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冕，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史。

[说明：原载《南开史学》2025年第1期（总第39期）第247-261页。注释从略。]

摘要：葫芦窑是元末景德镇在龙窑技术基础上，结合本地技术传统发展出的一种新型窑炉，在景德镇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葫芦窑的形成有两个阶段：元末在景德镇宋元形成的较宽的龙窑结构上，加入加强控火的“束腰” 结构，形成雏形；明初葫芦窑在御窑厂影响下窑尾缩短、腰身收束，窑体结构逐渐成熟，最终于明中期定型。葫芦窑窑形的演变，是追求提高烧成的可控性与降低初期窑炉建设成本、加快资金周转速度的结果。对于葫芦窑出现与发展各阶段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代景德镇窑业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葫芦窑；变革；机制；资本

景德镇葫芦窑从元末出现到明中期成熟，形成了中国窑业史上一种独特的窑形，它不仅满足了明代市场扩大时期的烧成需要，还为后来的蛋形窑（镇窑）奠定了技术基础。考古发现表明，景德镇从晚唐开始使用龙窑技术，持续到宋元时期，这种稳定的技术为何在元末出现变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窑炉形态呢？

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南宋严苛的税制冲击了景德镇窑业，由于税额按照装烧量而非成品量来制定，窑炉越长废品率可能越高，迫使景德镇在南宋后形成了窑炉逐渐缩短的变革方向；二是认为窑形的变化是为了应对青花、釉里红等新产品的需求；三是认为元代景德镇窑业有从原料产地向市区集中的趋势，而龙窑占地面积过大，不可能向市区转移，因此需将窑炉缩小。但是从现有遗存来看，以上解释尚有可探讨的余地。考古证据显示，景德镇窑炉长度明显缩短，是在明初而非南宋。宋到元末景德镇保存较为完好的龙窑和葫芦窑长度在21.1~24.2 米。直到明初，御窑厂才将窑炉缩短到 10 米左右。在全国范围内，税制影响说的逻辑也难以自圆其说，正是在南宋，与景德镇毗邻的吉州窑、七里镇窑以及建窑都出现了超长龙窑。与产品变化说矛盾的是，在葫芦窑出现以前，景德镇元代龙窑烧制的产品种类已基本涵盖了元明高温瓷品种。如丽阳乡碓臼山元末龙窑，出土器主要为青瓷碗，有少量卵白釉和青白瓷片；湖田南河南岸元代龙窑，窑内堆积出土了卵白釉筒瓦、白釉瓦当、釉里红凤纹滴水、元青花瓷片、黑釉高足杯及较多的元代青白釉饼足碗等。至于景德镇窑业集中的趋势是否直接促使窑炉变革，尚缺乏有力证据。宋元时期湖田已经成为景德镇窑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集中区域，但此时龙窑仍是主要窑形，可见湖田的窑业聚集并未促使窑炉缩短。

笔者认为，葫芦窑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为雏形期，以元末湖田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为成熟期，以明中期丽阳瓷器山葫芦窑以及明中期湖田乌鱼岭葫芦窑为代表。而这两个阶段的变革动因并不相同，应具体分析。

一、葫芦窑雏形出现的动因

（一）宋元时期南方龙窑的变化及其驱动力

宋元是南方龙窑变革的重要时期，有窑身增长和增加障焰设施的趋势。朱伯谦指出“到了宋代窑体弯曲和窑室内筑多道挡火墙的现象时有所见。这类窑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都有发现，范围相当广”。熊海堂认为五代南宋时期龙窑技术成熟并形成了障陷龙窑的系统分流。陈美红通过分析宋元时期保存较为完好的龙窑 65 条，得出此阶段龙窑长度整体呈现增加趋势，窑炉长度的差异也明显增大。

南方龙窑的变化与瓷器商业经济的大发展有关。宋元时期中国制瓷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宋代，窑业规模远超此前各朝。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创烧于宋代的古窑有 1951 处，在宋代烧造的古窑有 2331 处，占三普中古窑址数量的五分之二”。考古发现所显示的窑业规模扩大，与宋代瓷器市场的增加相互印证。入宋，瓷器已成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而宋代人口的持续增长，必然造成市场需求的扩大。《宋史》记载大观二年 “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已将瓷器与日用衣食一起，列为百姓日常生活用品。而宋代不同等级的墓葬中，瓷器都是常见陪葬品。不仅如此，宋代远程贸易的发展还扩大了瓷器的海外市场。诸如《萍州可谈》《诸蕃志》《岛夷志略》以及《宋史》《元史》等文献都谈及宋代瓷器的外销。从考古发现来看，日本、朝鲜、菲律宾、文莱、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新加坡、埃及、苏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家皆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瓷器，印证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对于瓷器的需求。

在市场的刺激下，增加烧成量成为这个时期窑炉变革的首要目的，因此宋元时期龙窑普遍出现窑身增长的趋势。如浙江泰顺玉塔1 号窑长 37.6 米，福建屈斗宫窑长 57.1 米，浙江龙泉窑金村 16 号窑残长 50.36 米，广东潮州笔架山窑 Y3 残长 65.5 米，江西七里镇张家岭西侧窑 F3 残长 34.4 米，都是为增加容积而出现的超长龙窑。

但是，窑炉作为一个热工系统，在增加窑长的同时，还必须解决由此带来的气氛、温度控制等相关问题，才能保证瓷器的烧成。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窑区采取了不同的调控策略。龙窑结构简单，犹如倾斜的中空管道，依借山势坡度形成抽力。在坡度一定的情况下，窑身越长，抽力越大。当抽力过大时，会增加窑炉内上下、前后温差，从而影响器物烧成。浙江龙泉的大窑、金村窑、江西的七里镇窑以及湖南烟口窑以“甩尾” 的方式，借弧度减缓火流速度，此法简单、易于操作，能一定程度减小抽力。有些地区则呈现较为复杂的技术改革。北宋中期前后，广东潮州笔架山窑建成了最早的分室龙窑，不仅用隔墙将窑身分为短小的窑室，还在隔墙下部设置吸烟孔，使每个小窑室形成半倒焰窑，将原本的平焰转变成连续的半倒焰，从而增强阻力，解决了窑身增长导致抽力过大的问题；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的浙江泰顺玉塔窑设置火弄柱，通过增加阻碍物减缓窑内火速，调整火路，均匀窑温；元代福建屈斗宫窑也形成了分室龙窑的结构。不同地区龙窑改革的策略往往基于当地拥有的技术基础，或受到周边窑场的技术影响，具有一定区域特征。

（二）景德镇龙窑变革的区域特征与葫芦窑雏形出现的动力

与宋元龙窑变化的一般情况不同，景德镇的调控策略是增加窑宽而非窑长。

景德镇宋代道塘里龙窑长18.25 米，宽 2.6~2.8 米；宋代凤凰山龙窑长 21 米，宽 2.25~2.5 米；宋代乌鱼岭龙窑残长 25 米，但宽有 2.85 米；宋代乌泥岭龙窑残长 13 米，宽 2.9 米；元代湖田南河南岸龙窑残长 22 米，宽 3.4 米；元代丽阳碓臼山龙窑残长 24.2 米，宽 3.4~4 米。这些宋元时期的龙窑，保存较为完整的长度都只有 20 米左右，宽度却逐渐增加，由 2.5 米增加到 4 米。最宽的元代丽阳碓臼山龙窑要比最窄的宋代凤凰山窑窑床面积增加了 34%~60%。此后，元末出现的葫芦窑雏形——湖田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窑——也保持了较大的宽度，在 3.75~4.5 米之间。由于其窑长也与元代龙窑相当，有 21.1 米，其容积与元代丽阳碓臼山龙窑相差无几。从窑炉可控性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增加窑长，增加窑宽的策略更有利于减少龙窑的前后温差。因为在窑长和坡度不变的情况下，龙窑的抽力基本不变，火流流速相对于超长龙窑而言较小。但即便如此，景德镇窑炉在扩大宽度的同时，也面临均匀窑温、控制气氛的问题。

窑炉空间的利用率是温度、气氛可控性的表现。窑炉内温度、气氛较为均匀，窑炉的利用率就高。而窑炉空间的利用率可以通过遗留匣钵判断。宋代道塘里和凤凰山龙窑遗址的窑床主要部分都遗留有匣钵，窑炉大部分空间应都得到利用，但窑尾的匣钵是否为空匣，报告没有详细记录。不过参照《陶记》南宋窑户按籍纳金的计算方式，“火堂、火栈、火尾、火眼之属，则不入于籍”。之所以这些空间不计算在官籍之内，是因为 “火堂、火栈、火尾、火眼” 的空间不装烧瓷器。可见南宋景德镇龙窑除上述位置外，都可烧制瓷器。元末丽阳碓臼山龙窑，不再专门修建单独的排烟室，而是直接圆收窑尾，将以往 “火尾” 的空间纳入窑床。由于元末丽阳碓臼山龙窑匣钵遗留情况不明，难以判断窑尾的利用情况。但窑尾窑汗的熔融程度已与窑身近似（参见图 1），证明该窑前后温差得到较好的控制，窑尾可以烧到较高的温度。到元代葫芦窑的雏形，窑尾已作为装烧空间利用起来。元代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报告中强调：“全窑采用匣钵装烧，连窑尾也密布着匣钵。”不仅如此，其残高最高处有 2 米，可见窑炉高度超过两米。这样的高度和窑尾密布的匣钵都证明这座窑炉在控制温差的技术上比此前的龙窑更优。

图1   景德镇丽阳元代龙窑不同部位窑汗对比

1. 窑头窑汗   2. 窑身窑汗   3. 窑尾窑汗

元代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正是迄今景德镇发现的最早的葫芦窑，它的长、宽以及坡度与此前景德镇的龙窑十分近似，保留了大量龙窑的结构特征，首次出现了葫芦窑的“束腰” 结构（参见图 2）。它继承了宋代景德镇龙窑增加窑宽的形态，并在接近窑头的位置 “束腰”。“束腰” 的结构不仅把原来的窑室分割成两个较小的窑室，而且根据气体力学的连续性方程可知，流体的流速与通过空间的截面积成反比，因此 “束腰” 形成的狭小通道，可增加热气流速，使热气流快速流入较小的后室，从而达到均匀温度的目的。这正是窑工在本地龙窑的技术特征下，采取的一种独特的控制火流的技术策略。这项技术变革的来源已有专文论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束腰” 技术的出现，使处于雏形期的葫芦窑呈现了较龙窑在热能利用方面的优势，在保证装烧量的前提下，保证了窑炉的温度均衡，体现了不同于龙泉、潮州等窑场的技术策略。

图2  景德镇不同时期葫芦窑窑形对比

1. 元代湖田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  2. 明洪武至永乐御窑厂葫芦窑 

 3. 明湖田乌鱼岭东葫芦窑  4. 明代丽阳瓷器山葫芦窑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在市场需求增大的动力下，景德镇龙窑以增加窑宽来增加装烧量，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技术特征。葫芦窑雏形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窑温控制的进一步优化，呈现了景德镇本地技术独立演进的路径。

二、葫芦窑成熟期的变革动因

从变革目的上看，“束腰” 结构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窑炉增加装烧量，稳定烧成的需求。湖田窑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遗址，出土瓷器主要为卵白釉的折腰碗、高足杯以及元青花、黑釉瓷，表明此窑形已经能够胜任景德镇元代多类产品的烧制。可是葫芦窑的变革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缩短窑尾且收束腰身。明代中期湖田窑乌泥岭东葫芦窑窑长只有 8.4 米，仅为元末湖田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长的一半；丽阳瓷器山葫芦窑腰部宽不足 2 米，较湖田南河北岸印刷机械厂葫芦窑束腰处缩小了 1/3。窑炉长度缩短，产量必定减少。葫芦窑为何要在完成核心技术变革后，以降低产量为代价缩短窑炉长度呢？考古材料显示，成熟期葫芦窑在明中晚期得到普及。景德镇珠山中路的基建中曾发现成熟的葫芦窑，虽未见详细报道，但湖田、丽阳等非中心窑场也使用成熟的葫芦窑，可见成熟葫芦窑已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刊于崇祯年间的《天工开物》也印证了葫芦窑的普遍使用。那么为什么这种降低产量的窑炉会成为民窑的普遍选择呢？

元末明初，景德镇制瓷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便是御器厂的设立。作为最高级别的官造制瓷机构，御窑厂聚集了王朝顶尖技术，是瓷业的创研地。因此研究景德镇继元代之后的民窑窑炉变化，御器厂的窑炉发展不啻一个很好的参考视角。

（一）御器厂的影响

2002~2004 年御窑遗址珠山北麓发掘出洪武到永乐时期的一组 7 座葫芦窑，形制结构基本一致，整体斜长（不含窑前工作面）10 余米，前室宽 3.2~3.28 米，后室宽 2.14~2.28 米，窑长在元末的基础上缩短。权奎山认为御器厂初创时烧成技术源于本地民窑，但不是照搬，而是在元代葫芦窑的基础上缩短窑身长度，前室与后室大小比例缩小，这样的改进有利于瓷器的烧成。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就窑炉形态而言，明初御器厂葫芦窑前后室长度比例与元末葫芦窑更为接近，并且二者皆前室较圆，后室仍如细长的龙窑。而明宣德到天顺时期的丽阳乡瓷器山窑、明中期湖田乌泥岭东窑，则在 “束腰” 后逐渐增宽尾部圆收，后室形成灯泡形（参见图 2）。明初御器厂葫芦窑形态与元末葫芦窑近似，而窑长则接近明中期葫芦窑。可见，御器厂在元代葫芦窑到明代成熟葫芦窑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御窑厂的供御性质决定了保证烧成优质瓷器是第一要务，因此对葫芦窑的改革是以增强温度、气氛的可控性为目标的。御窑厂烧造任务巨大，质量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一般而言，短小窑炉的可控性远远优于长大的窑炉，是因为窑炉截面积越大，上下温差越大；而有斜坡的窑炉越长，抽力越大，无斜坡的窑炉越长，则阻力越大，都不利于窑炉内前后温度、气氛的均匀可控。由于葫芦窑在结构上保留了大量龙窑的特征，因此缩短的葫芦窑也就如缩短的龙窑一样，降低了抽力，减缓了火流速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窑炉上下、前后的温差。同时由于葫芦窑特有的“束腰” 结构，温度更加均匀。可见葫芦窑窑身大幅缩短的改良，源于御窑厂对烧成可控性需求的增加。

在明代御窑厂“官搭民烧” 的盘剥下，民窑被迫提高烧成质量，促成了民窑对可控性更高的窑炉的需求。傅振伦先生认为 “官搭民烧” 始于明宣德、正统时期，他在《〈陶说〉译注》中提出：“正统初，罢。按元年（1436 年）‘浮梁县民进瓷器五万余’，官偿以钞。这是‘官搭民烧’的开端。”但关于 “官搭民烧” 所述最为详细的还是王宗沐所撰《江西省大志》：“御器细腻脆薄，最为难成，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所谓 “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 就是 “官搭民烧” 的生产形式，而 “历岁相仍” 可见至王宗沐撰书的嘉靖三十九年，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延续很久了。由于钦限瓷器往往数量庞大，超过御窑厂的生产能力，迫于生产压力，御窑厂采取 “官搭民烧” 的方式来完成任务。从《江西省大志》陆万垓增补的叙述来看：“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但分派烧造宜于本厂附近，里仁、镇市及长乡三都，其余远乡窑户惟召集高手匠作赴厂帮工。与召募人役一体计工赏价方为得体。”当时所搭烧的民窑窑户仅限于御窑厂附近的里仁、镇市及长乡三都，其他地方的工匠是被召募入厂帮工。而三都的窑户也并非都承担搭烧钦限瓷器的任务，而是 “择其堪用者”。所谓堪用者就是王宗沐所说的 “青窑”。《江西省大志・陶政・窑制》中记载：“陶窑官五十八座…… 民间青窑约二十余座。”蓝浦、郑廷桂著《景德镇陶录》卷四解释：“惟包青窑乃可搭烧。何谓包青？盖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另偿包烧者。不独厂官器搭如此，即诸户搭烧亦然也。”“青” 是景德镇制瓷业俗语，即好的意思，“包青窑” 或 “青窑” 就是能将入窑装烧的瓷器全部烧好的窑。因此，王宗沐所记述的民间 20 余座青窑就是当时官搭民烧选择的 “堪用者”。堪用者的窑炉相对御窑窑炉 “制长阔大，每座容烧小器千余件…… 民窑烧器自入窑门始九行，前一行皆粗器障火，三行间有好器，杂火中间，前四、中五、后四皆好器，后三、后二皆粗器”。可见当时民间青窑虽比御窑厂窑炉大，但其装载量也不过烧小器千余件，其匣钵排列每窑九行。这样的窑炉显然比元末的长形葫芦窑大大缩小，但其烧成质量已经可以胜任烧制钦限瓷器的任务。一旦 “包青窑” 声名鹊起，具备了烧成质量优良的口碑，就会吸引更多的窑户来搭烧，民窑也就趋向选择有利于提高烧成质量的窑炉技术。

除御窑厂的影响外，明代以降，随着景德镇瓷器市场的扩大，民窑在竞争的过程中，也主动提高产品质量。最为明显的表现是采用瓷泥制垫片，与瓷器同时烧成。瓷质垫片与胎体在高温下烧成时收缩率一致，可以避免制品因为与垫具收缩率不同而变形。使用瓷质垫片还可以避免器物被垫具污染，形成洁白光滑的圈足。可以看出瓷质垫片的使用明显是为了提高瓷器质量。但瓷质垫片不能反复使用，且原料为瓷泥，成本上高于以往使用的田土、谷灰等材料。虽然在湖田窑遗址中，在宋代地层就有零星的瓷质垫片，但在明宣德以后，生产中高档的瓷器都采用瓷质垫片。欧阳世彬对于东河流域瑶里窑址的考察证明，空白期瑶里也有使用瓷质垫片的情况。到明中期，景德镇市区、十八渡等都开始使用瓷质垫片。虽然明晚期观音阁发掘的报道并未提及垫烧具材料的变化，但据笔者考察，明晚期景德镇市区民窑几乎都采用瓷质垫片。

可见，在御窑厂的引领下，葫芦窑在原有的基础上，长度缩小，再次增强了窑炉的可控性。这种可控性强的窑炉正适应了此阶段官窑、民窑生产对高质量的需求。

（二）瓷业资本对窑炉的选择

景德镇民窑之所以接受葫芦窑窑身缩短的改良，除了民窑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以外，还与瓷业的组织结构、资本的大小有关。

葫芦窑进一步缩短窑身，对于景德镇民窑窑户来说，更符合其资本微薄的经营特点，就更容易被接受。窑炉是制瓷业最大的投资，也是窑户的资本门槛。虽然现有资料不足以显示一座明代葫芦窑需要投资多少，但以清代置窑一座、坯坊十处（又音“柱”）的产业规模计算，即使全为租赁，约需要米 3000 石。同样以租赁形式开一处炉寸坯坊（一种粗瓷圆器作坊）的成本仅为 253.3 石。用置窑一座、坯坊十处的租金 3000 石减去 10 处炉寸坯坊的租金 253.3 石 ×10，可计算出窑炉租赁的成本为 467 石，几乎为一处炉寸坯坊的两倍。以这样的成本比例而言，窑炉确实为瓷业中最贵的资产。

缩短葫芦窑窑身，不仅在技术上有明显优势，初建窑炉的资本投入也会相对较少，对于窑户来说降低了投资门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模型来论证这种选择的可行性。

假设坯户通过制瓷的利润来积累置办窑炉的成本，其本金为A，年利润为B，置办一座窑炉需要的成本为C，积累投资本金的时间为T，窑炉的使用时间为t 。当坯户以制瓷的利润积累本金，本金A就是积累投资本金的时间T与年利润B的乘积，即：

A=T·B（1）

窑户如要获利，则需窑炉使用期间内所挣利润，减去置办一座窑炉的成本后仍超出本金，即：

Bt-C > A（2）

（3）

将式(1) 代入式 (3)，得：

（4）

t-T>（5）

我们如以清代窑炉的租赁成本467 石作为窑炉成本，清代一座坯坊一年盈利 163 石，代入式 (5)，得：

t>3+T（6）

可见，窑户若要最小获利（不计入人力、柴薪、修补用料等成本），窑炉使用时间需大于资本积累时间再加3 年。

据景德镇挛窑工口述调查，清代蛋形窑（镇窑）使用寿命约100 次，之后就要重建窑体。景德镇一般平均一年烧窑 32~33 次，那么蛋形窑（镇窑）的使用寿命大概仅有 3 年。结合以上模型可见，置办一座窑炉的成本越大，就需要越长的窑炉使用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利润。如果窑炉使用时间短，在年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窑炉初建成本就成为窑户的优选。这也可能是清代出现租赁窑炉的经营方式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方面小手工业者资本积累越难，就越倾向于投资成本小的窑炉；另一方面由于窑炉寿命短也使经营者倾向于投资小窑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龙窑到成熟的葫芦窑，窑炉的烧成周期也缩短了。根据蒋祈《陶记》记载，宋代一窑瓷器需“一日二夜” 烧成，而到《天工开物》撰写时则缩短为 “共计火力十二时辰”。烧成周期的缩短有助于降低成本与促进资金周转，为小手工业者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经营条件。成熟葫芦窑降低了成为窑户的资本门槛，这种激励则促使更多的瓷业小资本者成为窑户。按照近代景德镇一座窑炉可供 10 座圆器坯坊烧瓷之用的比例，窑户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作坊户的繁荣，而明代瓷业市场的复苏又为景德镇带来更多商机。与此同时，窑炉的缩小还带来城市手工业布局的便利，窑业大规模向城市集中成为可能。作坊和窑户的集中减少了各项商业调度成本，提高了景德镇手工业的商业化程度。这些因素的相互激励最终奠定景德镇陶阳十三里窑业城市的格局。

可见葫芦窑走向成熟，窑身进一步缩短的变化，由御窑厂引领，是基于其在烧成控制上有更为优良的表现。而民窑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在官搭民烧的背景下，都有提高烧成技术的需求；同时由于窑炉窑身的缩短，节约了筑造成本，带来烧制周期的缩短，亦利于促进资金周转，这些对于景德镇民窑瓷业来说，都是有益条件。技术需求和经营需求的因素共同促进了葫芦窑向成熟期的变革以及成熟葫芦窑的普及。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景德镇葫芦窑变革的两个阶段动因并不相同。葫芦窑雏形是本地龙窑独特的扩容策略下的产物，是为控制较宽龙窑的温度、气氛而进行的窑炉改良。而葫芦窑进一步缩短，发展为成熟葫芦窑，其机制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与御窑厂在技术上加强窑炉可控性的变革，以满足官窑、民窑对烧成质量的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其周期短、成本低的优势满足了民窑资本微薄的经营特点。景德镇葫芦窑的变革过程不仅可以看到本地技术独立演变的路径，还可以看见窑业技术与市场及行业资本的密切互动，技术不仅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还与行业的经济行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