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洲史。

说明：本文原载《南开史学》2025年第2期（总第40期）第003-033页。注释从略。

摘要：在杰斐逊所处的时代，欧洲博物学家主导了作为科学研究领域主干的自然史研究的方法、理论和观点。他们对美洲自然史的贬低引发了本来就对自然史有浓厚兴趣的杰斐逊正本清源的激情，促使他对美国自然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在广泛搜集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对自然史的看法。杰斐逊自然史观的形成受到欧洲古典时代之后相关著述的影响，在反驳欧洲博物学家对美洲扭曲的看法的同时阐发美国的优越，既促进了美国本土的自然史话语的建构，又加强了这个新国家民众的身份认同。因此，考察杰斐逊自然史观将有助于对这位影响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人物的研究的深化，同时了解杰斐逊那一代人设计美国发展道路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杰斐逊；自然史；美国建国之父；科学

国外学术界研究杰斐逊的论著相当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形成 “杰斐逊学”，成果多集中在杰斐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政治理念和活动对美国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方面。理查德・马修斯是研究杰斐逊的专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围绕杰斐逊的研究 “创造了一个事实上的出版业”，绝大多数研究 “集中在杰斐逊重要的公共生活”，也有一些研究对杰斐逊的私生活津津乐道，将他视为 “美国典型的多才多艺者”。在谈及学术界研究杰斐逊的基本倾向时，马修斯的言下之意是学界未能把一个真实的杰斐逊全面展现出来，他主要指学界对杰斐逊的政治哲学尚存误解，其中涉及对杰斐逊的自然史观的误解。其实，国外学者并没有忽视杰斐逊对自然史的研究，而是详尽地描述了这位著名人士如何站在时代的前列把美国的自然史展现给世界，以具体的事例反驳了欧洲博物学家对美洲自然史的误读甚至有意贬低。学者们把杰斐逊与美国自然史的形成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强调杰斐逊在自然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对大型动物骨骼化石的解读，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他们的研究展现出杰斐逊在政治家之外的另一种形象，无疑促进了对杰斐逊研究的深入，让人们对杰斐逊一生的活动有了全面的了解与认识。杰斐逊的自然史观是其宽泛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杰斐逊其他思想有机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成为其政治理念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得到国外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给研究杰斐逊留下了深入开拓的空间。

一、影响杰斐逊自然史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自然史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从宽泛意义上讲涉及现代科学中很多分支，诸如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生态学以及解剖学等，在自然史研究上做出成就的学者通常被称为 “博物学家”。这一称谓的确名副其实，如果一个学者缺乏渊博的知识体系，就很难在这个研究领域有所造诣。科学首先发端于人类对与自身生存息息相关之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等，而自然史正是对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的回答，试图把人们视野内外的未知自然世界展现出来，以便人类能在地球上获得繁衍生存的更好外部环境。在欧洲的古典时代，科学几乎是自然哲学的代名词，诸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大家把探讨自然史作为他们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无疑是最早的 “博物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史学科的形成。从古典时代起，自然史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西方古代著名哲学家的研究很少能脱离自然史的范畴。古代集大成的经典为古罗马时代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撰写的多卷本《自然史》。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囊括了古代科学知识的绝大多数领域，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学、人种学、农业科技以及巫术迷信等，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出版，版本多达几十种，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一领域产生的影响力长期不衰。

15 世纪末哥伦布远航美洲对自然史的研究是个极大的促进，由于全球逐渐靠着贸易与文化的纽带联系为一个整体，欧洲人对自然界观察的视野开始扩展至全球，美洲自然史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大力推动之下，促使新时代到来的先驱开始冲破中世纪早期 “黑暗时代” 对科学发展的束缚，重振了对世界不同地区自然史的关注。他们的研究加强了欧洲人对本大陆及其之外自然世界的了解。这一时期是自然史研究的一个高潮，最有成就者当属英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培根。根据威廉・罗利所列出的书目清单，培根从1621年到1626年撰写了不少于9本的历史著述，其中7本属于自然史，此外还有不少著述的章节与自然史有关。杰斐逊接受过良好的古典学训练，广泛阅读了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先哲们留下的经典著述。一位学者对此评论说，与同时代人相比，杰斐逊“拥有最多的古典学知识以及各种不同的兴趣，可以利用古代的语言进行最为广泛的阅读”。因此，古代哲人在杰斐逊的知识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显而易见，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先哲们撰写的著述广为杰斐逊所阅读，引起了他对很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对自然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他不可能错过在这个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经典。这些著述对杰斐逊自然史观形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没有翔实的材料可以说明，但杰斐逊应该从中受益匪浅，这是其自然史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现代科学形成囊括数千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之前，自然史是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干部分，很长时期内差不多就等同于科学所涵盖的内容。当然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自然史是对人类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探究，科学除了包含对自然界探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指导探究的态度与方法，亦可称为自然哲学。自然史与科学之间这种相得益彰的关系到了启蒙时代更为明显。研究杰斐逊自然史观的美国学者基思・汤姆森认为，在 18 世纪，学术界称为“科学”的内容分为两大领域，分别为 “自然史” 和 “自然哲学”。前者探讨的对象是自然界中具体的事物（“谁”与“什么”），如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后者集中于探寻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如何”与“为什么”）。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一个人很难在自然史研究领域有所成就，更难以提出产生影响的独到见解。在美国建国之父中，华盛顿和麦迪逊等人对自然史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但只有杰斐逊能够有所成就，这显然与他在受教育阶段接受的科学训练有密切关系。杰斐逊在《自传》中谈到了受教育的经历，他 9 岁开始学习拉丁文，老师是来自苏格兰的威廉・道格拉斯牧师，同时教授他法语和希腊语，奠定了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等语言的基础。从1758年到1760年，杰斐逊在著名古典学者詹姆斯・莫里的指导下学习古典学、历史和科学。两年之后，杰斐逊进入威廉玛丽学院学习数学、法学和哲学。杰斐逊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他在来自苏格兰的威廉・斯莫尔博士指导下进行学习是“莫大的幸运，可能确定了我人生注定之追求”。杰斐逊回忆说，从与斯莫尔博士的交谈中，他“对科学发展以及我们置身其内的事物体系具有了初步认识”。这种“初步认识”成为杰斐逊离开大学校园之后不断探索新知的起点。尽管杰斐逊在很长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到从事政治活动中，但他从来没有停留在“起点”，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对自然史研究孜孜以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他对自然史的基本看法。汤姆森由此认为，科学“在杰斐逊个人和政治哲学中位于中心位置”。因此，以科学的方法探讨自然史架起了杰斐逊从初步认识之“起点”到具有成熟认知之“终点”的一座桥梁。

文艺复兴运动刚刚落下帷幕，欧洲紧接着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启蒙运动，“科学” 与 “理性” 成为这场启蒙运动的主旋律，一大批对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大加挞伐的思想家与科学家撰文著书，其著作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播。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自然史依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涌现出一批影响很大的博物学家。那些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们撰写的著作中同样程度不同地涉猎了自然史的某些方面，并将其作为他们抨击专制政府或社会时弊的科学依据。用一位研究自然史专家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成了 “自然史的伟大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杰斐逊在大学期间大量地阅读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其思想的形成受到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以及亚当・斯密等著名人士的影响，有学者把杰斐逊称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合法子嗣之一”不无道理。对这一时期欧洲博物学家关于美洲自然史的看法，杰斐逊无疑存有异议，但不能说明他对自然史的研究没有受到这些领风气之先者的影响。玛丽昂・萨文等人列举出杰斐逊本人动植物图书馆所藏书目，其中绝大多数藏书为启蒙时期欧洲学者撰写的多卷本著述。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与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是启蒙时期在自然史研究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林奈提出的植物分类体系大大促进了动植物学的研究。杰斐逊熟读林奈撰写的多部著作，能够评判这种分类体系的优劣。布丰是研究自然史最有成就的博物学家，36 卷本的《自然史》奠定了他在全球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辉煌地位。杰斐逊对布丰撰写的《自然史》很推崇，1822 年 5 月 23 日，他致信约瑟夫・埃克尔斯，把布丰的《自然史》列为 “各门科学分支的优秀基础书籍之一”。当然，杰斐逊对布丰《自然史》的欣赏并不意味着他赞成书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杰斐逊阅读了这一时期包括布丰《自然史》在内的大量相关著述，既加深了他对欧洲学界自然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又大大扩充了他的相关知识，为其站在新独立国家的视角提出对自然史的看法奠定了基础。

杰斐逊处于 “科学” 与 “理性” 把普通人从迷信盲从中解放出来的启蒙时代。造成人们愚昧无知的根源显然在于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强大干预与控制。启蒙思想家在抨击中世纪 “黑暗时代” 教会的腐败堕落和钳制人们生活自由上不遗余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此转变为无神论者，但绝大多数人终究难以与基督教信仰分道扬镳，充其量只是在传统宗教信仰体系之外寻求对 “神” 的新释，形成了一种打上时代烙印的新的宗教观，这就是出现在启蒙运动中知识阶层的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给上帝披上了 “智慧理性” 的外衣，认为万物皆为上帝创造，自然界将按照上帝事先确定的规则运行，上帝不再干预世界万物的变化与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主要根据他的宗教观得出这种结论。不过，杰斐逊只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从来不承认他是自然神论者。杰斐逊称，他 “对基督教有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应该不会带来理性基督徒或自然神论者的不快”。他还认为，在新教国家，背离传统宗教者信奉自然神论；在天主教国家，他们则信仰无神论。杰斐逊的宗教观无疑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但没有对基督教教义离经叛道。1902 年 4 月 13 日，弗吉尼亚州州长安德鲁・蒙塔古发表了对杰斐逊高度评价的演讲，其中谈到杰斐逊的 “宗教观受到很大的误解。他被误认为是异教徒”，其实，杰斐逊 “是上帝的虔诚信仰者，他的书信表明了最高的伦理和宗教标准”，杰斐逊是 “《圣经》的极好学生，憎恶正统的神学”。若以自然神论者的标准衡量杰斐逊的话，蒙塔古的观点显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管学术界对杰斐逊的宗教观存在何种歧见，杰斐逊是个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却是不争之事实。宗教信仰是否阻碍了科学研究，对此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就自然史研究领域而言，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势必会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判断，难免让本来纯粹的科学研究蒙上了预先设定的宗教色彩。杰斐逊是基督教中的自由派人士，但同样不能从宗教束缚中完全跳出来。宗教信仰让杰斐逊对自然史领域的某些问题的看法具有主观臆测成分，成为影响其自然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杰斐逊自然史观形成的因素远不止上述所列，欧洲博物学家对美洲自然史的有意扭曲和贬低引发了杰斐逊正本清源的激情，促使了他对美国自然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在广泛搜集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对自然史的看法。因此，个人兴趣、科学训练以及时代影响等固然是杰斐逊能够有所成就的不可或缺因素，但机遇同样至关重要，倘若不是英属北美 13 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组建美利坚合众国，反驳欧洲博物学家的谬见成为维护新生共和国发展之必需，杰斐逊在自然史研究上的作为很可能一般。杰斐逊遇到和抓住这个机会，为反驳布丰等人的 “美洲退化论”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因此在这个研究领域上成为同时代人中在大西洋两岸具有影响的出类拔萃者。

二、杰斐逊自然史观的形成过程

在杰斐逊生活的时代，欧洲自视为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无不引领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或大潮。自然史研究由欧洲博物学家所掌控，人们对自然史的认识主要依赖他们的诠释。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的文化艺术生活几乎难以摆脱欧洲的影响，民众在文学、历史、艺术、哲学和科学等领域通常阅读欧洲学者撰写的论著，很大程度上把欧洲作为他们文化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美国立国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太大改观。欧洲学术界主导了自然史研究的方法、理论和观点。北美学者充其量撰写描述当地气候变化、动植物分布、山川河流以及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论著，数量不是很多，远不足以撼动欧洲学者在这一领域所享有的绝对优势地位。杰斐逊 1770 年之后开始创建个人图书馆，根据所列书目可知，馆内所藏 19世纪之前关于自然史的图书“几乎没有美利坚人或美国人撰写”的。杰斐逊对此感受很深，认为诸如哈佛大学与威廉玛丽学院等名校应该完善课程体系，尽快培养出新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以便在学术研究上能够走出欧洲的 “阴影”，形成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1789 年 3 月 24 日，杰斐逊致信哈佛大学校长约瑟夫・威拉德，忧心忡忡地谈到美国 “植物学远未深入研究，美国的矿物学尚未触及，美国的自然史或动物学完全被误解和歪曲”。杰斐逊的这番话既表示了他对美国自然史研究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焦急心理，又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担负起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重任。美国在科学研究上摆脱欧洲之 “羁绊” 是杰斐逊那一代人的目标，拾欧洲学界之 “牙慧” 无疑让新生的共和国有屈辱之感。具体到自然史领域，杰斐逊等人认为美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构建能够激发国人民族自豪感的话语体系。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设计者之一，杰斐逊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在从政之余开始对自然史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发出了向欧洲一些权威博物学家挑战的声音。

在研究自然史的理念上，杰斐逊与欧洲博物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比较重视构建理论框架，多把提出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模式视为研究的主要成果。这种研究范式作为一种传统从古典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自然史研究同样如此，从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时代的布丰伯爵多采取这种研究范式。他们的研究固然有对自然界某些事物的细微观察，但很大程度上不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而是力图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来展现自然界事物的运行规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声名卓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宏大叙事触及了时代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引发或启迪人们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思考。毋庸置疑，这种研究范式对推动自然史研究不断深入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不足之处同样显而易见，其把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界事物运行简单化处理，其中夹杂了 “天马行空” 的想象成分。约翰・科里切尔对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史领域做出的成就评价很高，认为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 “发展成持续两千年的范式”，他 “提出了一种精妙的自然观，但完全是错误的”。这种评价是否得当姑且不论，却表明亚氏在构建对自然界阐释的理论时留下很多为后人指责的谬见。布丰撰写的数十卷《自然史》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他试图构建解释自然界万物发展与特性的宏大理论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却破绽百出，受人诟病。实用主义是北美大陆的一种文化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美国人进行科学研究产生了影响。美国人的研究方法 “将是反理论的、反体系的，将建立在一切可以获得的经验和直接观察之上”。《美国哲学学会会刊》主要刊登自然科学研究的论文，刊物的封面明确标明所刊研究成果是为了促进 “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提升。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杰斐逊研究自然史强调实证性和有用性，不主张研究是为了证明预设理论的正确。杰斐逊声称，他酷爱自然界，对眼帘之中所见 “既不能给出原因，也不在乎是否存在原因”。言下之意，他只注重给生活带来美感享受的自然对象。他曾经坦言：“没有任何思想比有错误的思想总是更好，什么都不相信比相信错误的东西更好。在我看来，理论与其说更容易重建，还不如说是更容易被推翻。”此番话反映出杰斐逊对流行一时之理论的看法。在他看来，若无实证材料作为支撑，理论势必成为 “空中楼阁”，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杰斐逊在研究中注重经验与实证，对预设理论不屑一顾。一位学者对此评价说，杰斐逊的立场是 “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的”。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感知中得出观点或结论，这种 “经验主义” 的研究范式贯穿于杰斐逊对自然史的探讨之中。

杰斐逊对自然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弗吉尼亚纪事》之中，这是杰斐逊一生撰写的唯一著作，他以长期积累的深厚学养和翔实的实证数据对布丰等人关于美洲自然史的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杰斐逊写这本书源于法国驻费城使团的秘书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布瓦提出的一系列询问。1780 年秋，马布瓦列出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 22 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议员约瑟夫・琼斯，由琼斯转给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杰斐逊。这些问题专业性比较强，如果对自然史无所涉猎，根本不可能圆满地回答。从杰斐逊获得马布瓦的问题到《弗吉尼亚纪事》英文版的面世，差不多经历了七八年时间。杰斐逊平时对家乡弗吉尼亚的自然史比较关注，将很多有用的资料记录在卡片或纸片上。杰斐逊在回忆录中谈到，面对堆积在一起的这些纸片，要使用某项材料时，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杰斐逊想借此机会把这些资料归类，既可 “满足马布瓦的愿望，又可整理好为我所用”。杰斐逊当时担任州长，不可能心无旁骛地回答马布瓦的问题。不过，有次他骑马摔伤，只能待在房间静养，他便借养伤之机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回答。1781 年 12 月，杰斐逊把他的回答交给了马布瓦，此时文稿远未成熟，充其量搭建了一个框架，他还需要不断地补充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杰斐逊政务繁忙，不可能亲自去野外考察，只能求助于在动植物研究方面有所造诣的友人。1783 年 9 月，杰斐逊致信有荒野生活经历的托马斯・沃克，索求关于美洲动物的具体资料，称这些动物 “尤其与布丰伯爵主张的这部分相关，我非常希望在事实问题上有重要的纠正，阁下将在动物表格中观察到，美洲栏目几乎完全为空白。我想阁下不要只给我任何我国动物的体型，还要提供我国动物的最大重量”。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1784 年 7 月，杰斐逊奉命赴欧洲担任驻法公使时，《弗吉尼亚纪事》基本成稿。一些朋友得知此事后，向杰斐逊索要抄本先睹为快，但杰斐逊不可能通过誊抄来满足友人之需求。到达巴黎后，他发现那里印刷成本很低，遂对原本做出较大修改，扩充了内容，自费印刷两百册，赠送给欧洲与美国的亲朋好友。《纪事》的法文版便是以此印刷品为蓝本翻译而成的。据杰斐逊在《自传》中回忆，一位法国书商得到印刷本后翻译了《纪事》，在付印之前交给杰斐逊一阅。杰斐逊发现译文质量极差，错误很多，甚至曲解了原文的意思。杰斐逊虽然修改了书中重要的译文，但《纪事》的法文版还是令他很不满意。一位伦敦书商看到译本之后，致信杰斐逊，请求出版英文版，杰斐逊自然求之不得，让“世人明白它的确不是像此前出现的法文译本那样糟糕。这才是这个出版物的真正历史”。1787 年，《弗吉尼亚纪事》英文版面世，在大西洋两岸学界引起热议，好评如潮。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杰斐逊对自然史见解的深化，足可成一家之言。

古脊椎动物学是启蒙时代自然史涵盖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8 世纪北美发现的脊椎动物骨骼引起了欧美博物学家的关注。杰斐逊在撰写《纪事》期间开始研究这些在美国境内发现的脊椎动物骨骼，相关成果在这本书中已有所体现。其实，这只是杰斐逊研究脊椎动物化石的开始，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杰斐逊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收集骨骼样本，按照自己的判断对骨骼为何种动物做出诠释。杰斐逊对脊椎动物骨骼兴趣很高，然而政事缠身，实在无暇静下心来进行研究。杰斐逊 1793 年底辞去国务卿一职，返回老家蒙蒂塞洛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埃兹拉・斯泰尔斯在 1794 年 5 月 21 日日记中记载，杰斐逊 “在不可思议的厌恶中辞去国务卿职务。他告诉兰登上校，他将回到农场，不再接触报纸，也不再干预政治”。其实，杰斐逊根本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即使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他也会密切关注政坛动向。然而，杰斐逊毕竟摆脱了具体行政事务的缠绕，可以有时间对收集的脊椎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在留居农场期间，杰斐逊着迷于此已广为友人所知。1796 年 4 月，他接到好友约翰・斯图亚特发来的一封急信，称 “最近几个挖掘硝石的矿主在距离我家五英里的地方的一个洞中发现了一只巨大爪类动物的骨骼，我想这些骨骼会给您带来一些消遣”。斯图亚特将这种大型神秘动物的一个腿骨和两个跖骨寄给了杰斐逊。1797 年初，杰斐逊再度出山，赴费城担任亚当斯任内的副总统。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一篇关于巨爪动物骨骼的论文，准备在美国哲学学会上宣读。杰斐逊藏书丰富，这与他对书籍有一种特殊爱好有关。按照习惯，他在费城安顿下来后，即刻上街逛书店。他在书店翻阅书刊时，偶然阅读到英国《每月杂志》（Monthly Magazine）1796 年 9 月出版的一期。这期杂志刊登了在乌拉圭拉普拉塔河附近发现的一个巨爪动物的骨骼图，这个骨骼正在马德里皇家自然史陈列室展出。这期杂志同时刊发了法国著名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等人研究这种动物骨骼之文章的摘要。他们将这种哺乳动物命名为大地懒属（Megatherium），归入与树懒有亲缘关系的无齿类动物。读了居维叶的文章摘要之后，杰斐逊即刻认识到，他最初把巨爪地懒划入猫科家族成员可能有误。他随即对准备提交的论文进行修改，删掉了相关部分，做了一些补充。不过，杰斐逊对这一骨骼属于何种动物表示了异议，认为其确切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决定。杰斐逊的这篇论文1797年3月10日在美国哲学学会上宣读，两年之后刊登在《美国哲学学会会刊》之上。杰斐逊关于这种巨爪动物的看法只是个人研究所得，远非定论。当然他对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并未止于此，还在不断地收集骨骼样品，他在与友人通信中阐发自己的思考，逐步形成了他对这些在美国境内发现的古脊椎动物骨骼的自成体系的看法。

自然史涉及范围很广，作为政治家，杰斐逊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自然史的研究，只是在从政之余对自己感兴趣的几个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目的在于反驳一些欧洲博物学家对美洲自然史的歪曲，力图把真实的美国自然环境展现在世人面前。正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促动之下，杰斐逊坚持不懈，有针对性地涉足自然史的几个重要领域，形成了在大西洋两岸学界影响很大的自然史观。

三、杰斐逊自然史观的主要内容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自然史研究出现一个高潮，布丰撰写的《自然史》包罗万象，从科学的角度回答了很多长期困惑人类的宏观问题，在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对于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界运行的传统看法，无疑起到了启蒙之效。布丰的自然史观让欧洲人得以 “理性” 地看待自然世界，与此同时却贬低美洲的自然史以满足他们对本大陆文明优越的自负心态。布丰对美洲自然史的描述可谓游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很大程度上以想象掩盖了真实，勾勒出一幅美洲自然环境低劣的凄惨景象。美洲在启蒙时代深受欧洲人的关注，但凡涉及美洲，学者很少不受布丰系统阐述的 “美洲退化论” 的影响。这样，欧洲人的美洲观停留在想象占据主导的层面。杰斐逊对布丰的学识非常推崇，但布丰贬低美洲的理论与美洲的实际相距甚远，激发起本来对自然史很感兴趣的杰斐逊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冲动，以确凿的实证材料挑战这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博物学家。因此，对布丰 “美洲退化论” 的反驳构成了杰斐逊自然史观的主体。当然，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并非止于此，其中还包含他对一些时代所关注之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布丰撰写《自然史》试图摆脱神学的束缚，杰斐逊却从未质疑上帝创世说，在涉及自然史的本源问题上没有像布丰那样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局限性在杰斐逊的自然史观中很明显。

气候对动植物生长和人类生存方式产生影响是自然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丰等人把美洲自然环境描述为 “低劣”，缺陷明显的气候乃为 “祸首”。杰里米・贝尔纳普为美国建国初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一本关于新罕布什尔历史的著述中总结了欧洲学者对美洲气候的基本看法，他们 “自信地断言，美洲的气候即使与欧洲的气候处于相同维度，也是不利于健康和长寿”。欧洲学者多以气候的差异来解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和非欧洲地区的野蛮落后。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很多美国人承认大西洋两岸的气候存在很大的差异。1805 年 2 月 8 日，杰斐逊致信法国友人沃尔内，谈到美洲气候与欧洲气候有三点不同。一是 “与欧洲相比，美洲热冷之间的变化更大和更频繁，两种极端天气更多地在温度计的刻度上体现出来”。二是 “美洲的天空总是晴空万里，而欧洲的天空总是多云。这样，美洲的热量积存要比欧洲更多”。三是 “潮湿与干燥之间的变化在欧洲比在美洲更加频繁和突如其来”。杰斐逊声称他更愿意生活在美国，主要原因是这种气候让他感到更为“舒适”。杰斐逊讲这番话时，美国的气候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经过多代人的不懈努力，这块土地的气候与他们的移民先祖到来时所面对的气候已经有所不同。富兰克林认为，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面对的气候条件的确比较恶劣，他们无选择余地，对气候的不适应成为移民“疾病与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状况已完全改善，在已经开发的地区，人们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之下。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谈到美国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热和冷变得相当缓和。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展农业的结果。砍伐森林、疏通河道、排干沼泽等改变了自然环境，一方面增加了光照，另一方面减少了腐蚀物向空气中排放的污浊气体，使气候向有利于人和动植物生长的方向发展。清空林地和土地耕作能够引发气候改变吗？美国科技史专家詹姆斯・罗杰・弗莱明列出了 1634-1837年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16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其中包括杰斐逊。因此，杰斐逊断言人类能够通过自身行为改善气候，他甚至设想通过一个大胆的计划来改变美国位于大西洋沿岸诸州的气候。杰斐逊仔细研究了墨西哥湾气流流动的路径，认为美国气候的冷热很大程度上是由墨西哥湾气流决定的，气流路径的改变将会引起受气流影响之地区的气候发生相应变化。在杰斐逊看来，做法很简单，只需要人工 “打开通过巴拿马海峡的一条通道，这项工程比法国开凿劣质运河要更容易，无论最初这个通道是多么狭小，进入通道的热带气流将以凶猛之势很快使之拓宽，足可用作自己的风道，这样短时间内便可完成这项在其他方面将依然可以长期利用的工程”。杰斐逊试图通过人为的干预使美国气候更加适应人类活动与动植物生长，减少因气候不适给人类带来的疾病与生活不便。当然，这种设想在当时变为现实并非易事，但表明了杰斐逊对改变不利气候的深层思考。

植物学是自然史的主要组成部分，杰斐逊对植物学有一种偏好，这大概与他成长的农场环境有关。农场周边树木成林，花草茂盛，自然培养了他对研究植物的浓厚兴趣。美国动物学家奥斯汀・克拉克研究了杰斐逊对科学的贡献，称 “植物学总是他的偏爱，他拥有美国最好的植物学图书馆之一”。杰斐逊个人图书馆收藏了自 16 世纪以来关于植物学的经典著述，阅读这些经典使杰斐逊认识到植物对人类与动物生存的重要意义。用他的话说，植物学之所以成为 “最重要的科学”，显然是因为植物 “向人类和动物提供了生存的根本所需”。杰斐逊甚至将植物学与自然史相提并论，以突出植物学的重要性。1787 年 7 月 6 日，他致信威廉・芒福德，称 “科学的其他分支值得每个人关注，即天文学、植物学、化学、自然哲学、自然史和解剖学”。在启蒙运动年代，植物学属于一门应用学科，对农业和医药等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话语权主要为欧洲学者掌握。在新独立的美国，植物学的研究充其量刚刚起步。杰斐逊一生对植物学情有独钟，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数月前，他给弗吉尼亚大学自然史教授约翰・埃米特写了封长信，开首宣称把植物学概论置于课程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然后详细地谈到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入思考，希望埃米特能够付诸实践。植物学在当时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杰斐逊意识到研究植物的重要意义，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涉及美国植物分类，但并无专论问世，只是在与好友的通信中谈到他对诸如林奈等人植物分类的看法，提出了 “没有两种植物是完全相同的，甚至也没有两片树叶或草叶完全相同” 的观点。总的来讲，杰斐逊对植物学没有系统研究，更难谈得上具有独到见解，但对于美国早期共和国时期植物学的发展，杰斐逊显然功不可没。

杰斐逊对动物学的关注多与反驳欧洲博物学家贬低美洲自然史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所有动物和植物最初都起源于旧世界，它们从旧世界迁徙到地球的各个区域。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表明新大陆的动植物最早来自旧世界。美国博物学家本杰明・巴顿在其著述中批评了这种 “单一创造论”（single creation），提出了动物在旧世界和新大陆分别创造（separate creation），同时承认不同大陆动物的相互迁徙。“分别创造” 观显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杰斐逊谈到巴顿的观点时没有明确表明是否赞成，只是把人和动植物的最初创造分别对待，认为前者作为特殊物种来源是单一的，蒙造物主创造之后逐渐向全球分散开来。对于后者，无所谓 “单一” 和 “分别”。植物不会迁徙，但欧洲的植物与美洲的植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就动物而言，“我们的狼也吃羊，我们的鹿也是群居的，我们的蚂蚁也贮存食物”。言下之意，欧洲和美洲的动物不存在根本的区别。杰斐逊对 “分别创造” 说的态度模棱两可，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观点与上帝创世说多少有些冲突，但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欧洲中心论。

这种看法同样体现在杰斐逊与布丰关于欧美动物优劣的争论之上。布丰在《自然史》中提出受美洲恶劣气候的影响，美洲大陆本土或外来动物发生了退化，主要表现在物种比欧洲少，同类动物体型小。杰斐逊很清楚布丰所说美洲动物发生退化带有想象的成分，与美洲的实际状况不符，但他不能靠逻辑推理与布丰辩论，而是要用实物让布丰的理论无立足之地。也就是说杰斐逊反驳布丰时 “只能求助于经验”。因此，杰斐逊以具体的动物重量与大小来逐一驳斥布丰对美洲动物的贬抑。首先，炎热和潮湿的气候为动物的繁衍与成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杰斐逊举出一些实例来加以说明。他由此得出结论：每个大陆都被赋予有利或不利于动物生长的环境。其次，杰斐逊以表格的形式列举出欧洲和美洲共有的动物、只是一个大陆拥有的土生动物以及两个大陆驯养的动物，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无论在重量上和体型上，美洲的动物都优越于欧洲的动物。再次，从表内所列动物来看，美洲动物种类显然多于欧洲的动物种类，杰斐逊由此计算出前者与全世界其他地区动物种类的比例为 4∶5，如果按照美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所拥有的面积来计算，两者动物种类的精确比例应该是 4∶8。美国学者基娅拉・齐莱拉伊把杰斐逊这种反驳方式称为 “运用占据主导地位的‘静态自然’科学观，提出对美洲自然基于经验的描述”。杰斐逊反驳布丰美洲动物退化论时，美国正处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杰斐逊从来不承认美国自然环境存在布丰等人所谓的 “缺陷”，反而只要与旧世界进行比较，就会突出这个新独立国家的优越性。至于其主张是否完全符合客观事实，那又另当别论了。杰斐逊反驳布丰的动物退化可谓不遗余力，他尽量通过实物展示试图让对手改变看法，形成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见解。

杰斐逊对古脊椎动物的遗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目的在于以实物来证明美洲存在大型哺乳动物。北美地区发现大型动物骨骼由来已久，对那些骨骼属于何种动物，当时欧美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杰斐逊很早就开始收集此类动物遗骨，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对这些骨骼属于何种动物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印第安人代代相传的说法以及一些目击者的描述，推测这种大型哺乳动物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动物，它们可能仍然漫游于这个大陆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杰斐逊对这种动物骨骼的研究并未到此为止，《纪事》中的描述只是拉开了此类研究的序幕。在以后的岁月中，杰斐逊在从政之余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这一研究领域，继续通过不同途径收集此类动物的遗骨。斯图亚特经常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区，杰斐逊与他很熟，他给杰斐逊寄去不少在岩洞中发现的大型动物遗骨。杰斐逊在 1796 年 11 月 10 日致信斯图亚特，告知 “巨爪骨头” 极有价值，让他情不自禁地相信 “这种动物以及猛犸仍然存活”。杰斐逊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断言，这种未知动物的形状类似狮子，但比狮子大三倍。他把这种大型动物命名为 “大爪或巨爪地懒”。巨爪地懒 “站在有爪动物之前卓尔不凡，犹如猛犸站在大象、犀牛和河马之前；这种动物作为猛犸对手之强大，犹如狮子对大象”。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激发起博物学家对这种未知动物探讨的兴趣，乔治・特纳质疑杰斐逊对这种动物判断的文章与杰斐逊的文章同期发表，批评杰斐逊把美国巨兽与西伯利亚猛犸混为一谈。杰斐逊并非固执己见，随后对他的巨爪地懒文章进行了补充说明，承认他错误地把这种未知动物识别为狮类。杰斐逊出任美国总统之后，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对这种动物遗骨的研究，如 1800 年 12 月杰斐逊致信好友罗伯特・利文斯顿，请他出任海军部长，同时希望利文斯顿帮助他获得哈德逊河新遗址发现的动物骨头。杰斐逊对在美国境内进一步发现新的证据丝毫不存疑虑。1803 年 2 月 24 日，杰斐逊致信法国朋友贝尔纳・拉佩塞代，称路易斯和克拉克的西部探险之旅 “将使我们进一步获得关于猛犸和大地懒的信息”，告知 “我们在这里已经发现了一种不明巨兽的骨头，其爪子的长度不成比例，我们由此将这种动物命名为巨爪地懒。两者可能是同一种动物”。杰斐逊一直认为这种动物存活于美国西部蛮荒之地，为反驳布丰宣称美洲没有大型动物提供了证据。1796 年 5 月 26 日，杰斐逊致信阿奇博尔德・斯图亚特，肯定了这种动物骨骼发现的价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称，该动物 “迄今尚未为人们所知，从这些骨骼的尺寸来看似乎与狮子大小相同，犹如大野牛或猛犸象与大象的大小相同一样。这些骨骼提供了反驳一些欧洲哲学家无所事事之虚构的确凿事实，因为他们假设，与旧世界动物相比，新大陆动物的本性发生了退化”。杰斐逊对巨兽骨骼属于何种动物的研究虽不是定论，在欧美学界也存在争议，但他的结论基于对实物遗骨的考察，其研究成果自然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居维叶在 1804 年出版的关于巨爪地懒和大地树懒的书中，称赞杰斐逊发现了前者。1822 年，法国动物学家安塞尔姆・德马雷把这种未知动物命名为杰氏巨爪地懒（Megalonyx jeffersonii），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严格来讲，杰斐逊不能算动物学家，但他的研究无疑促进了美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

杰斐逊的自然史观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布丰的自然史观包含进化论的思想，这在上帝创世说依然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具有启蒙意义。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具有目的性，这是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观念。柏拉图确信，“宇宙的秩序和理性只能被解释为一个外部智慧所强加”。因此，宇宙以及宇宙内的所有事物都具有计划和目的，这是一种被他称为造物主或神匠强加给宇宙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的变化是四种可能原因的结果：形式因、物质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四种原因中，目的因最为重要，意为世界是被目的塑造和架构的。这样，自然界通常被设想为不会发生改变，处于某种稳定的状态。受这些古典学者宇宙观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杰斐逊把 “自然平衡” 和 “自然秩序” 体现在他的自然史观中，断言 “一个独立于大自然的个体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把合法的特性和一种理性的设计充斥于大自然之中”。这种预设观认为，在某种生命以某种方式被创造出来之后，其势必永世延存，不可能遭到毁灭。这与传统基督教提倡的 “生物巨链” 说是一致的。按照杰斐逊的解释，自然界 “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圆圈内运动。动物种群一旦被置于一辆运行的车上，它们就只能乘坐这辆车前行。如果大自然链条的一个环断裂，一个接一个的环也会断裂，直到整个生物系统将逐渐地不复存在”。这便是杰斐逊顽固地拒绝动物灭绝论的主要原因。

在 18 世纪，“化石” 这一术语在古脊椎动物学界普遍使用，杰斐逊应该熟悉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他在《弗吉尼亚纪事》和关于大爪巨兽的文章中没有使用 “化石” 一词，美国学者尼斯・汤姆森将之归因于杰斐逊不赞成动物灭绝的主张。不过，汤姆森称 “化石” 没有出现在杰斐逊已公布的任何信件之中，这个结论难免有些武断。杰斐逊早年的确抵触用 “化石” 一词来表明被发现的 “巨兽” 遗骨，原因正如汤姆森所言，但这个专门术语曾出现在杰斐逊晚年与友人的通信中。当然，这并不能表明杰斐逊心服口服地承认了灭绝论。正如马克・巴罗指出的那样，对杰斐逊来说，任何生物 “在其生活的整个区域消失暗示着上帝创世的不完整，实在是难以接受，与此同时与关于自然界平衡和生物大链条根深蒂固的假设背道而驰”。杰斐逊在研究北美古生物遗骨方面见解独到，但拒绝动物灭绝论在知识阶层中亦为少见。杰斐逊为了证明 “巨兽” 仍然游荡在北美西部蛮荒之地寻找各种证据。作为一个基督徒，杰斐逊不愿意灭绝论对上帝创世说提出挑战，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必须找到实物来证明灭绝论的 “谬误”。显而易见，后者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杰斐逊在晚年不得不承认，某些物种也许已不复存在。1823 年 4 月 11 日，杰斐逊致信约翰・亚当斯，详细地谈到他的自然史观或宇宙观，认为明确的证据表明“一种监管力量维持整个宇宙运行和秩序的必然性。众所周知，恒星已经消失，新的恒星映入眼帘，彗星以无数的路线与太阳和星球相撞，在其他法则的作用下需要修复；某些动物种群变得灭绝；不存在任何复振力量，所有存在物会一个接着一个地逐渐消失，直到一切都变为没有形状的混浊状态”。这段话带有无可奈何的语气，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却表明杰斐逊对灭绝论的有限接受。当然，接受灭绝论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上帝创世说，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连接点，恐怕杰斐逊到去世都没有找到至少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存在时代和信仰的局限性，但充满了批判欧洲博物学家对美洲“谬见”的大无畏精神。他质疑了布丰的地球变冷理论，试图以此瓦解布丰自然史观所依赖的基础。布丰断言，地球从两极到赤道不均匀地逐渐变冷，杰斐逊坚持认为，变冷从极地到中心均匀发生，只是受到来自地球中心群山与山谷不等距离的影响。杰斐逊由此宣称，要是他 “关于变冷过程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布丰的思想便是错误的，他在《自然时代》中提出的整个理论将被颠覆”。杰斐逊这种见解并未通过科学实验证明为真，只是对布丰相关理论的一种针锋相对的反驳。类似这样的说法在杰斐逊自然史观中并非鲜见，如生命不会自然发生，环境不可能改变生物的本来特性等。这些命题涉及生命的起源与繁衍，杰斐逊对这些命题肯定有所思考，却没有深入研究，很难称得上“真知灼见”。自然史本来就包罗万象，杰斐逊对之兴趣盎然，涉猎领域广泛，所提观点不可能皆正确，存在错误看法实属正常。然而，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反映出他对所处时代迫切需要找到答案之问题的关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他成为新独立的美国颇负盛名的博物学家之一。

四、杰斐逊自然史观的逻辑延伸及其影响

在美国建国之父中，杰斐逊是个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他对科学的很多分支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累的相关知识之广非他人能够比肩。杰斐逊的同时代人威廉・巴顿在美国哲学学会讲话时宣称，在美国自然史学家中间，几乎无人可与杰斐逊匹敌。他可以与天文学家戴维・里滕豪斯交流对日食的观察，与名医本杰明・拉什讨论解剖学和医学理论，与植物学家本杰明・巴顿探讨药物学和动植物的习性，与自然哲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谈论化学和神学，与托马斯・潘恩讨论工程学和建筑学。巴顿与杰斐逊比较熟悉，他的观察源于与杰斐逊的交往，虽然只涉及杰斐逊知识面的很小部分，但展现了杰斐逊在科学领域的博学广识。自然史观是对地球各种事物运行规律的分析与总结，不同的自然史观塑造了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时代所需要解决之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杰斐逊不是一个致力于某个研究领域的纯粹科学家，他对美国未来所走之路有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涉及他对这个国家本质的解读，综合起来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自然史观是杰斐逊把视野扩展到自然科学之外领域的基础。正如基思・托马森所言：“对杰斐逊来说，自然史不只是一种嗜好，而是他的世界观中心所在。”因此，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对他形成政治、经济和文明等理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是杰斐逊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可谓其政治哲学的基础。自然权利常常与自然法联系在一起，主要指人们与生俱来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体现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保护，不能被任何人定法律所剥夺。自然权利是个很古老的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被一些思想系统阐述，形成了对君权神授质疑的理论。关于自然权利理论，即使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中也存在针锋相对的看法，不过他们很少质疑其基本内涵。杰斐逊熟读启蒙思想家的著述，他对大自然的钟情很容易使他接受自然权利理论，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详加阐述，促使这种理论在北美大陆结出丰硕的果实。加拿大政治学家李・沃德夫妇在主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指出，杰斐逊 “以一种独特的美国政治自然主义使洛克的自由主义民主化”。这里所谓的 “政治自然主义” 显然是指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在政治见解上的体现或延伸。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多处谈到自然权利。其实，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至少在理论上是基于维护它们享有的自然权利不受剥夺。杰斐逊奉大陆会议之命起草了《独立宣言》，《宣言》经大陆会议讨论正式颁布，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名言的逻辑延伸是，组建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维护的政府，为北美大陆人民所享有的自然权利，美国革命的合法性便基于对这些自然权利的维护。

研究杰斐逊政治哲学的托马斯・恩格尔曼敏锐地认识到《独立宣言》、自然权利与共和政体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他的话说，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普遍被视为美国自然权利哲学的权威表述。杰斐逊首次明确果断地理解到，美国革命时期国家自然权利承诺暗示了对共和政体的承诺，因为该政体是在新原则之下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杰斐逊在1790 年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每个人和地球上每个由人组成的主体都拥有自治的权利。他们从大自然之手那里获得这种权利。” 这种权利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变更”，但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杰斐逊所谓的“自治”实际上就是卢梭提倡的“人民主权论”。杰斐逊在临去世前致信好友罗杰・韦特曼，还是念念不忘地谈到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意义。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扎科特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共和政体 “基于自然之上，服从于自然权利”。受这种理念的影响，美国知识精英“把他们的共和国看作启蒙运动理想的模式，而这些理想源于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因此，在杰斐逊那一代人看来，共和政体符合自然法则的选择，既不是外力所强加，也不是源于世袭之继承，是美国人建立的一种昭示人类未来的新秩序。自然与非自然成为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明确界限。彼得・托马森认为，杰斐逊“从自然世界中获得了对其政治理论产生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支持”。从自然权利维护中演绎出共和政体的合法性，进而把这种政体视为自然界运行的产物，这样一种逻辑体现出大自然在杰斐逊政治哲学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选择了共和制。按照杰斐逊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之下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这场实验成功与否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前景。既然共和体制符合自然运行的法则，那么与这种体制配套的经济运作方式便成为美国建国之父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杰斐逊是个自然主义者，他对新国家的设计既要防止共和体制不被取而代之，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一个与大自然相和谐的生产方式。按照古典共和主义的解释，共和政体只能存在于其公民具有自由、独立和公民意识的国家，它们是非常原始的前商业社会，摆脱了奢侈和腐败的任何腐蚀。农业社会与大自然最为接近，自耕农最具有公共美德，他们勤劳节俭，质朴无华，靠自己的双手从大自然恩赐的土地上获取生存必需品。当美国的经济主体为自耕农时，共和体制才能维护。杰斐逊吸收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相关思想，为这个新国家勾画出一幅 “农业共和国” 图景。这幅图景从内容上看似乎是古典共和主义在新时代的再现，但追根溯源主要是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杰斐逊的笔下，一个与自然经济相一致的农业社会跃然纸上。1785 年 8 月 23 日，杰斐逊致信约翰・杰伊，谈到了保持这个新国家为 “农业共和国” 的重要意义，美国 “现在拥有的土地足以让无数人耕种。土地的耕作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有活力，最为独立自主，品德最高尚，他们把自己与国土拴在了一起，靠着这些最为持久的纽带，使之与自由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杰斐逊对自耕农称赞不已，认为那些土地上的劳作者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心胸由此 “成为特别储存名副其实的大量美德之地方。这是他们保持神圣之火燃烧的中心，要不神圣之火就会从地球的表面消失。多数耕种土地者的道德腐败是一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从未提供例子的现象”。

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不会受到商业社会腐败的污染，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共和制延续必须具备的公共美德，而美德只存在于自耕农的身上。这是杰斐逊倡导 “农业共和国” 的根本原因所在。杰斐逊关于“农业共和国”的设想当时在美国精英阶层不乏响应者，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这种与自然更接近的农耕生活方式毕竟与令美国走向强大的工商业格格不入，很难成为这个国家设计发展道路时的不二选择，其在美国建国时期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在来势凶猛的工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减弱，乃至最终连“余音”也荡然无存。杰斐逊本人的“农本”信念倒是从未动摇。他从总统位置退下之后返回老家专事农耕，宣称 “如果上苍再让我对地点和职业进行选择的话，它应该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水源充足，靠近一个管理良好的市场，以便销售这片肥沃之地生产的产品。就我而言，任何职业都没有在土地上耕作更令人愉悦了”。这种对农耕生活方式的留恋情结无疑是杰斐逊自然史观的逻辑延伸，构成了其共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彰显了美国建国前后那代人对如何保持共和体制长治久安的深邃思考。这些思考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为认识杰斐逊那一代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哥伦布远航到美洲之后，欧洲人在对印第安人形象构建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美洲土著人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形象，一种是他们非文明的野蛮形象。这两种印第安人形象主导了欧洲人对美洲土著人的基本认知。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对照物，但并不意味着“高贵野蛮人”的形象完全退出欧洲人的视野，他们生活在人间“伊甸园”的描述还不时地出现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之中。启蒙思想家卢梭是这一时期主张“高贵野蛮人”的著名代表，他对美洲土著人生活方式的看法尽管在欧洲 “曲高和寡”，但影响还是很大，与他的政治主张有密切的联系。杰斐逊应该比欧洲人更了解印第安人，他的种族观无疑包含白人优越的成分，不过他没有像很多欧美人那样把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低劣，反而从另外一种文明的角度看待这种与欧美白人文明不同的文明。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正面看法固然有反驳布丰贬低他们之意，但根源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保持一致。杰斐逊对实行君主制的欧洲非常反感，认为诺曼征服把国王、贵族和政府的封建制概念引入英国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盎格鲁 - 撒克逊人 “自由自在地和谐生活，没有国王或贵族统治他们，他们作为独立经济人劳作和拥有土地”。这种看法在杰斐逊脑海中根深蒂固，反映了他对接近大自然生活方式的赞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诺曼征服之前的境况与美洲土著人的境况有相似之处，杰斐逊自然而然地把这种看法援引到对印第安人的认知上。在杰斐逊看来，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亲近大自然，没有受到文明社会的污染，反映了人的本真。因此，美洲土著从来不服任何人定的法律，不服从“政府的任何强制权力以及任何庇护”，完全依靠自然法则给他们的社会带来秩序和稳定。他们情感奔放，对子女慈爱有加，能够获得“牢固而忠诚”的友谊、质朴无华的“对错道德观念”等，不需用强制力和高压手段便可维护社会秩序，几乎很少出现犯罪行为。研究杰斐逊激进政治思想的马修斯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卢梭想象性地构建了文明腐败进程之前的早期原始人的生活，而杰斐逊利用了第一手的经验证据，支持人生活在没有政府的和谐小社会的可能性与希冀之观点。”杰斐逊把印第安人看作远离文明社会的 “自然人”，保持一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这种生活为杰斐逊所推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自然史观的影响。

杰斐逊的自然史观不仅是他本人视野扩展到非自然史领域时的基础，而且对美国早期构建自身的自然史话语体系产生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在这个新国家初创时期，欧洲人把控着自然史的话语权。他们无疑对科学进步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提出的理论或观点并不能对大西洋彼岸的世界做出客观阐释，要是让他们对美洲自然史的话语大行其道，势必给这个新独立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美国必须打破欧洲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设置的藩篱，构建本国的自然史话语体系。这个目标成为杰斐逊那一代人义不容辞的重任。查尔斯・汤姆森于 1782 年致信杰斐逊，宣称 “这个国家向哲学家的视野打开了一片尚未开垦的广阔富饶的原野，充满了根、植物、树和矿产，对它们的功效和使用，我们依然十分陌生”。汤姆森这里谈到美国在自然史研究领域落后同时也大有可为的前景。杰斐逊说得更明确，即美国 “是旧世界的孩子，但似乎注定要成为旧世界的老师”。从“孩子”到“老师”显然存在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在科学研究领域走出欧洲的“阴影”，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其次要超过欧洲。杰斐逊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弗吉尼亚纪事》对欧洲博物学家的反驳展现了美国人在自然史领域的话语形成了解释共和国自然史的独特科学范式，同时激发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美国朝野对这本书好评如潮，这更加激发了杰斐逊研究自然史的热情。美国哲学学会多年来由在科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的专家组成，还吸纳了一部分国外著名科学家加入，学会出版的会刊主要刊登最新的科学研究文章，以传播所谓的“有用知识”。杰斐逊 1791年当选为会长。他在任期间身体力行，推进了“气象学、化学、实用昆虫学、古脊椎动物学以及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应用力学等领域”的发展。在杰斐逊的提议下，美国哲学学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杰斐逊和其他四名成员组成，他们受命收集形成麦廮蝇自然史的材料，以确定如何能够防止这种昆虫对小麦破坏的最佳方法。正是在杰斐逊等人的大力促进之下，美国人把对自然史的研究作为展现新国家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批判欧洲博物学家关于美洲的谬论中逐渐构建起本国关于自然史的话语体系。

杰斐逊对自然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推动了这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美国这个新独立国家的兴起。当然，杰斐逊的自然史观虽然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反映了他对所处时代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思考。美国后来在科学研究领域突飞猛进，最终实现了充当旧世界 “老师” 的目标。要是追根溯源的话，美国建国那一代人在理念上奠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作为这一代人的佼佼者，杰斐逊做出了尤其大的贡献。

余论

纵观杰斐逊一生的公务活动，称他为著名政治家可谓名实相副。政治家在国家内外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的成败兴衰与他们的好恶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政治家，杰斐逊可以说相当称职，是美国建国初期风云变幻的内外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与其他建国之父协力驾驶一条尚未坚固的 “新船”，在惊涛骇浪中渡过了一道道激流险滩。他们驾驶的这条 “新船” 之所以不断得到加固显然与国家奉行了适应国情的内外政策息息相关，同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热衷于自然史或其他科学分支有很大关系。富兰克林本人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不时地谈到对自然史的看法，在当时知识阶层中享有自然哲学家的称誉。华盛顿将军率领大陆军与英军作战期间，还专门抽出时间带着几个随从踏雪访问了安南农场，考察了安南收集的北美巨兽之骨。华盛顿没有留下关于这次考察的任何记录，他的副官戴维・汉弗莱斯 1781 年 2 月拜访了耶鲁大学校长斯泰尔斯，作为亲见者告诉他华盛顿对古脊椎动物化石深感兴趣之事。斯泰尔斯 2 月 17 日的日记对这次访问做了详细记载。麦迪逊对自然史的兴趣同样非常高，在与杰斐逊通信中经常交流对自然史的看法。很多政治家表现出与他们同样的志趣，从政之余关注新国家的科学发展，为美国形成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增砖添瓦。他们认识到：“作为有用知识最优秀的样板，科学必须用来促进新兴美利坚国家的利益、繁荣和强大；作为人类心智能力的最好范例，科学的成功使美国人向世界证明，共和制度有利于实现智力的成就，犹如有利于实现自由一样。”这些身处国家决策层的人物重视自然史或其他科学研究领域，大力推动科学进步，使科学的理念牢牢地扎根于这个新国家的土壤之中，逐渐成为美国文化中科学创新意识的源泉。在这方面，杰斐逊成为他那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他坚信 “科学是国家进步的实质所在，知识和认知当走向实际运用时最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直接参与了科学研究，为民众提供了效仿的范例。杰斐逊那代精英人士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与强烈倡导播下了注定在未来结出硕果的种子，成为美国不断走向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欧洲很长时期是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建国初期根本没有改变这种世界格局的力量，但美国从来没有心甘情愿地认可欧洲的中心位置。美国确立了共和体制本身就是对欧洲君主制的挑战。从意识形态上看，欧洲与美国存在无法弥合的二元对立。这一时期欧洲人的美国观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贬低美国，二是凸显优越。把美洲说成一个 “退化” 的大陆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美国人对欧洲的抨击同样表现出这两个特征。他们可以把 “腐败”、“堕落” 和 “专制” 等词加在欧洲身上，但美国自身优越于欧洲的东西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在文化艺术等领域，而自然史恰恰是美国能够展现出比欧洲优越的领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当许多美国人把自己国家与拥有悠久历史的欧洲社会进行范围广泛的比较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在“许多类别上难以匹敌，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尤其突出。然而，在自然景色上，美国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优势…… 他们逐渐相信，虽然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几乎没有历史，但能够提供自然史”。美国建国时期针对欧洲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美国人把自然史作为“贬”欧“扬”美的研究对象。用美国学者马克・巴罗的话说，在革命期间和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早年，民族主义“成为美国人观察自然世界的越来越重要的透镜”。他们意识到“美国的荒野是一个重要的遗产，可以弥补这个年轻国家缺乏文化传统的不足”。杰斐逊把凸显美国一切优越于欧洲的方面贯穿对自然史的研究之中，这种意图明显体现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杰斐逊研究巨兽遗骨，目的是重现地球上生存的最大动物，旧世界狮子与大象在这种动物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样，杰斐逊等人“把爱国主义和史前自然界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一种美国巨兽，成为在一个心理上缺乏自信之社会压倒性力量的象征”。这只是一个例子，通过自然史研究来展现美国各方面优越于欧洲成为早期共和国时期的民族主义话语。杰斐逊正是通过这种话语阐释了其所生活的自然世界，通过比较构建了欧洲与美国二元对立的形象。“例外论”后来在美国大行其道，其根源乃在于此，杰斐逊的自然史观可谓其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