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说明：本文原载《南开史学》2025年第1期（总第39期）第174-193页。注释从略。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经济史上，与被称为“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 的中世纪晚期相比，近代早期雇工的工资购买力下降，生活陷入贫困。20 世纪末以来，随着评价体系的完善、消费史研究的深化，传统观点逐渐受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挑战和修正。最新研究表明，近代早期英国的工资购买力的下降幅度并不大，实际收入更是在 1650 年前后就超过了中世纪晚期，部分雇工甚至还参与了 18 世纪的消费革命。整体而言，近代早期英国雇工保持了较高生活水平，而且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这意味着，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已经率先突破马尔萨斯抑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系统梳理上述线索对于我们参与西方工业革命的起源、收入分配体系的历史演进等问题的讨论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购买力；收入；生活水平

  近代早期（the early modern period，亦称早期现代，即 16~18 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在此期间，雇工（或工资劳动者，wage-earners）在总人口中占比很高（从 16 世纪初的不足 40% 增加到 18 世纪的近 70%），其生活水平（the living standards）如何值得深究，这对理解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机制及其历史演进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传统观点的提出与流变

  传统观点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经济史上，与被称为“黄金时代” 的中世纪晚期相比，近代早期英国雇工工资购买力下降，生活陷入贫困。这个现象的发现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索罗德・罗杰斯（James E. Thorold Rogers）。19 世纪末，在七卷本《英国农业和物价史，1259~1793 年》及其缩减版《六个世纪的劳动和工资》中，罗杰斯提出用 “购买力”（the purchasing power）作为评价生活水平的手段，并在对 1259~1793 年进行长时段比较研究之后，将 15 世纪到 16 世纪初称为英国雇工的 “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之后，由于政府的各种压迫性的法律和政策，雇工的生活水平趋于恶化。他首先选取 1533 年、1564 年、1593 年、1597 年、1610 年、1651 年、1661 年、1682 年、1684 年、1725 年、1731/32 年等多个年份，按照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标准，与 1495 年的生活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除了内战期间略有改善之外，从 16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上半叶，雇工的工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处于下降状态。他们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15 世纪末仅需 10 周和 15 周就能实现的食物消费标准（每年 3 夸脱小麦、3 夸脱大麦芽和 2 夸脱燕麦），底层雇工甚至干满全年（仅周日休息）也不能达到那时的生活水平。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雇工的生活水平仍未改善。根据阿瑟・杨（Arthur Young，1741~1820）的观察记录，罗杰斯发现，与 1495 年相比，1770 年英国物价增长了 7~10 倍，但工资水平并未有同等比例的增长（仅有其 30% 左右）。按照 1796 年弗雷德里克・艾登爵士（Sir Frederick Eden，1766~1809）提供的数据，即来自贝德福德、卡莱尔、亨廷顿、赫特福德、莱斯特、林肯、诺福克、北安普敦、牛津、萨福克、萨默塞特、约克等地的 53 份工资评估记录（wage assessments），以及当时的物价水平，罗杰斯估算，普通雇工的家庭收支普遍存在赤字，平均从 2 英镑 15 先令 4 便士（亨廷顿）到 22 英镑 3 先令 6.5 便士（赫特福德）不等，而且此前三五年的情况可能同样糟糕。实际上，在罗杰斯看来，18 世纪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 15 世纪，甚至也要低于 13 世纪，他曾说，乔治三世即位初年（1760）雇工的工作条件还比不上亨利三世治下（1216~1272）的 1260 年。

  进入20 世纪，更多人开始关注前工业时代英国工资问题，罗氏论断也迎来了支持者。瑞典学者古斯塔夫・斯蒂芬（Gustaf F. Steffen）计算了中世纪以来 6 个世纪里英国木匠和农业雇工工资对于小麦的购买力。结果显示，雇工的工资购买力在 16 世纪经历明显下降，尽管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时间不短的上涨期，但之后由于小麦价格比工资上涨更多，购买力继续下降并在 1790~1830 年达到最低点。到了 20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布朗（E. H. Phelps Brown）和谢拉・霍普金斯（Sheila V. Hopkins）根据罗杰斯（以及 “福利国家之父”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等）提供的工资和物价数据，对 13~20 世纪的英国南部建筑雇工的工资及其购买力变动的长期趋势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从 16 世纪初到 18 世纪末，除 1700 年前后出现改善外，雇工工资对 “一篮子消费品”（a basket of consumables）的购买力水平比中世纪晚期下降甚多，在 16 世纪末甚至低至之前的 40% 以下（即 PB-H 指数，1450~1475 年为 100）。到 19 世纪，这种状况才真正改变，工资购买力最终在 19 世纪末（1880 年）超越 15 世纪的水平。尽管二人一再提醒读者，由于多项收支数据未知，他们并非要构建现代意义上的 “实际工资”（real wage），而且他们使用的工资和物价数据还有不小的改善空间，其结论也不能完全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但他们对于工资购买力的系统计量研究还是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此后，布朗-霍普金斯的研究发现在欧洲范围获得验证。1966 年，德国农业史家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在《13~20 世纪欧洲的农业波动》中引用布朗-霍普金斯（以及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等人）的数据指出，与 15 世纪相比，实际工资在近代早期的下降是遍及欧洲的现象，虽然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初，工资水平短暂升高，但随后名义工资再次落后于物价上涨，因此，1740 之后仍然是有利于农场主、不利于雇工的时代。第二年，法国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研究小麦价格时也提出，与黑死病后的那个时期相比，“在本书论述的几个世纪里，价格一般朝坏的方向偏移”。离中世纪的 “秋天”（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语）越远，生活水平越见下降，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在此期间，城乡劳动者工资都很低，人们不得不降低生活水平，这导致小麦在日常饮食中的比例下降，肉类的消费持续减少。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生活水平上的优势在缩小。同年，在应邀为《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撰稿时，他与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 F. 斯普纳（F. Spooner）共同指出，“15 世纪末到 18 世纪，欧洲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来自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博韦及周边地区的证据表明，与 14 世纪末 15 世纪的 “黄金时代” 相比，16 世纪以及 17 世纪早期是 “贫困的时代”。意大利史家卡洛・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在评价前工业时代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之时，也认为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结论是 “相当可以接受的”（fairly acceptable）。进入 21 世纪，布罗代尔所说欧洲在生活水平上对亚洲 “优势缩小” 的论断在美国史家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那里变成了 “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因为在论及生活水平问题时，彭慕兰根据布罗代尔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关于日均卡路里摄入量的研究计算指出，18、19 世纪中国成年男性的卡路里摄入量（2651 千卡）高于欧洲 “城市民众”，甚至也高于工业革命后英国人均消费标准。这种演化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近代早期英国雇工生活水平恶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

 按照上述研究，“下降”“恶化” 似乎已经成为近代早期雇工的生活水平的标签。不过，仍需明确的是，与中世纪晚期相比，雇工日常生活水平 “恶化” 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是否已经到了家庭预算赤字、无法糊口的地步？对此，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近代早期被 “重新发现”、消费史研究勃兴以及学界关于东西方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以及欧洲内部 “小分流”（the Little Divergence）讨论的深入，研究者们从购买力、收入水平和消费标准等方面提出了新认识，并大大修正了传统观点。

二、雇工的工资购买力水平修正

  传统观点的立论基础是对工资购买力的衡量，而计算工资购买力需要充分获取关于名义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信息。在这方面，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研究有明显不足。首先，罗杰斯向他们提供的年度工资数据并不统一，即数据在时间分布上不均衡导致有的年份是平均工资，有的年份则直接选取了最高工资。其次，在“一篮子消费品” 的构建方面，布朗和霍普金斯的证据仅来自两个中世纪神父的消费账册以及 18 世纪末两位社会人士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和艾登爵士为当时穷人家庭设计的困难年份预算，样本相对单一，消费品种类也不够丰富。上述两个因素可能导致他们的结论夸大了雇工生活水平的恶化程度。例如，实际工资在 “价格革命” 时期（the Price Revolution，约 1550~1650）经历暴跌，但有研究表明，跌幅可能并没有低于之前水平的一半。根据斯蒂夫・拉帕波特（Steve Rappaport）对于伦敦物价和建筑工人工资购买力水平的计算，就可以发现，1600 年的物价指数为 334（而不是 459），由此当地工资购买力指数仍然保持在 69（而不是 44）。即便是处于危机之年的 1597 年，工资购买力指数也能够保持在 59（而不是 29）。这就对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结论提出了直接挑战。对于农业雇工工资，格雷戈里・克拉克在更新消费品篮子并对数万余份农场工资数据进行研究之后提出，1600 年，英国雇工实际工资指数的下降幅度约为 50%，而不是 60%。到了 17 世纪中叶之后，雇工工资购买力提升，而且整体上肯定高于黑死病大流行之前。

  与前述研究相比，坚持以全球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的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的发现则更为惊人。艾伦首先针对欧洲各国主要城市的工资和物价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然后构建了一个“体面的一篮子消费品”（European respectability basket，包含丰富的小麦面包、肉类、啤酒等高热量食物），并在此基础上对工资购买力研究进行升级，提出 “福利比率”（welfare ratio）的概念作为评价标准。按照艾伦的计算，福利比率在 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中叶间出现下降，但此后迅速上升，到 18 世纪初已经恢复到 15 世纪的标准（福利比率为 1.5）。在艾伦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最糟糕的 17 世纪上半叶，雇工家庭也仍能维持较高质量的生活（福利比率为 1.2 左右）。如果将购买对象换成 “糊口的一篮子消费品”（以燕麦为主食，仅可维持最低生活标准），英国雇工的收入往往能够买 4 个，最差的时候也能购买 2 个。要知道，此时英国人口基本保持增长态势，从 16 世纪上半叶的不足 300 万增加到 18 世纪末的 800 余万，尤其是从 18 世纪 30 年代之后增速稳步提升，并持续至 19 世纪末。在艾伦看来，英国的工资水平在近代早期变化尽管不大，但肯定没有崩溃，而是与人口增长保持着同步。这在西方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从工资水平的横向比较来看，以英国领衔的北海地区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在 15 世纪尚不明显，但在此后的 3 个世纪里，其他欧洲国家（南欧、东欧）的实际工资持续恶化，导致差距拉大，欧洲内部的 “小分流” 就此发生，西方领先于东方自然也不在话下。据此，艾伦宣称找到了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前工业时代的 “高工资经济”（the high wage economy），其逻辑是，人力成本压力造成雇主无法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只得尝试从技术上寻找突破，最终激发了科技和工业领域的革命。在回应学界关于 “高工资经济” 理论过于专注男性户主的批评之时，艾伦进一步强调，前工业时代英国的妇女儿童也享受着高工资标准。而且，从全球视野来看，“高工资经济” 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重要影响。

  艾伦的研究并非孤案，而是与当前欧美学界关于东西方经济“大分流” 争论的深入紧密相关。针对经济上的欧亚相似论，以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先后对欧亚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展开历史核算，以人均 GDP 为证据来确定东西方 “大分流” 发生的时间。结果表明，西方对东方的经济领先至少开始于 1500 年（甚至是更早的 1300 年，此时意大利的人均 GDP 超越中国）。在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布劳德伯里等研究者略显保守地说，“大分流在 17 世纪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正是在此时，持续数个世纪的欧洲内部 “小分流” 的结果也最终揭晓，西北欧开始超越欧洲其他地区，并开始在经济上领跑世界。“大分流” 和 “小分流” 为何发生，尤其是英国为何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对此，不少研究者也从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寻找答案。除了艾伦之外，布劳德伯里也指出，东西方差距在 1500~1800 年间已经拉开，亚洲富裕地区的工资水平更接近于欧洲的落后地区（南欧、中欧和东欧），而不是先进的西北欧。尽管中、印两个大国的发达地区的实物工资（粮食）与西北欧（英国）相差不多（前者为后者的 90% 左右），但在以购买力衡量的货币工资（银）方面相去甚远（到 18 世纪，前者仅有后者的 15% 左右）。这并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至于“小分流” 的发生时间，荷兰学者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认为是在 15 世纪中叶，而不是 17 世纪。他吸取了艾伦关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研究成果，并认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西北欧的优势就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他同时指出，1400~1800 年间，北海地区（包括荷兰、弗兰德尔、法国北部和英格兰）保持着较低的技能溢价（即技术工匠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相对报酬），整个雇工群体的实际工资水平很高，不仅高于阿拉伯和东亚世界，也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范赞登将女性的劳动和工资水平纳入研究范围并发现，在黑死病大流行结束之后到 18 世纪，西北欧的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性别工资比率（女 / 男）已经由黑死病暴发之前不足 50% 上升到 75%~80%，高于地中海欧洲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的 50%（甚至更低）。范赞登提出，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它使女性（以及未成年人）更积极、更广泛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积累婚前财富，摆脱父母控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 “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EMP）。反过来，近代早期的女性更加依赖工资劳动，尤其是未成年人到他人家中充当仆从的习俗引起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保证了劳动力供应，促进了北海地区的经济转型。

  从上述研究不难发现，从购买力的视角而言，近代早期英国雇工生活水平其实并不糟糕，不论是与亚洲地区相比，还是与西北欧之外的欧洲地区相比，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艾伦指出，跟15 世纪相比所谓的生活贫困化是相对的，雇工实际生活一直保持较高水准。对于近代早期经济社会转型的原因，范赞登更重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若干制度性变迁（如婚姻制度）及其影响，这无疑也要比马尔萨斯模式更具说服力。

三、雇工的收入水平估算

  尽管工资购买力一直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但鉴于前工业时代工资劳动的复杂性，对它的过分依赖又招致不少批评。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工资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以大多数研究者最青睐的建筑行业为例，技术工匠（木匠、石匠等）可能本身就是小商贩，通常带上原材料和辅助工（helpers，即非技术工人，如他的 “仆从”“儿子”“学徒” 等）一起劳动，而雇主经常支付 “团队工资”（a composite rate，或 “工资包”），它并不代表建筑工人的真实工资率，需谨慎对待。由此看来，使用工资数据来评价产出、生活水平等，应首先了解其支付制度和组织方式。例如，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伦敦建筑业中有 “包工” 现象存在，传统研究者笔下的工资事实上都是 “包工头”（contractor）与主顾约定的每日报酬额，它还会根据技术和工作内容被再分配，因此，以账簿中所谓建筑工人的工资来衡量数量众多的非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是错误的，因为后者的实际工资可能只有账面数字的一半。这种数据上的问题是当前许多研究没有注意到的，而且传统研究者在方法上的不同难以保证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其次，忽视了工资差异（wage differentials）仍然普遍存在。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诸类工资差异中，有些存在已久、广泛流行，如技术工资差异、职业工资差异等。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成熟和政府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不同地区的工资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例如，在 18 世纪下半叶伦敦工资水平下降的同时，北部兰开夏郡的工资水平却持续走高，这与该地区在工业革命开始后棉纺和毛纺工业的快速发展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女性广泛参与工资劳动。18 世纪伦敦刑事法庭档案（criminal court records）显示，当地已婚妇女只有 1% 完全靠丈夫养活。但她们很难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和报酬，而且她们在对购买力的计算中是没有位置的，性别工资差异经常被忽略。最后，工资不是雇工收入的唯一来源。实际工资掩盖了雇工的就业变化情况，导致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得不到重视，如小块土地和菜园产出、放牧或搜集燃料的公共权利、救济和慈善以及得自雇主的额外奖励等。对于仆从而言，在统计工资额时，还应将雇主向他们提供的食宿成本计算在内。另外，在农业雇工的报酬中，实物（或食物）占很大比例，这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不足，所谓 “货币工资” 大部分可能是由协商或允诺的实物来支付的。因此，评价前工业时代雇工生活水平仅依靠货币工资数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毕竟完全依赖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是少数。

  鉴于以上考量，约翰・哈彻（John Hatcher）提出，收入比购买力更有说服力，家庭收入也比男性户主个人收入更有说服力，而且以购买力和收入分别来衡量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此，布鲁斯・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断言：“日工资率，如果并不必须使用年收入的话，在黑死病大流行之后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大家才将之后的一个世纪视为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

  如果收入是比购买力更好的评价手段，那么近代早期生活水平恶化的论调还成立吗？对此，简・汉弗莱斯（Jane Humphries）、雅各布・威斯道夫（Jacob Weisdorf）撰文指出，当前研究中工资数据的 “不真实” 皆因样本选择错误导致。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在大工程上持续受雇的建筑工人，还是在大农场上偶尔受雇的农业工人，都不具备典型性。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赞同哈彻所提以收入替代购买力的方案，并进而指出，当前的研究往往以统一数字（如 250 天）作为前工业时代雇工的工作天数，高估了中世纪晚期雇工的劳动时间和收入水平，又低估了近代早期雇工的劳动时间和收入水平。通过以按年度工作的农业仆从（famuli/farm servants，农业雇工的主体，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 15%~20%）为样本来考察实际收入，二人发现，中世纪晚期英国雇工的工作天数只有 150 天上下（如在 15 世纪 30 年代为 165 天），此后新教伦理的流行和 “勤勉革命”（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发生引起劳动时间大幅增加，到了工业革命期间，每年已经可以达到 300 天以上。照此计算，雇工的实际收入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增加，并在 1700 年前后超过 15 世纪的水平，而不是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才实现这一超越。不仅如此，近代早期发生了比中世纪晚期更为惊人、更有意义的变革，如 1650~1830 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 “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实际收入、人均 GDP（按产出计算）与人口数量保持着同步增长趋势，这意味着传统的马尔萨斯抑制已经被突破，对于理解英国崛起并最终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有着重要意义。显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艾伦、范赞登达成了一致。

  针对传统购买力计算通常无视女性的缺陷，汉弗莱斯与魏斯道夫又将目光投向未成年女性。当将女性仆从（women servants，按年度受雇，往往未婚）与男性雇工、按天或周工作的独立女工进行比较之时，她们发现，中世纪晚期并非女性仆从的 “黄金时代”，因为她们的工作机会依然难得，工资也没有令人满意的上涨。进入 17 世纪之后，这些不为家庭所累的女性有机会享受时代的福利，获得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境遇得以大大改善。在考察家庭总收入之时，他们又与萨拉・霍瑞尔构建了一个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cycle），即将一对夫妇的一生（15~75 岁）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5~25 岁、25~55 岁、55~75 岁）和六个小阶段（以 10 年为期），以考察每个阶段的储蓄（即家庭收支结余）情况。数据表明，除了 15 世纪之外，雇工家庭收支平衡的持续改善再次出现在 1650 年之后，各个生命周期的家庭均逐渐能够实现盈余，即便是那些长期处于糊口状态的年龄处于 35~45 岁的夫妇（家庭成熟期，仅男性户主一人工作，孩子年幼、女主人照顾家庭均无法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家中孩子（五口之家，有三个孩子）也参与劳动的话，家庭储蓄水平将更高。相比之下，这是所谓 “黄金时代” 未曾创造的成就。

  不难看出，前述研究从对比和质疑中世纪晚期“黄金时代” 论入手，进而寻求对近代早期英国雇工生活水平的重新评价。从结论来看，不论是从劳动时间与收入的增加，妇女劳动条件的改善，还是家庭储蓄的提高，近代早期都是一个比中世纪晚期更好的时代。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工资购买力作为生活水平衡量指标的不足，以及自 19 世纪末以来对其过分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对于重新认识雇工的真实生活水平是有意义的。正如布劳德伯里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于 15 世纪工资水平的 “夸大” 加深了之后时代改善余地不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到了近代早期，实际工资、工资收入和家庭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如果再以实际工资作为评价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无疑是不谨慎的。

四、雇工的日常消费考察

  在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中，经济学家们继续运用现代计量工具来估算19 世纪之前英国雇工生活水平，尽管让我们对其长期变动趋势有了直观认识，却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的差异性和全面性认识不足。例如，前述克拉克、艾伦等将雇工的全年务工时间认定为某一固定天数，汉弗莱斯等则强调劳动时间是变动的，而且是逐渐增加的。然而，有研究表明，即便是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农业工作一直是高度季节性的，劳动时间因时因人而异，在从南（多塞特）到北（约克）的 8 个郡的 8 个农场上，有人每年固定工作 300 天以上，有人每年只工作几十天。显然，对于乡村雇工受雇机会的不完整性和不持续性认识的不足削弱了使用日工资乘以劳动时间来计算工资收入的准确性。尤为关键的是，不论是计算购买力还是总收入，研究者们均着眼于与中世纪晚期比较高低，却很少关心近代早期实际消费状况到底如何。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在于现代经济学日渐发达、模型分析较为便捷，另一方面更在于海量工资数据唾手可得，其主要来源包括农场、作坊、建筑工地等机构的各类收支账簿，议会关于雇工、流民、济贫等问题的法令，地方工资评估记录等。相比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雇工饮食、穿衣、居住、财产等方面的证据并不多，这就造成对实际消费状况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不过，自 20 世纪末以来，史料不足的困境得到极大改观。雇工遗嘱财产清单（probate inventories）、雇主的支出账簿（如用工、厨房）、社会人士的观察或调查记录等资料得到挖掘使用。以这些史料为基础的消费史研究让传统研究中的缺陷逐渐得到克服，也使当时雇工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完整图景得以慢慢呈现。

  新的证据表明，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商业化过程，收入增加的雇工阶层被卷入不断扩展的消费品市场中，甚至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家内仆从模仿其雇主的穿着用度，并将时尚传播到社会下层，以至于干农活的雇工也戴着时尚的帽子、修路的工人也要喝茶。据克莱格・穆德鲁（Craig Muldrew）估算，雇工的饮食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多样，包括大量肉和啤酒在内的丰富食物每天为雇工提供超过 4000 卡路里的能量，满足了他们每天从事长时间（8~10 小时）重体力劳动的能量和营养需求。不仅如此，雇工每年的家庭总收入，包括全部成员的工资及土地、牲畜等带来的收益，在满足家庭消费之后还能有储蓄（除 1595~1630 年之外），有些人甚至可以在死后留下平均价值 20 英镑上下的遗产。阿兰・艾弗瑞特（Alan Averrit）也曾发现，都铎、斯图亚特王朝，那些能够留下个人信息的农业雇工在居家财产上的投资越来越多，在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例如，他们的住房往往由专业工匠修建，包括 2~4 个房间，内有多种家具，尽管生活舒适度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雇工的改善型（或享受型）消费逐渐丰富。有证据表明，英国城市中的雇工的休闲生活十分丰富，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咖啡屋、酒馆等是他们社交、消磨时间常去之处。他们也在那里聚集等待雇主的招募，并组成各种团体来捍卫工资标准和劳动权利，为未来工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大众文化的发展，雇工群体中甚至涌现出了不少诗人。

  消费模式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C. G. A. 克莱（C. G. A. Clay）将其归因于供需两侧的互相促进。他认为，16~17 世纪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雇工生活水平恶化的印象被夸大了，因为工资并非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同时，由于 “农业革命” 的发生、制造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的繁荣、非生活必需消费品供应的增加，雇工逐渐意识到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因而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勤勉工作争取收入最大化，最终到 1700 年前后获得显著回报，生活水平出现质的提升。例如，他们享有较高的日常饮食质量，小麦面包、肉、奶、啤酒等已属常见，糖、烟草也不再遥不可及；他们还拥有多样的服饰、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这些都是他们在 16 世纪的前辈们不可想象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到 17~18 世纪，雇工的消费地位极大提升，他们在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中构成了近代 “消费革命”（a consumer revolution，或 “消费社会”，a consumer society）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消费史研究再次证实，近代早期英国雇工并没有陷入贫困，而是保持了不低的生活水准，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市场供给增加对需求的刺激。我们注意到，到18 世纪，英国社会上层对于劳动、工资和消费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晚期重商主义者日渐放弃 “贫困有用论”（utility of poverty），不再宣扬低工资是保持竞争力的手段和国家繁荣的标志，而是纷纷论及高工资对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主张提升工资，使勤奋的雇工在高物价时期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政府也意识到了消费对于生产的拉动作用，不再颁布《限奢法令》（the Sumptuary Statutes），转而鼓励民众积极消费。正是在此时，英国雇工的消费水平已高于欧洲大陆国家，而且这种领先优势保持了两个世纪之久。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消费革命” 是一种 20 世纪才流行的现象。

余论

 如前文所述，前工业时代工资劳动问题极其复杂，多元的收入来源和灵活的生存策略为我们理解个体选择行为、收入长期趋势等问题增加了难度。从研究方法上而言，工资购买力、实际收入等评价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不能当成唯一评价指标，因为它们只能反映雇工生活水平的一个侧面，而无法呈现出其全貌。正因如此，我们不应再局限于某单一标准，而需要使用多种方法并构建完整的评价体系来衡量生活水平。在新的评价体系下，传统观点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修正。近代早期雇工生活“贫困化” 肯定是相对的，即便是对于 1550~1650 年 “价格革命” 时期而言，程度也并未如罗杰斯、布朗和霍普金斯等人估计的那样严重。在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英国雇工可能会选择延长劳动时间，使收入增长甚至翻倍，从而能够保证原有的生活水平。到了 17、18 世纪，得益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开启，较高的生活水准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从而率先突破马尔萨斯抑制。从全球视野来看，同期英国雇工消费标准不仅高于东亚地区，也高于西北欧以外的其他欧洲地区，这是东西方发生 “大分流” 和欧洲内部出现 “小分流” 的基本背景。

 在共识日益增加的同时，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催生了新争论，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早期英国雇工生活水平研究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对此，进一步深化消费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可能至为关键。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森在评价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探讨那种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假定的平均工人的工资水平，转向对食品、衣服、住宅等消费品乃至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注意，那么争论也许会有更高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工业革命前英国雇工生活水平的再认识只是 “早期现代主义者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的一个方面，它与农业革命、城市化、原工业、人口和家庭史等领域的研究紧密相关。研究者们提出或使用的一系列新概念，如 “消费革命”“勤勉革命”“欧洲婚姻模式” 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近代早期西北欧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肌理，但对于重新解释诸如现代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之类的系统工程而言，这肯定还不够。进一步寻找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是前工业时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对于雇工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探讨当然不应缺席。

 展望未来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在借鉴吸收国外最新理论方法之时，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应破除二元对立模式。传统观点以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 否定近代早期的进步，导致历史的连续性被割裂，难以得出系统的结论，需明确予以反对。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以近代早期的突破来否定中世纪的积累。第二，应避免理论预设。“工业革命” 期间丰富的工资物价数据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参与雇工生活水平的研究，并形成了 “乐观派” 和 “悲观派” 两个立论迥异的派别。由此，两派人员将研究触角继续向前工业时代延伸，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新的争论。然而，学科差异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从现代理论或既定观点出发进行问题预设、建立模型、绘制曲线的做法固然可以为读者提供较为直观的认识，但其本身明显存在削足适履之嫌，忽略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会因不可靠的基础数据导致对相关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无疑是需要反思和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