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简介

《南开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创办于1980年，在学界颇有声望。内容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为主，以考古学与文物研究为辅，以刊发原创性、前沿性论文为主，兼以书评和读史札记。本集刊强调以“南开史学”为主要特色，突出“实学”的研究风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带动研究领域及题目的变革，具有鲜明的南开特点。

名家专稿

以生命为中心进行历史思考——一份初步拟制的思想导图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万年尺度的巨变，生态失衡、技术异化、意义消解三重困境，对人类生存根基、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造成颠覆性影响，既有史学路径难以充分解说。兹呼应“生命史学”这一学术指向，梳理相关思想资源，尝试提出一个基于“生命实在论”的“三维历史时轴”“四重基本关系”叙事论说框架，主张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生态文明价值导向，接续中国本土“生生”思想文化传统，以“大生命观”进行系统规划设计，进一步紧扣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基底问题、基本历史关系和真实生活情态，对个体、群体乃至生态系统进行多维立体考察，为摆脱当今人类社会困境，促进“完整的人”的发展，提供历史学家的思想知见。

名家讲坛
“就场征税”？：东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盐政与印度盐法

冈本隆司（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摘要 两淮地区于明末清初建立“纲法”以征收盐课，将食盐的贩运与盐税的缴纳限制于特许盐商手中。然而，19世纪以降，“纲法”开始难以有效运作。19世纪30至60年代，两淮推行盐法改革，以“票法”取代“纲法”。自此以后，顾炎武在17世纪初所倡导的“就场征税”成为理想的盐法改革原则，陶澍、魏源与曾国藩等人推行的“票法”亦被视为此类改革之一。20世纪初，庚子赔款令清朝财政困穷，公众舆论倡导构建民族国家，将英属印度的食盐专卖制度视为“就场征税”并主张加以借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效仿印度盐法，聘请曾任印度殖民官员的丁恩推行盐政改革，其改革思想与实践基于现代西方文明之经验。仅用“垄断”或“自由”等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落入西方中心论、近代化史观的陷阱。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应尝试从结构层面解析中国的制度原理。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五四运动”

汤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摘要 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五四运动”叙事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过程。受现实政治影响，五四运动先后被嵌入军阀内乱、群众外交及反帝国主义等不同的时代框架之中。随着历史教育界对文化史的重视与中国革命形势的演进，“五四”叙事的焦点偏向其文化启蒙属性，进而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革命史主线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持续剖析，其研究成果展现在部分历史教科书中。综观其演变过程，教科书叙事与报刊时评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体现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知识建构的复杂性与流动性。

新中国语境下顾颉刚的《尚书》研究（1949-1966）

刘彦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学术语境的构建。顾颉刚在思想与学术的调适中，逐步形成“批判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观，既延续其“求真”的考据传统，又致力于以优秀文化遗产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其《尚书》研究在此阶段趋于体系化，表现为对《尚书》本质、文本系统及历代注疏的系统梳理，并在“校、释、译、论”的体例实践中形成新的研究模式。顾颉刚将唯物史观融入“化经为史”的学术路径，以“历史的观念”为基础，在文本考辨中引入社会形态与群众史观分析，推动《尚书》学实现从经学向史学的现代转型。他的研究体现了民国学术与共和国学术之间的内在连续性，也展现出在政治与学术张力中坚守与调适的学者姿态。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东汉“民意”采集机制的转变——以风谣为中心

孙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史书中有鲜明民间性的风谣多见于西汉长安，却已罕见于东汉初的洛阳，代之以大量赞美儒生的七字谚，桓帝以后地方上也充斥七字谚等赞美士人的风谣。这些风谣仍被记录为来自民间，但实质上仅流传于士林。此现象的成因是桓帝以后“举谣言”制度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公府僚佐不再前往州郡采集风谣，而在京师收集士林舆论制造的风谣或自行据此舆论制造风谣。这类风谣被称为“行状”，评价对象从长吏扩大到白衣，须经公府僚佐集议后上奏。士人改造“举谣言”制度以对抗外戚与宦官，灵帝后“举谣言”为宦官控制，主导士林舆论的名士表述“民意”不再借风谣的名义。桓帝以后的“举谣言”制度与“九品官人法”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汉唐时期药材价格下平民医疗能力与医疗环境研究

刘立伟（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研究生）

谭燚飞（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副主任医师）

摘要 随着汉唐出土文献的丰富，药材价格与其他商品的物价对比也逐渐清晰。从《武威医简》《悬泉汉简》《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等出土材料看，汉唐时期药材单价远远高于粮食价格，常见医方的价格可达到百文，平民百姓的医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高。药材价格波动因素较多，尤其是名贵药材的价格更为显著，使患者陷于药价整体偏高的困顿中。医疗能力与医疗环境在不同阶层呈现分化状态，面对药贩、医者的逐利行为，久病之人难以为继药费的支出。病家与社会、药贩、医者之间的博弈以医疗成本形式隐匿地影响了医学的发展走向。

双头之职：清代理藩院之“管理院务大臣”蠡测

秦海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冯玉洁（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关于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一职，极少见于清代史料文献，仅有的两则记载史料也非常简略，因而造成了诸多误解。经考，管理院务大臣应系雍正元年所定以王、公、大学士等身份兼理院务的群体，但成为额设官缺的时间并非雍正元年。该职无固定的官制，任期不定，其任免皆由皇帝特简。“管理院务大臣”与理藩院尚书并非同一官职，也不是上下级关系。“管理院务大臣”的职权同理藩院尚书并无明确高下之分，就理藩院整体官职体系而言，管理院务大臣可谓“双头之职”。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黄祖诒案与清季吏部裁撤问题

林浩彬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摘要 黄祖诒案的曝光与后续查办等事件，成为引发清季吏部裁撤危机的偶发因素。在查办黄祖诒案期间，各方对于吏部的处理方针出现了是否因此裁撤以及立裁或缓裁的纠结，背后的根本影响因素则是新内阁官制的实行方案与时间问题。从此案曝光之初，朝野出现对吏部由整顿转为裁撤的声音，中间转为明面提出整顿与背后讨论裁撤并存，最后则由裁撤回归整顿。在新内阁官制实行前吏部无法立即裁撤的情况下，清廷最终采取了暂时整顿、改良吏部的方式，个案服务于新内阁官制实行后裁撤吏部的整体设计与人事安排。从后续吏部裁撤的时间点以及反复纠结的进程来看，该事件并未直接促成吏部裁撤的结局，但其造成的各种反应间接影响了后续的吏部裁撤。

20世纪30年代琼崖麻风院筹建经费研究

周东华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王展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  海南是近代中国麻风流行较为严重区域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海口市政建设推行，麻风患者被迫迁移，流离失所。1931年，琼崖各界开始筹建麻风院以收容和治疗麻风。美国长老会虽然首倡筹建琼崖麻风院，但其筹募之建设经费主要依赖中华麻风救济会；广东省政府和海南地方政府为琼崖麻风院筹建、扩建和运作注入政府财政资金，是琼崖麻风院得以创办的支撑力量；以地方商会和海外华侨为代表的社会慈善群体，通过捐助日常运营经费、管理麻风院日常事务等方式助力琼崖麻风院，是琼崖麻风院建设及发展的核心力量。琼崖麻风院筹建经费三方合力表象背后隐含着海南麻风救治的“中国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皖南小三线与地方关系再考察

张胜(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要 1978—1984年，上海皖南小三线以军转民为中心展开初步调整，稳定于当地是其底线。并且，由于财税制度改革和民品生产扩大，小三线单位作为重要税源，其与地方政府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利益关系。至1984年8月，上海市明确将大部分小三线职工迁移回沪，安徽、上海的省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为调迁事宜展开协商，双方既定目标系影响谈判结果的重要因素，省级主政者基于多方因素合力形成其态度。嗣后，小三线单位与地方政府在调整交接中矛盾凸显，移交资产系此间焦点。基于沪、皖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与沟通，以及基层部门和小三线单位相互谅解，皖南小三线得以顺利交接，亦为其后沪、皖相关合作奠定了情感基础。

世界史研究

公元前403/2年雅典“大赦”誓言与吕西亚斯的历史记忆构建

吕厚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 公元前403/2年，以比雷埃夫斯港为大本营的民主派起义者同雅典城内的居民，在斯巴达军队的监督下立下了“大赦”誓言，实现了普遍和解，终结了“三十寡头”政权的黑暗统治与雅典城邦的内乱。“大赦”誓言对吕西亚斯现存演说词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出于法庭诉讼的现实需要，吕西亚斯频繁尝试突破“大赦”誓言的约束，通过追忆伯罗奔尼撒后期与“三十寡头”时代的苦难，增强自己演说词的控诉力度，从而丰富其演说词中历史记忆的广度。另一方面，吕西亚斯又认同“大赦”誓言所宣扬的普遍和解精神，为维护雅典城邦法律的连贯性和民主制深得人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精心构建了一套高度选择性的、由雅典民主制从前的辉煌岁月、“三十寡头”时代的暴政与普遍和解预示的光明未来所组成的历史叙事体系。吕西亚斯的演说词创作深刻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演说术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以演说词为载体的历史叙述同色诺芬等人的史学研究并立交织，共同塑造了同时代雅典民众与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

拜占庭帝国对狂犬病的认知与防治

邹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要 拜占庭帝国在狂犬病防治领域的历史实践体现了中世纪医学发展的成就。通过考察医学文献，揭示拜占庭帝国对狂犬病症状记载的全面，对狂犬病诊治传统的继承，对狂犬病认知的发展和对狂犬病防治的创新。拜占庭人对狂犬病的认知呈现出鲜明的理性特征，形成了融合古典医学传统与拜占庭实践的医学范式。这些成就显示了拜占庭文明在处理神学与科学、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智慧。尽管受时代所限，其探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仍能为现代传染病防治提供有益的借鉴。

考古学研究

江西地区宋代窑址陶瓷类型初步研究

张文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赖金明(江西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摘要 宋代是中国瓷业的黄金时期，江西陶瓷业空前繁荣。本文基于 2024 年前的考古调查发掘成果，系统梳理江西宋代窑址研究的零星调查、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三个阶段，全面剖析其分布、品种、器形、胎釉、装饰及烧造工艺特征。研究表明，江西宋代窑址形成青瓷、黑釉瓷、彩绘瓷、青白瓷四大陶瓷类型，其中青白瓷窑址达73处，占宋代窑址总数的68.2%，分布最广、居核心地位，推动形成多元窑业格局。江西宋代瓷业繁荣得益于优越区位、活跃商贸、海外贸易、经济提升、社会需求、技术基础及技术交流传播等因素。本研究厘清了江西宋代窑址基本情况，构建起区域陶瓷文化类型谱系，为深入研究江西乃至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彰显了江西宋代陶瓷文明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瑶里地区宋代以来瓷业经济结构的考古学考察

谢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李兆云(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摘要 瑶里镇位于景德镇市东北部，因位于鹅湖金、高岭土矿田，所以是景德镇瓷业生产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重要产区，明代以来为景德镇瓷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为了给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基础性支撑，2024年至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瑶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本次考古发掘，结合历次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述，大致可以看出瑶里地区的瓷业经济发展始于宋代，至明代晚期产生了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前期瓷业经济主要以瓷器生产为主，依附于镇区瓷业发展，是镇区瓷业生产在郊区的局部补充。但是到了明代晚期以后，由于对区域内制瓷原料的大规模开发，发展起了制瓷原料的生产体系，实现了区域内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逐渐脱离对镇区的依附。实现经济转型的原因主要是区域内丰富的制瓷原料资源，以及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