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暨生态文明基础理论、中国农业史、中国中古社会生活史。

摘 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万年尺度的巨变，生态失衡、技术异化、意义消解三重困境，对人类生存根基、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造成颠覆性影响，既有史学路径难以充分解说。兹呼应“生命史学”这一学术指向，梳理相关思想资源，尝试提出一个基于“生命实在论”的“三维历史时轴”“四重基本关系”叙事论说框架，主张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生态文明价值导向，接续中国本土“生生”思想文化传统，以“大生命观”进行系统规划设计，进一步紧扣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基底问题、基本历史关系和真实生活情态，对个体、群体乃至生态系统进行多维立体考察，为摆脱当今人类社会困境，促进“完整的人”的发展，提供历史学家的思想知见。

关键词 大生命史学 生命实在 三维历史时轴 四重基本关系 完整的人

引子

当学界仍在激烈争论是否确认所谓“人类世”，绝大部分世人甚至还不曾听说这一术语，我们的生活世界已在快速迈向“类人世”——一个硅基生命即将大量登场的时代。新科技革命从物质材料、能源能量和数字信息三个维度全面重塑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和生活方式。用“第四次革命”这种百年尺度的历史排序标识此轮由人工智能牵引的科技大爆发，并不足以彰显其历史空前的超越性与颠覆性，因它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跃迁，而是一场触及基因编码、材料合成和智能表现的文明基座重建与系统功能再造。伴随而来的人类社会困境和难题呈现出多维、立体和全域性特征，时空压缩、矛盾叠加的速率与规模亦是空前未见。就其超越性和颠覆性而言，历史上只有肇始制器作物、萌生“物我之辨”和发明种植饲养差可一比，但那些都是在千年、万年乃至十万百万年中缓慢完成的，远非此次革命这般迅急——若说一日千年，或恐亦不为过。人们有理由为之欢欣鼓舞，亦有理由因此忧心忡忡。

从最宏观历史视野进行审视，当今人类在获得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亦在自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深陷困境，要想认清并摆脱这些困境，需从人类兼具的自然生物、社会文化和个体经验三重属性同时出发，梳理历史脉络，揭示问题本质，探求破解之道。受思维惯性和表达能力局限，这里仍不得不分别陈述，但请特别注意三者之间的整体混一性、嵌套性、叠加性甚至乘积性。

（一）自然连续性断裂

日趋严峻的生态形势和日益凸显的技术风险，使人类生物躯体及其依存条件的自然连续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地球生物圈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类生命的根系深植于数十亿年的地球物理、化学与生物系统，其生物属性和生理需求（同时也是限制）决定人类无法脱离适宜的生态系统而独立存在。然而，以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正从两个路径（二者将深度融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扰动甚至可能中断生命繁衍、物种存续和系统演化的自然进程。

严重风险在生物学领域特别是基因编辑中已然显露：由于CRISPR-Cas9之类技术的发明，人类已有能力精度剪辑、深度修改自身及其他物种的基因组。没有理由怀疑相关技术发明的善良初衷——为遗传病患者提供生存希望，但它们同时打开了“设计婴儿”“基因增强”等多个潘多拉魔盒。此类技术若是缺乏有效管控而被任意滥用，将不仅在生物层面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污染，改变人类自然生命轨迹，而且可能在社会层面产生基因特权贵族阶层，造成一种远比自古让人愤愤不平的政治、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生命权力不公和社会等级分化。

人工智能则从另一方向带来巨大冲击。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一书警告说：“如果机器比人类聪明，那么我们将不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但这一残酷事实正在发生，令人忧心忡忡甚至产生严重幻灭感。深度学习阶段的机器人已在单项智能和复杂游戏方面初步实现对人类能力的超越，近年人工智能技术更呈现出爆炸式发展和加速度迭代态势，正在诸多领域迅速超越人类能力并接管社会事务。这些发展既令人期待和亢奋，也引发了广泛的焦虑与担忧——它们打破了人类自从产生“物我之辨”主体意识以来认知能力演化的连续性，动摇了人类作为“造物主”之外唯一能够持续制造、使用、交换和改进工具的智慧生命的独尊地位。

简略回顾人类“作物制器”的历史，便能清晰地感知此轮科技变革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影响何等广泛深刻，而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又是多么难以预料！自从“人猿揖别”，通过仿生作物制器不断延伸和增强自身肢体、器官、脏腑的功能，人类超越了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甚至摆脱自然造物主束缚而成为“万物灵长”。但此前的所有创造都还只是人体“外挂设施”增多、增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物属性和自然演化轨迹。如今，科技不仅在纳米层级重塑包括人类在内整个生命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物质结构与系统功能，而且通过模拟大脑神经元和神经网络，创造出一个“类己”“超人”的硅基生命种群，从而导向一个人类在智能上很有可能被自己的创造物全面超越并且受其宰制的不确定性未来。

从环境史角度看，最严峻的现实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张力空前巨大。早在数万年前，人类便已基本完成了生物进化过程，确定了作为生命存在对生态系统及其变化的适应程度与耐受阈值（如对气体、光线、声波、射线、温度、毒性等的耐受范围）。为了养活更多人口，得到更好生活，人类不断造作和持续创进，直到建立当今这个庞大的文明体系。然而社会文明进步始终伴随着在物质、能量、信息三个维度不断展开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资本和市场构建的物质经济体系，持续加速扩大对地球生物圈的扰动、改造、损耗乃至破坏，在短短几百年中就深陷全球性生态系统危机：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可再生资源耗竭，可再生资源难以为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进而“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双重危机。如今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层结构性变化已经不再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问题，区域和全球性生态系统加速恶化态势正在日益逼近人类种群生死存亡的最后防线。

（二）社会结构性冲突

从社会维度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大变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而全球化进程受挫、民粹主义盛行，地区冲突增多，贫富分化加剧、数字鸿沟加深……诸多问题持续涌现，传统价值共识与行动规则难以应对急剧世界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联结、共同价值和运行秩序尚未构建形成，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给人类文明系统带来空前巨大冲击。

空前迅急变化和巨大不确定性风险突出表现在科技层面。新科技革命正在微观与宏观不同尺度、有机与无机各个层面迅速而彻底地重构物质世界和生态系统，相关技术爆炸式涌现并且日益呈现复杂系统化特征。科技本身或许具有价值中立性，但技术的设计、应用者并非始终保持中立，不同目的和企图的技术发展应用，必然会以不同方式广泛而深刻地嵌入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之中，并非必然付诸跨越国家、民族、群体和阶层的“普世善行”，也并非必然通向人们真正期待的理想目标。70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后绝唱中反复表达了其对现代文明困境的深刻忧思：在生物圈中诞生并且赖之存活的人类，已经成长为唯一有能力破坏生物圈本身（也是人类必要生存环境）的强大物种，而科技力量与道德力量并未同步增长甚至更加失衡，如果继续犯下严重的“弑母之罪”，人类将走向自我毁灭。他相信世界未来并非由上帝决定，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文明抉择。

在70年以后的今天，科技力量正以日益加快的速率获得空前巨大的增长，但是无论在“群”还是在“种”的层面，人类都还远未达成“文明抉择”共识，反而增加和扩大了彼此之间的裂缝，还出现了汤因比未曾预料（或许更加严重）的新问题。此轮科技革命突出表现在信息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呈指数级增长本是值得欢庆之事，但随之出现的数字藩篱、算法偏见、信息过载与污染等却带来了许多猝不及防的新风险，许多变化显然超出了人类的既往经验。

（三）个体完整性瓦解

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个体的人跟其他物种一样，永远无法摆脱自然生物属性。在漫长生命演化进程中，人的身体生理需求和环境耐受范围早就烙印在代代遗传的基因之中。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之言证明，中国古贤早就认识到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生命层面的共性——对氧气、水分、食物能量及其它生存条件的需求，对自然界特别是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同禽兽没有多少差别。这种种群规定性规定着所有个体的人。

但是人与禽兽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便是人类独具的文化属性。作为迄今所知唯一具有文化创造、传播和传承能力的生命形式，人类在完成体质进化之后走上了持续自我创进之路，一路改造周遭环境，建设生活世界，同时不断改变自身的躯体和精神：从打制第一件石器、点燃第一根火把到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人类工具技术能力持续提高，生活世界愈来愈趋丰富和复杂，但大自然的力量自始至终一直存在，而每一个体的人亦都是生活在自然与文化的双重规定之中。

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的众多装备赋能，早已超过古人所想象的“千里眼”“顺风耳”“日行八百里”……如今人们不再书写纸质书信，连邮局都差不多变成了历史遗址。更加新奇而具颠覆的技术还在加速涌现，势将把人类推向“超人”甚至“神人”境界——这既是空前巨大的机遇，又潜藏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基因编辑、试管婴儿、合成生物等诸多新技术，正在攘夺自然生育权利，可能洞穿生命伦理底线；脑—机接口技术发明，实现人脑与电脑直接连接，或可成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新路径。但当人的思想可被机器读取、记忆可被上传网络，“自我”的定义也就变得模糊不清，而人的主体性则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沉浸式虚拟现实和数字分身（Avatar）一旦流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身心分离”将不可避免，身份认同危机和心理精神困境随之产生。

科技革命所引起的自然、社会变化最终必然作用于每一个体的人，改变你、我、他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和生命体验——无论是主动迎接、积极适应还是被动裹挟、被迫接受，每个人的身体、精神都将愈来愈难确定，日益众多来不及消化的“现代性因素”对人的自我认知、行为方式和存在意义构成空前严重侵蚀，于是出现许多非常吊诡的现象：新科学发现不断深化、细化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却反而使人们陷入更深的困惑和迷茫：人到底是什么？哪个才是真我？我究竟是谁？应该怎样生活？众多高科技工具带来极大便利，却导致人的“天生能力”退化，甚至可能让人由制造使用工具的动物变成被工具操控甚至制造的动物——这两个方面似乎都在同时发生：在认知层面，对搜索引擎、导航系统、智能助手的过度依赖，导致人的记忆、方向感、决策能力等核心认知能力的外包和退化，使人逐渐丧失独立判断的精神意识，从而削弱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心理方面，“数字化”导致注意力碎片化，社交媒体普及则在迅速扩大虚拟关系的同时，不断松解和疏离真实的血缘、学缘、业缘等关系，从而持续加剧自我认同危机，把个体的孤独、焦虑感推向历史峰值。新兴的人工智能不仅正在迅速替代许多体力劳动，而且开始介入需要文化理解和情感投入的工作领域。有限试验让我已有充分理由担心：随着各种大语言模型、智能体、工作流代写论文、创作诗歌、模拟对话、制作音画、讲解知识……各种能力不断提高，现有教育体系和文化生产模式将迎来完全彻底颠覆性变化，利用智能工具固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然而长期过度依赖，很可能不断让渡和削弱人类的主体性、多样性和创造力。

要之，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飞速发展，工业文明跃升，众多复杂因素深度交织，推动社会文明发生空前巨变，在迅速重塑物质生活世界的同时，很有可能把人类推入三重困境：

第一重，生态失衡带来生存危机，这是人类生命存续的基底性困境。随着工业文明的极致推进，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突破了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极端气候频发、环境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破坏了自然生命的共生秩序，更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局部生态问题，当代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根基性和不可逆性特征。从亚马逊雨林退化到两极冰川消融，从海洋塑料污染到全球性物种灭绝，人类生存的自然基座面临着整体崩塌的风险；

第二重，工具异化攘夺主体意识，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技术性困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消解人的主体性和注意力，使人类陷入“技术奴役”困境，例如算法推荐的“茧房效应”消解人类的多元认知，数字异化把人的身心需要简化成销售数据指标，技术理性膨胀挤压价值理性空间，人类生命体验、情感表达、自主选择都被简化、操控甚至替代。当技术成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力量，人类将丧失自主思考和实践能力而沦为工具技术附属品；

第三重，生命价值、意义被消解，这是人类自我认知的精神性困境。在极速发展变化和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物质生活空前富足，而心理精神困境亦空前渊深。由于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强势冲击，价值意义遭扭曲，伦理道德被遗弃，人生价值和理想目标降格成为当下物质享受和瞬时感官快乐，人际关系沦为利益交换，精神冷漠与情感疏离成为常态，甚至个体自我认知、认同亦变得模糊而破碎，人们普遍陷入焦虑、迷失、盲目甚至虚无状态。

笔者并非悲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终能摆脱以上三重危机。但历史上任何重大危机都不是自行消除的，必须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采取积极行动，因此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极其复杂的人类生命系统，由于各种困境彼此交织、相互增强，正在形成风险乘积效应，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体系和全面解决方案，而任何领域的学者亦都不能、也无法置之度外。

一  带着生命关怀“再出发”

历史学作为人类最古老且历久弥新的一门基础性学问，是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感知、认识方式：每当遭逢现实困境，即需回溯历史寻求启示；遇到未解难题，则要查询故事寻找答案。社会分工制度让史家承担回望过去的专职，然其工作基点乃在当下，心之所向则是未来，历史学的思想命题和研究对象与所在时代的重大难题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性。历史学家能否享有时代话语权力，关键在于能否提供具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学术知见，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察时通变，参与时代重大问题对话和讨论，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学术史告诉我们，历史学的每一次显著进步都是始于自我批判——包括对史学对象范围、技术方法、根本要义和价值目标的全面省思。如今我们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在危机与发展机遇：一方面，传统史学范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学科壁垒、文科拘限和认知碎片化等问题使其面临着被更加边缘化的危机；另一方面，现实困境与时代需求为史学范式革新和领域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和多种工具技术使用门槛降低，有望重塑历史学家的思想界域和公共角色，促进历史学的功能扩展与价值升级（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回归”），真正发挥出鉴古知今、启示未来的重要作用。

应当肯定，历史学界对这场巨大变革已有觉知，众多新分支和新课题的涌现表明他们正在尝试做出各种回应。只是，对于这场“万年尺度”的巨大变革，学者的估量并不一致，未必清晰它正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和速率，从地基到楼顶全面重构文明大厦，在物质、能量、信息三维彻底再造人类生活世界，其颠覆性影响正在加速显现，而许多思想话语需从底层逻辑开始重写。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模式一直把历史学定格为“文科”，百余年来学科壁垒高固，专业条块分割，原本博综天人之学，因“两种文化”分裂而走向“碎片化”。历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因有此类自觉省思，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唤和尝试宏观综合论说。问题是，在缺乏足够强大且适用的理论工具和技术方法支撑的情况下，过于宏大、深阔的历史镜像描述和问题解说又难免模糊、飘忽和空疏。可以说，对当下人类面临的困境，史家并非未能察觉，亦非不愿贡献，只是既有史学路径，不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还是有如春笋破土的各种“新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事件、制度、结构而轻生命、体验、意义的局限。关于政治兴衰、经济涨落、制度变迁，或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风尚的大量论说常常忽略“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自身的生命状态和生活需求，当今遭遇如此难解的三重困境，历史学家亦应承担起一定责任。如何重构史学“问题域”“工具箱”“运思法”和“表达式”，同时破解“碎片化”“空疏化”双重危机？如何在迅速重构的学术生态系统中找到应在的“生态位”并且提供应有的“功能值”，是当今史家难以否认的新焦虑。越来越多的“新转向”既令人觉得新颖，也让人感到头晕——不停地“转向”本身就隐含着某些焦虑。

不过，南开史学同仁更喜欢“再出发”。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已经多次“再出发”。这次“再出发”是从讲述生活的日常情态、探究生命的基本问题和寻找生命的意义开始的。他们在医疗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探索，各有不同的视阈、焦点和路径，但都指向一种更具基底性的史学目标，这就是透过时间纵深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生命关怀”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内核。余新忠力倡“生命史学”，强烈主张历史研究引入生命意识，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群体健康观念、公共卫生防疫机制及其与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历史互动；常建华在其丰富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深入体察日常生活情态及其历史时代变迁，关注生活、生计、生态的相互关联，这些都为拓展、细化人类社会历史观察提供了新的视角。

更令人敬佩的是史坛耆宿冯尔康教授，数十年来一直热情鼓励和支持后辈勇开新路，并身体力行开展了许多精深研究。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他满怀悲悯之心，发表了《从群体史、生活史到生命史的研究（提纲）》等多篇重要论文，提出了视野宏阔的构想，启迪和引导后学大胆探索。在他看来，“新冠肺炎带来对生命史研究的思考，生命史研究关注生命意识，而‘生命意识’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物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将群体史、生活史、环境史和医疗史，在生命史的视角下的整合研究，应是历史研究的新思维之一。”“史家正好借助生命史研究实践‘究天人之际’的传统。”他甚至跨越人文与自然边界沉思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就“未来史学”提出了令人赞叹的深刻洞见！

在学术史上，共同的时代问题关切常常造就同调和声的思想者。除南开同仁之外，著名史学家李根蟠教授从毕生勤奋拓殖的农业史、经济史出发，用尽最后的宝贵时光开辟了生命历史思考的重要通道。他在2016-2018年间连续发表8篇重要论文，就农业的生命逻辑、生态基础、生活功能和“大生命观”等进行了当世无人企及的系统思考和深刻论述。在他看来，农业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和劳动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人与天、地、生物亲密合作的生命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生命过程，也是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互相协作的集中体现。

因深受两位尊长的精神感召和思想导引，得益于多位同仁的成功实践，本人在环境史学理探讨中也一直主张把人的生命需求作为思想起点，把“生命关怀”作为中国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强调多维立体“生命网络”思维之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论是早先提出的“四论”“四系统”设想，还是近年试图删繁就简提出“一二三四五”构思，一直强调应“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当今人类社会从个体、群体到整体所面临的诸多困境，都迫使我们回到历史起点，首先追问和明确“人是什么”？从人之不能异于禽兽的自然生物属性“再出发”，认清人类始终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社会文明始终嵌生于自然生态系统这些永不更改的事实，进而回答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并以完成人的生命过程？基于这些粗浅的思考，兹尝试综核众说，勾画一个具有整合性的史学思维导图，以表达对“生命史学”作为一个洞察人性、认识社会和了解世界的新指向和新路径之热切期待。

二  学术宗旨与思想资源

目前检索到的“生命史学”作为专门术语，在国内最早且最多见诸医疗史（或应包括身体史）家的论著，医疗史研究直接关乎人类身体、性命、健康和安全，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疑是“生命史学”建构的主要基石或者支柱之一，本人曾从人与自然关系史角度将其归纳为“生命防卫系统”。除此之外，人类社会还须拥有“生命支撑系统”，获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能量、空气、水分以及其他条件；为了支撑和防护自己的生命，人们还须运用各种知识、采用各种方式把自己同周遭自然因素和环境条件“组织”起来，建立生态认知系统和生态—社会互组织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协同演进于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更加鲜活的日常生活情态之中。因此，本文对“生命史学”的粗浅思考更接近于李根蟠教授所主张的“大生命观”。

建立这种“大生命史学”的宗旨，在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接续中国“生生之道”的思想脉络，以马克思主义人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价值引领，基于“生命关怀”的共同精神，统合医疗社会史、环境史、农业史、日常生活史、科学技术史等，形成一种因应历史变局、响应时代需求的共同学术指向。期待更多领域不同进路的学者以“生命关怀”作为共同思想精神，相互补益，有机融合，协同推进，共同为促进“完整的人”的发展提供历史学的新知见。

（一）生生之道：本土思想文化根基

“大生命史学”并非随意捏造一个新名词，亦非凭空编织某种新花样，而是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并且拥有丰厚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智慧，潜藏着一种天人互动、万物并生和协同演化的“大生命观”与深层生态伦理。先哲将宇宙视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命整体，“生”是宇宙之中大化流行、万物生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定，天、地、万物彼此依存、相互滋养，共同构成无限辽阔、有机联系的生命网络。作为宇宙生命一部分的人，同天、地、万物、他人和自我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人的生命完成和价值实现，就在于顺应“生生之道”，通过具体的生命实践臻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共生而不是相互牴牾的境界。

在自然生命即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是“三才”统一、阴阳和合、五行运转直至“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系统观，是对天道运行规律的顺应和遵循；是“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民胞物与”，把仁爱之心从人类推展天、地、万物；是“参天地、赞化育”，积极、主动参与天地造化和万物生长，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进行主动而有节制的利用和改造。

在社会生命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是既讲差序、又重德行的“守望相助”“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彼此理解和尊重。不论儒家强调的礼节，佛教秉持的慈悲，还是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都倡导积极调适各种人际关系，尊重差异，和睦相处，维护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稳定。

在个体生命即人与自我关系层面，是通过“修身立德”实现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不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遍布施、广行善，“致虚极，守静笃”，都是将修身、养德作为个人生命实践的准则和要求，从而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和升华。

除上述三重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当今应予特别关注的人与工具、技术以及其他人类创造物的关系，根据中国传统思想脉络，可以概括为“心物”关系或者“道器”关系，它在前述的三重关系之中处于中介地位。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人负重不如牛、奔跑不如马，却能使唤牛马，关键在于人“善假于物”，这是“人猿揖别”的关键和人类与其它动物在地球生命河流上的一道分水岭。但先哲也告诫我们要“物物而不物于物”，要以道驭器而不是被物操控。在如今这个科技力量急速增强的时代，这一思想显得尤其珍贵。

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生生之道”。《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生生”不仅指诞生、生长和延续，更指创造、演化和超越，是人、其他物种乃至整个地球生命系统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以至“生生不息”的创进过程。它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一是整体性。生命世界不是孤立、碎片而是整体、系统的。个体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身体的不同组织器官，肉体、心灵和精神都不是彼此分离，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也不是断然隔离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滋养。这种人与天、地、万物一气相通的“万物一体”和“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一种有机整体的生命哲学和深层生态智慧。

二是连续性。生命不是孤立、静止而是连续、流动的。从个体生命看，自出生到成长、从老去到死亡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生命系统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级也是一个连续演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个体生命对宇宙天地不可割离的连续性——个体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微观具像，宇宙生命通过个体生命得以显现和展开。

三是创造性。人类生命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持续的创进。生命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功能；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制度、新的技术。这种创造性不是预定的、被动的，而是自觉的、主动的。生命的创造性源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推动生命不断超越自身，朝向更高的可能性。

四是价值性。生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生”本身就是价值，儒家视“生”为最高价值，“仁者爱人”“恩及禽兽”是对他人生命和对其它物种生命的价值肯定；道家倡导“生”的自然之道，“道法自然”主张生命节奏遵循自然节律；佛教讲“众生平等”，是对三界、五行之中所有生命的普遍尊重。

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为认识生命系统提供了深厚的本土根基。我们的思考正是继承“生生”思想的核心关切——对生命的尊重、理解、守护和对生命法则的敬畏，并试图将其发展成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当然，中国传统思想也包含差序等级森严、漠视底层生命（包括女性）、压抑生命个性等封建性糟粕。我们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是其万物共生的合理精神内核。

以上简要概括，远远不能充分呈现中国本土极其丰厚的思想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被批评为过分“理想化”和存在“文化怀旧”情结，但它们对于构建新的历史认识体系具有特殊宝贵的价值。我们致力于继承和接续“生生”思想道统，认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应当回归生命本身，关注诞生、成长、延续、转化甚至死亡过程，关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存在方式、实际生活情态和价值意义追求；致力于继承“生生”思想的整体性思维，认为历史不是碎片事象的零散堆积，而是“生命实在”的整体展开。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个体生命不是彼此分离的僵硬石砖，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历史研究应该运用系统思维，把握“生命实在”的整体性；致力于阐释“生生”思想的创造精神，认为历史不是机械的循环，而是持续的创造。生命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可能性，历史研究应该关注生命的创造性，由此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致力于继承“生生”思想的伦理关怀，认为历史研究不应全是冰冷的“绝对客观”，还应具有生命温度和价值导向，有对生命的尊重、理解和守护。我们的目标在于回应当代人类社会困境，为促进“完整的人”的生命完善和价值实现提供历史借鉴。

（二）理论指引：来自马克思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对立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对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想追求，都对我们历史地理解人类生命条件、处境和状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启示我们，历史观察和思考必须从“第一个前提”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确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人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开展的同自然界之间的交往当作首先需要确认的历史事实，又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确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从而把历史研究的起点从抽象的观念、意识、精神转向了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实践的人，提醒我们历史发展的起点是维持生命存续所必须的物质劳动生产，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和实践。他们把吃、喝、住、穿这些看似琐碎的物质需求提升到历史的基础地位并非主张物质主义，而是强调人的生命存续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没有生命就没有历史，没有物质生活的生产就没有人类生命的存续，也就不会有任何人类历史的创造。这启示我们，历史研究应将物质生产生活作为基本认识维度，关注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如何维持生命，关注物质生产方式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追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系列“异化”现象及其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矛盾对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扭曲，不仅体现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也体现于人与人甚至人与自身的关系断裂。基于这些批判，他提出了关于“双重和解”的核心命题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启示我们：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两个基本历史关系，也是历史观察的两个核心维度，应当同时关注它们随着历史变化而呈现出的动态演化过程，考察它们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生产方式下的矛盾、对立、断裂与缓和、修复和弥合状态。

（三）价值遵循：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最新发展，作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和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重要理论成果，立足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和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把人与自然、人与生物和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生命共同体”，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底色，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并以大生态系统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实践方略和法律制度保障。这些思想理念和行动方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当代文明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引，其价值导向和发展目标正是“大生命史学”的核心追求和根本遵循。我们认为，全球环境生态危机所表现出的众多日益严重的具体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严重失衡所致，其要害在于人类及其生命共同体出现了基底性断裂。历史学者有责任透过时间纵深系统揭示其历史根源，并为认清和弥合这种基底断裂提供有用知见。

（四）跨越鸿沟：多学科的思想资源

迄今为止，“生命史”总体上还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学术概念，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关于生命的思考都是源远流长，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例如，西班牙思想家奥特迦·伽赛特主张从人的生命体验中理解历史，从生命与环境互动的生存状态中把握历史，反对把历史简化为逻辑理性的产物，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关联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认为“历史是一个体系”。他因重视生命而被中国史学理论家何兆武视为“生命派史学”的代表，不少洞见确实颇具启发性。但是由于建制性“分科治学”的影响，关于生命的历史思考同样相当割裂破碎。狄尔泰作为德国生命哲学的创始人，强调基于体验的生命认识和理解，把体验视作历史认识论的首要概念。然而他所重视的只是“精神生命”，并且也是他首先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随着时代发展，时至今日，“关于生命的系统历史思考”和“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日益具有积极展开和系统推进的迫切性。

国内明确提出“生命史学”倡议的是余新忠、李建民等医疗社会史学者，近年其影响正在扩展到日常生活史，并作为一种视角被运用于个人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响应，这里学习和采用“生命史”的史学理念，但较之重点关注极端状况（例如疫病大流行）下的生命体验，更倾向于“大生命系统”观察，从而迎接当今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包括大历史、深历史、行星史等多种新兴史学。它们的研究范式，问题关切、理论方法和叙事路径各不相同，大抵都呈现出了“全球视野”“大尺度时间”“去西方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他们为本人主张“以生命为中心”开展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环境史学将自然引入历史叙事，旨在打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将自然视为能动的主体而非静态的背景或者深层的结构，不仅试图理解社会文明发展的环境条件和约束，同时为认识人类历史生命活动提供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一些研究成果为开展大时空生命系统思考提供了重要启发。例如美国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揭示“哥伦布大交换”是生物圈尺度的物种重组，欧洲人携带的病菌、作物、牲畜，美洲作物的传播都深刻改变了全球生态格局；他还发现，欧洲人向美洲的殖民成功，不仅仅因为文明先进和武器优势，更有依赖于其所携带的温带物种在美洲新家园的完美生态适应性，甚至还因原著民对新传入病菌毫无抵抗能力，从而揭示了历史表象之下的生物特性和自然基底作用。环境史家麦克尼尔则讲述了20世纪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空前巨大影响，并借取地质学家的“大加速”概念描述这种日益迅急的变化。日益增多的环境史著述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为生命历史思考提供了新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向“行星史”的思想推进，他从“食”“色”的基本生理需求和生命底层逻辑出发，将人类的生存欲望和需求视为历史发展和环境演变的根本动力——既塑造了人与自然关系，也建构了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不过，他似乎并不认为所谓“人类世”或“人新世”是一个具有充分事实依据和解释能力的学术概念（根据他的讲座和同他的私下交流）。另一些学者虽将地球视为自我调节的行星系统，但更加肯定人类活动对地球的重塑，重视“人类世”作为一个新地质时代的意义，有的还走得更远。例如，彼得·哈夫主张将人类历史与行星系统演化结合起来，认为“人类世”是人类活动和技术的产物，甚至由人创造的“技术圈”本身就“代表了地球地质演化的一个新阶段”和并不听命于人（相反却是人类依赖且受制于技术）的自主组成部分。

戴蒙德的多学科“人类史”研究，亦为环境史与生命史学对话提供了重要桥梁。作为生理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以宏大视野讲述人类生命活动展开同众多自然地理因素之间广泛而深层的历史关系，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揭示欧亚大陆拥有全球56种大型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32种、14种可驯化大型哺乳动物中的13种，而美洲仅有玉米和羊驼，澳大利亚几乎一片空白；欧亚大陆东西向轴线使作物技术横向传播，美洲南北向轴线则因气候差异严重阻碍传播；农业剩余催生社会分工、技术创新与政治组织，同时密集人口与家畜共处演化出传染病，欧亚人获得免疫力而其他大陆居民则缺乏此种抵抗力。由此，他构建出了“地理环境→农业起源→文明复杂度→征服优势”的历史因果链。该书同其《第三种黑猩猩》《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等多部著作一起，以宏大叙事和宏富内容为思考生态、生命、技术、文明的长期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

还有历史学家采用广角远镜头遥望更大时空尺度的人类及其栖居家园和伴生物种，形成了所谓“大历史”和“深历史”。“大历史”试图打破更多学科的壁垒，把人类放置于宇宙演化、地球形成、生命起源的宏大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形成“自然史”“人类史”连接的统一历史叙事。大卫·克里斯蒂安将人类历史视为宇宙演化的一个短暂环节；辛西娅·布朗亦将人类历史嵌入整个地球甚至宇宙的历史之中；弗雷德·斯皮尔提出“复杂性增长”研究范式，将生命演化、文明进步描述为能量密度和信息复杂度的持续提升。

“深历史”同样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时代，不过主要目标是整合考古学、遗传学、人类学、地质学，理解人类生物属性与文化行为的共同演化。例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斯迈尔提出的“深历史”研究框架，主张打破“历史”与“史前史”的界限，从智人出现开始讲述人类历史。他反对在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划出时间鸿沟，认为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在历史进程之中一直存在互动关系，人类大脑既是文化的生物基底，同时亦被文化深刻塑造；克莱夫·甘布尔探讨智人如何走出非洲、定居全球，强调气候变化、地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大历史”“深历史”都是采用不同于寻常历史叙事的时间尺度，讲述地质年代生命演化的宏观基底和角色定位，揭示人类生命作为自然演化产物，其生物属性、生理需求、基因特征如何深受地质年代地球环境演化过程的影响和塑造，都为我们即将提出的“生命实在论”“三维历史时轴”和“四种关系”研究框架提供了思想启发和叙事参照。

综括而言，环境史揭示人与自然互动，“大历史”提供宏观时间框架，“深历史”追溯人类生物起源，“行星史”关注行星系统演化，人类史聚焦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都为生命历史思考提供了非传统的史学视角、视阈和时间坐标，各有贡献亦各存仍需进一步突破的局限，如环境史相对忽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意义世界；“大历史”过于宏观，易将人类历史简化为宇宙演化的注脚；“深历史”侧重科学与考古，对文献史料运用不足；“行星史”关注人的物质生理需求与地球环境演变的关系，可能忽视人的社会复杂性和文化能动性，而戴蒙德叙事更加接近“历史是人的历史”的固有基调，但或许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地理决定论”风险——尽管他很努力地进行规避。

规划“大生命史学”研究，无疑需要充分吸收医疗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等领域主要基于文献史料、侧重生命体验的丰富研究成果，但亦需整合人类史、环境史、全球史、行星史、大历史、深历史……诸多学术资源，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中设定自己的“问题域”，在日趋茂密的学术林莽中建立独特的“生态位”。在具体策略上，需从生命底层逻辑出发，寻找一种更具穿透力和兼容性的思想框架，既要穿透不同的时空尺度和关系维度，揭示从个体、群体直至地球生物圈不同层级生命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还需兼顾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的整体统一与相互作用，层层解析人性、社会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变化，以回应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不同层级的众多难题。

三 一份草拟计划的思维框架

为了充分运用上述思想理论资源，有效整合前人相关学术成果，形成一种可以覆盖自然—社会—个体的“大生命史”研究计划，这里尝试提出一个“生命实在论—三维历史时轴—四重基本关系”思维框架。它立足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遵循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并且通过诸多领域的思想理论对话，尝试整合环境史、农业史、医疗史、日常生活史、科技史等多领域相关实证研究，建构一个关于“人类生命系统”的历史研究计划。它以“生命实在”作为叙事解说对象，以服务于“完整的人”的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导向，搭建“三维历史时轴”“四重基本关系”多维立体叙事分析框架，透过时间纵深探求和谐、健康和绵延发展的“生生之道”，或者综合借取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浪漫理想话语：寻求“此在”的“诗意栖居”。

必须坦承，同诸多相关领域（如疾病医疗史）同仁的卓越实证研究相比，这份看似雄心勃勃和充满理想主义的研究设计显得过于漫无边际——既无边界明确的“问题域”，更无成熟的“构图法”、齐备的“工具箱”和周洽的“表达式”，至多只是一份有待落实和检验的草案，称之为初步拟制的思维导图已是自期太高——但或许更加适配于未来人机协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决不企图取代任何既有史学路径，只是希望“回到生命本身”这条“林中路”，于曲径通幽之处，意会一花一叶，聆听八面来风。兹惕惕怵怵，以诚敬之心期待同仁批评！

（一）生命实在论

首先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种“生命实在论”作为“大生命史学”的存在论基础，期待启动一种“生命实在”而非“物化实在”的史学观察和思考。

由于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近代西方形成了以“物化实在”为特征的“科学化”同时也是“学科化”史学路径，把历史看成是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把历史研究对象指向外在、客观的事物、事件、制度、数据、符号；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严谨考证还原历史真相。众所周知的兰克学派主张“如实直书”，强调基于原始档案的严格考订客观地陈述历史事实，这无疑为史学科学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简单机械地模仿自然科学容易滑向客观主义教条，并且造成把人等同于物的负面影响，早有史学思想家对此提出严厉诘问。

必须承认，“物化实在论”推动历史研究科学化和专业化，为史学在科学主导思想世界的时代赢得了一些学术地位和学科尊严。然而当人类历史被“物化”成为一系列孤立事件、僵化制度和冰冷数据，历史学也就逐渐失去了生命的温度：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人的生命体验、生命选择、生命意义往往被排除在历史客观叙述之外；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都被简化成为历史观察的外在、客观对象，而忽略了本有的内在情感与意义关联。柯林武德批判这种“历史自然主义”，指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序列，反复强调历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复活”过去的思想和经验。

生命史学并不反对科学精神与实证求真，恰恰相反，它要求更加丰富的史料积累、更加扎实的文献批判并且获得更加充分的事实证据。其所反思和试图匡正的是愈来愈过度“物化”的倾向——把灵动的人视同固化的物、进而将鲜活的历史还原为按时间线索逐个排列的事件。作为一种补救，这里试图提出一种“生命实在论”作为生命史学的存在论基础。

所谓“生命实在”，包括人类在自然生物、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三个维度上所展现出的全部存在状态。“生命实在论”主张历史不是外在的客观“事物”“事件”，也不是理性精神的抽象演绎和自动呈现，而是主观与客观统一、内在与外在融合的生命实践本身及其多维时空展开过程。其中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命题：

命题1：“生命实在”是最根本的历史实在。一切事物、事件、制度、文化都是人类“生命实在”历史展开的表现和产物：政治事件是人类权力欲望的暴露，经济制度是人类物质需求的体现，文化符号是人类精神意识的表达。脱离人的“生命实在”，一切都将毫无意义，而历史亦将无由创造。

命题2：“生命实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生命实在”具有三重客观基础。首先是自然基础：人的躯体肉身、生理需求、基因特征、环境耐受阈值，都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次是社会基础，包括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同样制约着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展开；其三是个体基础，即个人生命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包括通过创造性活动参与塑造自然、改造社会并且实现自我。“生命实在”观念试图超越“主客二分”框架来认识历史，既不把它视为完全脱离人类意识的外在客体，亦不将其看成任凭自由意志的主观建构，而是把历史理解为“主客一体”“物我共在”和始终相互应接的人类生活展开过程。

命题3：“生命实在”是动态生成的绵延性实在。“生命实在”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动态生成和持续发展的存在，在时间过程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历史亦非凝固的岩石，而是创造性生成和绵延性展开的河流，“生命实在”的历史本质是“生生不息”——不断创生、绵延、演进和超越，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生活在无限复杂的“自然—社会—个体”和“物质—能量—信息”关系网络之中持续展开。

“生命实在论”吸收了中国传统生生精神和西方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但并非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拼接，而是试图超越“物化实在论”局限，同时尽量避免脱离历史实情抽象论说的玄虚。“生命实在论”将“以生命为中心”，继续努力深化社会历史认识，同时注重朝两个方向拓展：既重视生命个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也重视生命系统的有机性与整体性，从而形成一种多元统一、多层嵌套和动态演进的思想谱系，并由此展开新的史学运思。其思想特点表现在认识论层面，是将人类生命系统作为历史研究范畴，把历史视作生命系统展开过程，透过时间纵深认识人类生命及其共同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变，从而超越实证分析史学的机械还原，同时超越抽象思辨史学的高玄虚构，建立一种既尊重客观规定性又重视主观创造性的历史认识论基础。

（二）人类生命的三重属性

生命史学以“生命实在论”作为本体论基础，视生命本身为历史的根本实在，历史则是“生命实在”的系统展开过程。对生命系统的历史认识，离不开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思想底座，但生命史学不是对生物演化理论的简单注释。它同自然科学家的生物演化史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不仅承认人类生命植根于漫长的地球生命演化历史，而且强调：人类不同于其它物种，其生命活动具有独一无二的主观能动性和持续创进性。人类生命历史的独特而且伟大之处，是我们同时兼具三重属性，即自然生物属性、社会文化属性和个体生活属性。下面稍做说明：

1.自然生物属性。毫无疑问，人类首先是一种自然生命。作为生物有机体，人的体型、组织、器官、生理需求和生存限制都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规定性，同其它物种一样遵循着普遍的生命法则，有呼吸、进食、睡眠、交配等基本生理需求，有对温度、光线、声波、射线、气味……众多环境因素的感知、适应能力和耐受阈值，有出生、成长、繁殖、衰老、死亡的节律和周期。这些无法摆脱的自然生物属性，是人类“生命实在”的基础维度，植根于亿万年生命演化史，最早可以溯源于所有地球生命的共同祖先‌LUCA‌（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若她果真存在过。

但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并非绝对静态和固定不变。不同于其它生物，人类生活是在通过劳动生产实践不断自觉创造的生活世界之中展开的，既受自然环境影响、亦受社会文化规约。不同社会文化规约下的生活方式如饮食结构、栖居形式和医疗条件等都直接影响、并且愈来愈显著地影响着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人是所有动物之中唯一不断自我规划、自我创进的物种，能够通过自主自觉的社会实践如物质生产、环境改造、疾病治疗……增进大脑智力、调适生理心理，变易体型容貌、修补组织器官，其自然生物属性因而具有社会文化历史性。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汹涌而至，人类企图改变自身天然状态——从生育到死亡、从身体器官到大脑神经网络的自我创进步伐，正在神奇、疑惑、狂欢和忧惧的复杂交织之中空前加速。

2．社会文化属性。人类不仅是自然生命也是社会生命。所有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中，由众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规约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构成人类生命特有的社会文化属性，这是人类“生命实在”的核心维度。

社会是人类展开生命活动的共同场域，作为社会性存在，人总是在各种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公民关系……之中开展活动。这些社会关系既为人类生命存续提供支持和保障，也对人的生活构成约束和压力。文化传统构成人类生命认知、理解和行为的先在框架。人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生活和成长，理解生命的意义，赋予生命以价值，不同文化传统对生命的理解和态度不尽相同。中国的“生生之道”、西方的“生命哲学”以及众多宗教的生命观，都是同中有异的生命认知方式和理解框架。价值观念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指引，人们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追寻生命意义、展开生命实践。不同价值观念引导不同的生命实践——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讲“道法自然”、佛教讲“慈航普度”……都是试图指引人们有目标并有意义地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社会文化属性亦非永恒不变，而是伴随人类社会复杂历史运动不断发生变化——既有长期发展中的渐进式变化，也有陡然冲击下的突变性更替，因此同样具有历史性。

3.个体生活属性。人类生命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体的，个体生活属性构成“生命实在”的具体个性维度。每一生命个体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情感体验、意义追求和生活目标各不相同。个体生活属性表现于情感体验，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作为生命现象，它们常常在外在的事物、事件中显现，更加真实的却是个人内在的生命体验；意义追求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现，人之异于禽兽的根本特征之一正是每个人都在追寻其生命意义——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价值？什么是生命的终极目的？不同人拥有不同追求，即使成长、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也不尽相同；生活目标影响个人行为，引导自我实现，既包括能力提升、目的达成，也包括人格完善、精神超越，这是个体生命活动的独特性表现和创造性展开。每个人都期望发挥自身潜力，实现人生理想，从而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样子。无数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共同构成人类生命的无限丰富性和整体创进性。

个体生活属性同样具有历史性。作为“生命实在”的个体呈现，它具有“自由意志”但并非超现实存在，而是在社会阅历和交往过程中不断生成、调整和改变的实在；任何个体的成长、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而不可能完全独立、彻底自由和全凭己意，而是始终依存于自然生物基底和社会文化背景，深受两者制约和影响。反过来，自然生物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亿万生命个体聚合形成的，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实践得以具体呈现。

由此三个维度逐步推进，可望开辟新的思想进路，有助于认识人类生命轨迹及其历史本质。相较于一般历史研究，它将叙事论说从对事物、事件、制度、符号的表象描述，推进到生命本体的内在需要和发展逻辑，可深化历史观察的层次：相较于以往生命史研究主要侧重社会生命镜像和个体生命体验，它将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个体生命三个维度嵌套于统一整体框架，进一步拓展历史观察的视野；相较于“科学化”的研究强调事实还原和价值中立，“生命实在论”主张既秉持科学精神，更突出人文关怀，不仅需要寻求历史的真相，而且需要阐释生命的意义。

在具体研究中，学者自可继续选择不同维度进行深入研究，但在认识论上必须将它们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生命是人类“生命实在”的物质基础，社会生命是人类“生命实在”的关系网络，个体生命则是人类“生命实在”的经验主体——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塑造，共同构成生命历史的丰富叙事和复杂图景。以往相关研究要么忽视了自然生命的“先在性”基底，要么淡化了社会生命的“创造性”发展和个体生命的“能动性”作为，乃至冷却了历史研究应有的思想情感和生命温度。在当今这个物质主义极度膨胀、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时代，开展有情感有温度的生命史学研究，对于摆脱当下社会文明困境，促进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应具特殊重要的意义。

因此，这个基于“生命实在论”而初步设计的研究框架，更希望彰显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价值论层面。它强烈主张历史研究服务于人的完整发展，即自然、社会和个体三重属性的有机统一，身体、生理、行为、情感、理性、精神的协调发展。因此这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并且特别针对马尔库塞所揭露的那种深陷现代性困境的“单向度的人”，提出“完整的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新的人生“理想模型”，用以对治“自然连续性断裂”“社会结构性冲突”“个体完整性瓦解”所导致的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和个体的人的残缺。

在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体系都经建构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模型”，包括中国的“圣人”“真人”“君子”“贤人”。他们因品德高尚、智慧超凡而受世人敬仰，成为人生楷模。但这里提出的“完整的人”，首先指向“自然属性的完整性”。人类作为生物，具有身体、生理、基因等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是人的生命基础，既不能被忽略也不应被简化，然而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操控之下，人的自然属性常常被抽象为资源和数据，不仅缺少生命系统关怀，而且缺少个体生命关怀，甚者不惜谋财害命！其次指向社会属性的完整性。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家庭、社区、国家、世界等多层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些关系网络是人类活动的生命场域。然而当今社会，虚拟关系日益密织，而曾经持久的真实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却在日形松散，人类因此集体陷入了空前的精神焦虑和心灵孤独；最后，“完整的人”还指向个体属性的完整性。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存在，人类具有自我意识、情感体验、意义追求等个体属性，这些属性作为人类生命特质，可能被压抑，但不能被消解。然而在现代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身心分离”“自我迷失”“意义瓦解”等问题快速显现。

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困境和千头万绪的生存性难题，生命史研究应当何为？可能何为？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一是揭示自然、社会、个体维度发展的历史统一性，重构生命整体认知框架，昭示世人：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个体生命不能相互割裂，应当超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二是揭示人类不断延续、创进和超越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揭示人类文明与地球生命共同体协同演化的趋势和机理；三是透过时间纵深揭示当今人类困境的历史根源和超越路径，促进生命价值和意义重建。

再次强调，作为新人类的“理想模型”，“完整的人”并非超凡脱俗、不食烟火的神，而是自然、社会和个体三重属性内在统一的人，是生理、心理、情感、理性、思想和行为协调发展的人。这种“理想模型”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双重和解”和人类解放理论，对镜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和个体灵肉关系破碎等一系列“现代性”难题，特别针对正在急速加剧的工具技术对人类物质、精神和情感活动的操控。

（三）“三维历史时轴”和“四重基本关系”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陈其史学理想，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引为名言。仔细品味，其中隐含着两个重要史学观念甚至根本要义：其一，历史是关于时代变化的学问，现代史家将其进一步阐发为“史学是时间的科学”；其二，历史是探究关系的学问，我们不妨说“历史学是一门关系学”。但历史研究选了何种时间尺度？探究哪些关系？却是需要不断思量。我们初步规划的“大生命史学”，不仅需要采用多个时间尺度观察人类生命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多维历史运动，而且需要聚焦生命梳理、解析极其错综复杂的广泛历史联系。这里删繁就简，提出“三维历史时轴”和“四重基本关系”，试图纲举目张地网罗无限复杂的生命历史现象。

1.三维历史时轴：多层嵌套与交互的时间

时至今日，关于历史与时间的关系依然歧说纷纭，但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历史只是从过去向未来的单线、平层和匀速的时间流逝。只是，当我们同时面对宏阔而漫长的生命系统演化与具体、微观的个体生命体验，依然深感既有历史时间框架缺乏周备充分的解释力。这里按照马克思关于自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想指引，尝试提出“三维历史时轴”概念，用以综揽和分析历史时间流淌的宏观流体、中观波浪与微观细纹。所谓“三维”，指差异巨大却又彼此嵌套的三种时间尺度：一是地球生命时间，采用地质年代标尺；二是社会生命时间，这是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阈；三是个体生命时间，涵盖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周期，指向个人生活的经验阅历。其中：

地球生命时间指向作为人类生命活动和历史发展宏观基底的生态系统演化。众多自然科学家已用各自学科语言讲述了不同情节的地球环境和生物圈的故事，包括难以想象的剧烈气候冷暖变迁、威力无比的地质构造运动，最精彩纷呈同时令人怖畏的历史剧情，是长期稳定与短期剧变交替的生命起源、演化、灭绝和再生：单细胞生物起源、哺乳灵长类动物崛起、生物大灭绝、寒武纪大爆发、海洋生物登陆、陆地生态系统演化……在地质年代时间标尺上，人类故事直到最近一个瞬间方才发生。古生物学家推测，地球生物基因编码可能长达38亿年，而最古老的人类远祖直到最后一行才出现，因此人类是地球母亲的新生幼儿，同众多其它生命形式的历史相比，漫长的人类诞生、成长和发展历程实在短暂。若想认清人类“生命实在”的底层逻辑，需要把历史故事延长线尽可能地上溯到那个渺茫而幽深的生命河流海洋，因从南方古猿到智人（Homo sapiens），人类的自然生物属性包括基因结构、身体构造、体质特征、认知潜能、生理局限……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

社会生命时间指向人类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自觉建构与创进历程。作为唯一具有不断自我创进的物种，人类通过技术发明和作物制器不断加配、增强身体的外挂设施，从而展现出超越所有其它生物的强大生命力量，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牧养再到工业制造，其能力阈值已然经历多次跃迁，每次文明转型都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维度重塑人类生命系统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面貌、认知结构和思想观念。因而，我们所属的这个文化物种，既是生活在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之中，又是生活在不断发展更新的人工设施、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之中。从血缘部落共同体到现代民族国家，古今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历经更迭，逐渐走向高度复杂化，组织力量和协作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先哲奠定的观念意识和思想精神基石，在此后两千多中不断传承、更新，持续展现出独属于人类的生命活力。

个体生命时间则指向微观的历史细节，即无数鲜活、具体的人生故事和生命体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劳作休憩、生老病死……人生不过百年，如同白驹过隙，但所有人身上的每一组基因，都是亿万年不断复制的结果；每句言辞和每个行为，都是文化血脉世代绵延的具象表征。个体生命虽然短暂，但是通过婚姻生育、家庭传承、文化教化……各种社会机制，人类的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都得以超越个体生死而世代绵延。个体生命既有自然规定性又具社会建构性，同时还具有个人选择性：先天禀赋无疑对壮弱、寿夭等个体生命状态产生影响，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就业机会等造成千差万别的人生际遇，而个人选择（哪怕只是一时兴起）也勾画出富于变化的生活轨迹、书写着不可复制的生命故事。

以上三种时间尺度构成人类生命系统的“三维历史时轴”。它们并非静态封闭的孤柱，而是动态开放的系统；亦非各自单行、不相交接的平行线，而是互相嵌套、彼此表征的晶体。三者之间，既有层级制约又有层间交互：自然设定文明发展的资源边界，社会提供个体生命的活动机会；反过来，个体可能汇聚形成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工业社会人类活动对全球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和大气圈的日益巨大扰动，已在地球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以致地质学家特别提出一个“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来进行标识。“三维历史时轴”虽然受到布罗代尔“三时段论”的启发，但不再拘泥于在社会历史内部计较时间长短。事实上，随着人类文明历史大加速，布氏的“长时段”已经失去了充分解释力。地质学家提出“人类世”恰恰证明了人类活动已经嵌入地球生命演化的时间尺度，是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相互交接的重要标志，甚至是自然时间压缩（自然生态系统缺乏自行修复时间）的显著证明。因此，“三维历史时轴”把“大历史”“深历史”的时间标尺收入自己的工具箱，用以昭示人类生命史只是地球生命演化的一部分，而自然生态系统乃是人类生命寄存的家园。但它也不想遗漏甚至舍弃生命历史细节，还期望通过鲜活的个体经验品味生活本真，理解生命意义。

2.四重基本关系：生命网络与历史纲维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定关系中的存在，所有的事件和现象都是各种各样关系的变化及其表征。物是如此，人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揭示不同时空之中各种历史关系及其变化，也就是从广泛联系和动态变化中认识历史。生命史研究自然不能例外。但世界上关系无穷无尽，人类生活世界及其生命共同体就是由无数关系共同编织万维立体“生命网络”。因此生命史学也是一门复杂关系学。只是我们野心再大也不可能设想对无法计量的关系一一进行探究，而必须选择其中最有意义的那些予以重点关注，并且确立若干基本关系作为思想展开的纲领。在这里，我们再次求助于马克思。在一段关于共产主义的重要论述中，马克思说道：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这是一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粹话语，值得反复品味。其中最触动人心的是“自我异化”“人的复归”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证明早在180年前马克思即已深刻认识并且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多重扭曲。时至今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两大基本矛盾尚未得到解决，人类反而更加深陷多重困境。现实要求我们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路线，从生命底层逻辑和人类历史原初“再出发”，继续努力破解诸多“历史之谜”。

基于初步研究构想，尤其针对正在快速凸显的“生命意义消解”“工具技术操控”，我们主张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生命史的主要叙事解说框架。其中，人与自然关系是基底，人与人的关系是焦点，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内核，人与技术关系则是其它三重关系的中介。它们共同织就生命系统网络，构成生命实践场域。当代人类困境的本质，是这些基本关系的失衡、断裂和生命网络的脆弱和破损。生命史学需要系统回顾这些基本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其之所以失衡、断裂、脆弱、破损的历史根源和积渐过程。

在“四重基本关系”挈领之下，生命史研究将打开一个非常广泛而且独特的“问题域”，并将在纷繁复杂的关系网格之中找到那些主要线索、核心枢纽和关键节点。反过来，“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亦可直达问题的本质与要害，获得关于环境危机、社会冲突、身心分离、主体消解等各种现代性困境的透彻认识。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后两重关系。

把“人与自我关系”作为生命史的一个重要关系维度，借取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吸收生活史、情感史等项研究的学术成果，把自我迷失、意义消解等从心理问题转换为历史问题，了解不同时代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制约、规训个人的自我认知及其生活、情感和行为，既可弥补传统史学忽视个体经验和自我认知之缺失，且可为揭示当代精神虚无、心理危机根源，引导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重建，提供既往经验参照。

当今人与技术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转折。人类作为唯一能够制造、使用、携带、保存和交换工具的动物，自200多万前开始作物制器，直至不久前的大机器生产，工具技术一直主要作为辅助手段并且完全由人操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诸多新兴技术的爆发式涌现，技术不再只是完全听命于人的手段，而是开始从物理、生理甚至精神、情感多个层面反向操控和塑造“人”，已然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焦虑和忧思。在此形势之下，把人与工具技术的关系（或许应该更广泛地把“人与其自创物的关系”）提升为一个关乎存在论的基本历史问题，把古今工具技术进步作为人类生命展开的基本维度之一，应是大生命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生命史学继续开拓的重要路径。系统探讨从简单工具到复杂工具、从手工工具到蒸汽、电动机器再到自动化生产线的历次技术变革如何改变人类生存状态，是历史学者的专门职责。但其目的并非陈述往事，而是为了认识人类生命实在的历史展开过程及其本质特征，更是为了维护人类生命尊严，防止工具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防止人类沦为机器的附庸甚至奴隶。如今的技术异化态势同100多年前的大机器时代已是迥然不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思想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历史学者亦有责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当代技术伦理重构。

结语

这篇粗糙的文字（更准确地说只是一份草拟的设想）断断续续写了半年，已经足够拖延而且冗长，不得不暂时收尾了。想用一句有力的话来做结语，却始终未得。求助多个智能体，也只有这句“生命史学，为未来而拓宽；完整的人，在历史中生成”差可一用——还很可能让此番大而无当的虚论更遭“野心勃勃”“狂悖无知”之类明讥和暗讽。

不得不承认，当初确实低估了该话题的难度，也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思辨、统合能力。草草编制的这份所谓“思想导图”，本想针对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多重“现代性困境”提出几点历史学的应接建议，却不成想自己已经深陷“现代性时间贫困”之中。四面八方的难违差使纷沓而至，蓄意引诱的微信推送离间心神，时间被“原子化/碎片化”了。我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先进的通讯工具技术剥夺了沉思的自由和能力。这样“此在”的我还是“真我”吗？明天的我还能由自己做主吗？真的无法确定了！

这种在信息技术时刻操控下产生的迷茫和不确定性，可能是如今大多数人所面临着的共同困境，或许可以作为制定此项研究计划的一个现实理由。文章尝试提出的“生命实在论”“三维历史时轴”和“四重基本关系”，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但因思辨能力有限，既严重缺少深度思想对话，更缺少切实可行操作方法。因此它顶多只能表达对未来人机合作综合研究的某些期待。

在撰写期间，我不断调动多个智能体进行各种思想、技术试验——提出问题和要求，让AI们自行搜集资料，撰写文稿，制作PPT、语音播报直至完成短视频。就在此时此刻，还有两个智能体在按照我的指令工作：其中一个正在搜集最近20年全球学界关于环境疾病研究的权威文献——因我担心一个环境疾病高发期可能即将到来；另一个则在搜集整理《关于“问题”问题的历史研究》文献——这是一项纯粹的思想试验，因听说在人机合作研究中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问题，所以就想了解一下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们是如何提问的？东西方的提问方式有何异同？如此看来，虽然我对“工具技术理性”深表质疑，却正在享受着现代科技发展的红利，一些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指令AI去做，片刻即可完成，不需占用自己多少时间（比如做视频）。一些试验产品已经用于课堂教学请同学批评，但对AI撰写的文章决不敢有任何投稿的念头，即便在亲密师友之间交流，亦必打上“人机合作试验可能存在幻觉请勿轻信引用”的文字水印——幻觉依然是个极其危险的大坑！

无论如何，未来己来，其势难违。草拟此议，寄托期待。敬请博雅通识之士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