长安后的第三天就参与了推司马邺为皇太子一事。梁芬之所以反复逃往关中，或与他出身安定大族有关。

        傅祗出自北地郡傅氏，属雍州一流文化高门大族。根据《晋书》对傅玄、傅咸父子和玄从弟祗的记载，可知傅玄著有《傅子》数十万言、百余卷。傅咸曾两次担任本郡中正，其继母杜氏出自京兆大族。傅祗之父傅嘏为曹魏太常，傅祗 “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傅玄曾进用安定大族出身的皇甫陶，“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皇甫陶出自安定大族，傅玄进用皇甫陶，说明二者关系一度亲密，多少有些同州里相互荐举的迹象。

        史载永嘉四年（310）在汉赵国进攻下，洛阳告急，于是 “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轨” 即永宁元年（301）出刺凉州，开启十六国前凉政权的安定大族张轨；杜勋出处虽未见记载，但作为张轨参军，当出自京兆杜氏无疑；挚虞出自京兆长安的谱学世家。《晋书・皇甫谧传》记其 “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由傅祗、挚虞给张轨去信，其背后应有同州郡大族豪右之间的情谊支撑。此外，傅咸与傅祗曾参与了客居始平郡的陇西李含门品之争事件，《晋书》记载 “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 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义贬含”。针对此事，傅咸谏言：“臣从弟祗为州都，意在欲隆风教，议含已过…… 中正庞腾便割含品。”庞腾应即始平郡大族庞氏人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傅咸曾两次担任本郡中正、傅祗曾任雍州大中正，傅祗无疑处于雍州豪右大族网络的中心。而且元康六年（296）齐万年叛乱时，西晋 “以祗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从傅玄与皇甫陶的关系，到傅祗与皇甫商等雍州大族在寒族李含门品问题上的勾结，以及傅玄、傅祗担任雍州中正的经历，可以看出傅祗在关中具有相当深厚的大族网络基础，加之平定齐万年之乱所积累的声望，在司马模难以控制关中的情况下以他出镇关中，最为重要的考量应该就是傅祗这种身份所蕴含的能量。此外，傅氏家族多位人物长期在中朝为官，仅傅祗就有非常丰富的中朝任官经历，官至司徒，其子傅宣尚惠帝女弘农公主。

        司马越表奏傅祗代替司马模都督关中的原因之一恰是关陇豪右流民动乱渐起，司马模难以戡定。永嘉二年（308）“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永嘉四年（310）京兆新丰流人王如在宛举兵，“于是南安庞实、冯翊严嶷、长安侯脱等各率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资治通鉴》称王如等众至四五万，庞、严、侯诸人均出自各郡的豪右大姓。处于关陇大族网络中心的傅祗无疑对应对这种局势有本土性优势，于是朝廷才计划改变关中都督的任用策略，以傅祗出督关中。

三.地域豪右争夺中的安定豪右及关陇局势

        司马越结束八王之乱的局面后，派出安定大族梁柳镇关中，意图利用其在关中深厚的家族背景来镇抚关中。然而，梁柳坐镇关中不久即被杀害。《晋书》记光熙元年（306）六月，“马瞻等出诣柳，因共杀柳于城内。瞻等与始平太守梁迈合从，迎颙于南山。颙初不肯入府，长安令苏众、记室督朱永劝颙表称柳病卒，辄知方事。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起义讨颙，斩马瞻、梁迈等”。反抗梁柳的马瞻、苏众、朱永、梁迈诸人出自扶风、安定等关中大族，支持梁柳的武威大族贾疋、贾龛兄弟和弘农太守裴廙则来自雍州之外，代表朝廷力量。

        司马越再次发兵镇压马瞻等后一定程度恢复了对关陇的控制，紧接着以其同母弟司马模出督关中。司马颙集雍州刺史、关中都督二职于一身的集权模式在司马模时期被破除，雍州刺史和关中都督分由二人担任的西晋旧传统回归。司马模都督关中时有雍州刺史丁绰、麹特可考，丁绰与司马模关系特殊，很可能是司马模从外地带入关中的亲信。麹特则出自金城豪右，他在丁绰之后担任雍州刺史亦是关陇豪右崛起的表现。

        贾疋在讨平马瞻等后，在司马模都督关中时期一直任安定太守。永嘉五年（311）司马模不就征，并表请朝廷以其子司马保任 “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邽”，西晋东羌校尉由秦州刺史兼任，此举对秦州刺史裴苞构成牵制，甚至直接剥夺其职权，故引起反抗。裴苞投奔安定太守贾疋后，司马模派军司谢班进攻贾疋，“疋奔泸水，与胡彭荡仲及氐窦首结为兄弟，聚众攻班。…… 疋复入安定，杀班”。镇压贾疋失利之后司马模再未能控制安定郡，两个月后雍州被匈奴汉国军队攻破，司马模投降后被杀。

        永嘉五年（311）八月，长安被匈奴汉国刘粲占领，汉国军队攻陷长安后以刘曜镇长安，但不久被关中亲晋势力击退。《晋书》记载：

        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唯雍州刺史麹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麹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西）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麹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丘，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纪特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莫不响应。

        材料揭示了司马模都督关中时期，正是雍州部分郡县的守、令担任者维持了司马模的关中统治，并缔造了司马邺的残余政权，是司马邺时期实际主导关中政局的人物。刘粲军队攻破关中后，冯翊太守索綝与冯翊郡之频阳县令梁肃俱奔安定；雍州刺史麹特、扶风太守梁综，当时据守新平；安定太守与郡内部族酋豪打算降附，但在索綝、梁肃等劝说下被推为统帅起兵反击。安定、新平郡等泾水中上游区域成为西晋势力反击的核心基地。

        索綝出自敦煌大族，从其祖、父以来就长期任职于关中，与关中豪右有复杂的关系网，“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并综母弟綝之姻也”。梁综和梁肃此处的官职是司马邺时期所任暂可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索綝为梁综之舅，而梁肃、梁纬与索綝有姻亲关系。梁纬之妻出自陇西大族辛氏，从梁综、梁肃、梁纬的仕宦婚姻以及他们奔向安定的行踪判断，他们应为安定梁氏。麹特、麹允出自金城豪右麹氏，家族实力雄厚。京兆有竺氏家族，后赵时期曾有 “京兆樊经、竺龙、严谌、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在晋末关中豪右崛起的背景下，竺恢长期担任新平太守，很可能即出自京兆豪右。

        司马模的督府中也有大量关陇豪右。永嘉五年（311）六月洛阳被汉国军队攻陷后，司马模以大将赵染戍守蒲坂，然赵染因求冯翊太守不得而降刘曜，八月长安被刘粲占领。赵染 “送卫将军梁芬、模长史鲁繇、兼散骑常侍杜骜、辛谧及北宫纯于平阳”。赵染为京兆新丰人；鲁繇应出自扶风鲁氏，担任司马模督府僚佐中十分重要的长史一职；辛谧为陇西大姓人物，洛阳陷落之前他就返回关中任职；杜骜应是洛阳陷落前后到达关中的西晋朝官，出自京兆杜氏；北宫纯则为前凉派往关中支援洛阳的将领。可见，尽管司马模都督关中时在督府和州府长官分别任用上回归西晋旧传统，但是雍州诸郡县的守令以及督府将领出身关中豪右者明显增多。可以猜想司马模与司马越讨价还价，以及傅祗未能都督关中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防止关陇豪右完全控制关陇。

        汉赵国进攻关中后，安定郡成为西晋盟军反击刘曜的后方基地，梁氏及其姻亲索綝在盟军中占据很大的势力，身后有氐羌酋豪支持的安定太守贾疋被推举为盟军统帅，麹特让出雍州刺史的职位给贾疋。不过，安定郡部族酋豪在对待汉国的态度上发生了分裂，卢水胡人彭荡仲投降汉国。贾疋遂起兵杀彭荡仲，《贾疋传》记：“后荡仲子夫护帅群胡攻之，疋败走，夜堕于涧，为夫护所害。”《孝愍帝纪》记：“贾疋讨贼张连，遇害。”《晋书・麹允传》记：“会雍州刺史贾疋为屠各所杀。”可知投降刘曜的除卢水胡外，还有安定高平屠各酋豪张连。

        天水阎鼎护卫司马邺入关后被贾疋安置在雍城，永嘉六年（312）九月，阎鼎 “与大司马南阳王保、卫将军梁芬、京兆尹梁综等并同心推戴”。诸人的官职系司马邺被推为太子后所任，同时也 “以阎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加疋征西大将军”。梁氏和以贾疋为代表的安定豪右是拥立的主力，他们继续掌握关中的军事权力和州郡刺史守令实权。永嘉六年（312）十二月，梁综等与阎鼎发生争权冲突，《阎鼎传》记：

        梁综与鼎争权，鼎杀综，以王毗为京兆尹。鼎首建大谋，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麹允、抚夷护军索綝并害其功，且欲专权，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并综母弟之姻也，谋欲除鼎，乃证其有无君之心，专戮大臣，请讨之，遂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传首长安。

《资治通鉴》记载争权冲突发生时梁肃为冯翊太守，与《阎鼎传》所记的北地太守相异，考虑到梁肃原为冯翊郡之频阳令，冯翊太守应该更为准确，任北地太守的则是梁纬。梁氏三兄弟在司马邺被推为太子后，分掌京兆及冯翊、北地二郡。索綝、麹允、梁肃起初一起由冯翊奔赴安定，三者关系自不一般，况且索綝为梁肃、梁纬姻族。杀阎鼎的氐酋窦首是贾疋结交的兄弟，雍城恰是梁综担任扶风太守时的驻地。王毗本为阎鼎的抚军长史，洛阳陷落 后与阎鼎护卫司马邺入关，可能出自京兆豪右王氏。

        阎鼎被杀后以梁氏为核心的一派势力进一步加强，同时此派内部不久亦发生权力核心转移，梁综被杀后索綝接任京兆太守，贾疋讨彭荡仲被杀后麹允接任雍州刺史。建兴元年（313）司马邺即帝位，“以允为尚书左仆射、领军、持节、西戎校尉、录尚书事，雍州如故”，后又加大都督、骠骑将军等职。《索綝传》载：

        綝迁侍中、太仆，以首迎大驾、升坛授玺之功，封弋居伯。又迁前将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加平东将军，进号征东。寻又诏曰：“…… 其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麹、索二人在司马邺统治期内把持尚书省、雍州、京兆的核心权力和主要军权，原由梁芬担任的卫将军也由索綝接替，梁芬虽官至司徒却丧失军权。麹、索二人在司马邺时期官职累加，但核心是雍州刺史和京兆尹，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来自关中地方势力的各种支持。

        关于雍州各郡守，目前可见冯翊太守在司马邺时期一直由梁肃担任，建兴三年（315）刘聪陷冯翊，梁肃逃至万年县后去向不明。建兴四年（316）刘曜攻至北地，“北地太守麹昌奔于京师。…… 建威将军鲁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等皆死之”，知北地太守由梁纬换为麹昌，梁纬任散骑常侍。始平太守在麹允之后有胡子序和杨像二人，胡子序很可能出自安定大族胡氏。《麹允传》言：

        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

结合前文，可知新平太守在司马模、司马邺时期始终由竺恢担任；扶风太守由竺爽接替梁综，恢、爽二人应同出京兆竺氏；安定太守焦嵩是在建兴三年（315）赵班被盗杀后接任的，出自安定本郡。麹允以 “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反映坚守于雍州的愍帝残余政权大量吸收雍州本地势力进入政权。

        司马邺之朝官的活动史籍大多未载，这大概反映了西晋末朝廷权威沦丧的背景下，愍帝朝官的职权实际并不大。可将相关人物列表 1 如下。

        关于表1中诸人的郡望籍贯，郡望或籍贯一栏加 “？” 者，史籍虽未明确记载，但很可能出自相应的大族；空缺者难以推知出处。尽管朝官的实权不大，但总体上出身关陇豪右者仍占多数。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司马邺及其群臣被俘至汉国都城平阳，“尚书梁允、侍中梁濬、散骑常侍严敦、左丞臧振、黄门侍郎任播、张伟、杜曼及诸郡守并为曜所害”，西晋残余政权也最终灭亡。

结语

        通过对西晋历任关中都督的考察，笔者认为是否存在针对关中督区的所谓 “石函之制” 很值得怀疑，这很可能是为了突出司马颙的特殊性而建构的说法。八王之乱后，司马越承继司马颙都督关中时期关陇豪右迅速走向历史前台的局势，在关中都督人选上做出了突破西晋传统的尝试。他先是以怀帝梁后之祖父、安定豪右出身的梁柳镇守关中，后又在司马模不能制抚关中的豪右流民动乱时萌生以雍州一流大族傅祗都督关中的计划，然因担心傅祗出镇关中后关中督区彻底被关陇豪右控制而作罢。

        关陇豪右，尤其是泾水中上游区域的胡汉豪右，对司马模、司马邺时期关中的局势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国军队攻破关中后，安定成为反击汉国军队之关陇豪右盟军的核心基地。有安定郡部族、豪右支撑的安定太守贾疋一度被盟军推为统帅，安定梁氏之梁芬、梁综、梁肃、梁纬亦于此时处于豪右联盟的中心。司马邺被立为太子后，进入关中较晚的天水阎鼎和梁综家族发生争权冲突，关中豪右联盟权力格局随即发生转移，与安定梁氏、安定太守贾疋有密切关系的敦煌索綝和金城麹允成为晋末关陇豪右联盟的权力核心。

        若将视线拉长，我们会看到从司马颙到司马邺的 20 年间，安定皇甫氏、梁氏先后影响了关陇局势的发展，皇甫氏遭到司马颙的打击，梁氏家族遭到汉国政权的杀害，皇甫氏在司马模、司马邺时期事迹不多，很可能就与司马颙的打击有关。安定张轨和安定皇甫氏的皇甫商、皇甫重、皇甫谧，梁柳、梁芬、梁综、梁肃、梁纬等在西晋末关陇的局势变动中多次发挥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与安定郡处于关中、陇右两大地理单元中间地带的地缘结构有深层联系。当关中腹地和陇右同时受到外部进攻时，泾水中上游就成为关中势力撤退、积聚的大后方，此种形势下泾水中上游地方势力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有一定的必然性，在两汉之际、西晋末、前后秦交替之际等历史时期都有相似剧情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