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与西方史学史。

摘 要 公元前403/2年，以比雷埃夫斯港为大本营的民主派起义者同雅典城内的居民，在斯巴达军队的监督下立下了“大赦”誓言，实现了普遍和解，终结了“三十寡头”政权的黑暗统治与雅典城邦的内乱。“大赦”誓言对吕西亚斯现存演说词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出于法庭诉讼的现实需要，吕西亚斯频繁尝试突破“大赦”誓言的约束，通过追忆伯罗奔尼撒后期与“三十寡头”时代的苦难，增强自己演说词的控诉力度，从而丰富其演说词中历史记忆的广度。另一方面，吕西亚斯又认同“大赦”誓言所宣扬的普遍和解精神，为维护雅典城邦法律的连贯性和民主制深得人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精心构建了一套高度选择性的、由雅典民主制从前的辉煌岁月、“三十寡头”时代的暴政与普遍和解预示的光明未来所组成的历史叙事体系。吕西亚斯的演说词创作深刻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演说术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以演说词为载体的历史叙述同色诺芬等人的史学研究并立交织，共同塑造了同时代雅典民众与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吕西亚斯；大赦；三十寡头；雅典；历史记忆

在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通用教育启蒙读本、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的结尾处，向佩涅洛佩（Penelope）求婚的各路贵族遭到奥德修斯（Odysseus）父子杀害的消息传遍伊塔卡（Ithaca）全境，丧子的欧佩特斯（Eupeithes）情绪激动地鼓动伊塔卡人追杀奥德修斯。接受建议、群情激愤的伊塔卡人身穿铜甲前往城下集合。白发苍苍的拉埃尔特斯（Laertes）带领自己的儿孙家丁以少敌多、沉着应战，掷出长枪击杀了欧佩特斯。双方随即陷入短兵近战。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宠爱奥德修斯的女神雅典娜大声呼喊，劝说伊塔卡人停止无谓的杀戮，不要再流更多的血（ἴσχεσθε πτολέμου, Ἰθακήσιοι, ἀργαλέοιο, | ὥς κεν ἀναιμωτί γε διακρινθῆτε τάχιστα.）。敬畏女神的伊塔卡人惊恐地丢下了手中的武器。余恨难消的奥德修斯继续扑向敌人，但宙斯掷下的雷霆与雅典娜的劝说最终压下了他的怒火。于是“交战的双方为未来立下了盟誓（ὅρκια δ’ αὖ κατόπισθε μετ’ ἀμφοτέροισιν ἔθηκε）”，和平重新回归了伊塔卡。

从公元前404年起，在《荷马史诗》首次定稿的雅典城内，各党派上演了一出情节与英雄传说高度相似的悲喜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但得以幸存的雅典城邦，被迫接受了战胜者斯巴达扶植的三十人傀儡政权。这个被后人贬称为“三十寡头（Thirty Oligarchs）”乃至“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的小团体残害公民、横征暴敛、亵渎神明。遭到血腥镇压与残酷迫害的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率领雅典民主派聚集在比雷埃夫斯港发动武装起义，并在穆尼齐亚（Munychia）战役中杀死了“三十寡头”的首领之一克瑞提亚斯（Critias）。穆尼齐亚战役后的雅典局势随即陷入混乱：众叛亲离的“三十寡头”残余势力被迫撤出雅典，向埃琉西斯（Eleusis）逃窜；留守雅典城内的居民成分复杂，既有之前遭受寡头政权压制迫害、忍气吞声的民主派，亦有在“三十寡头”时代为虎作伥、大发其财的帮凶；而以比雷埃夫斯港为基地的城外民主派虽初战告捷，却并无攻下雅典城的把握，更无在胜利后应对斯巴达人反攻倒算的实力。在一片乱局中，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进入阿提卡武力调停，安排各方势力立下了公元前403/2年的“大赦”誓言。剑拔弩张的局势似乎瞬间重归和平。

然而，史诗中的情节毕竟不可能全盘复制，神话中雅典娜与宙斯拥有的超自然力量在真实世界中也并不存在。作为“雅典娜的呐喊”与“宙斯的雷霆”现实替代品的“大赦”誓言，对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史、文化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塑了同时代雅典知识精英的历史记忆。

一、“大赦”誓言与吕西亚斯

即便考虑到被后世雅典作家树立为反面典型、加以夸大的情况，我们仍旧无法否定“三十寡头”统治的血腥残暴本质。雅典城邦在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先后经历了瘟疫、政变与一系列军事惨败的浩劫，最终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在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上台的三十人政权竟于短暂的八个月统治期内大肆抢夺公民财产，未经审判即处决、流放雅典居民，破坏原本稳定、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暴政导致了约1500位雅典公民的惨死，这一人数约占当时城邦公民总人口的5%。如果取代“三十寡头”掌权的民主派计划且能够对前者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的话，那么牵涉到的人物与事件必然是相当可观的。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军事惨败的一系列决策、以及接受“三十寡头”政权的决议，都是在雅典民主派政权的主导下（无论是否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生效的；而“大赦”后仍不时出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追责性质法律诉讼也明确告诉我们，在“三十寡头”倒台之际，潜藏于雅典城内的三十人党羽显然大有人在。然而，无论是面对之前犯有失职过错的民主派领导人，还是针对“三十寡头”黑暗时代里的政权爪牙帮凶，雅典人在宗教与法律层面均采取了宽容、忘却的温和处理方式。他们在城内为“遗忘”之神修建了祭坛；并在希腊政治史上开创了大规模和解的先例。

这一决策当然有其迫不得已之处。如果发动政变的雅典民主派选择当即拒绝、或日后不久即违反“大赦”誓言的话，原本就对雅典民主制抱有敌意的斯巴达很可能会直接出兵干涉、轻而易举地扼杀立足未稳的民主势力。与此同时，这种普遍和解其实也拥有自身的现实基础。诚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一次次内乱与平叛、叛变与征讨中，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与不可调和，已成为不少政治家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不能概括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例如，在雅典民主政权重建前后十分活跃、影响巨大的演说家吕西亚斯和他的当事人们普遍支持民主政府，但并非一味与寡头制乃至君主制为敌，甚至也对民主派的党同伐异、良莠不分提出过尖锐的指责。通过分析现存吕西亚斯演说词这批历史信息丰富、并对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术与史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史料，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公元403/2年“大赦”誓言出台前后的复杂历史背景，也可以把握公元前4世纪初的阿提卡演说家们在“大赦”誓言背景下塑造独特的雅典城邦历史记忆，进而与同时代的史学传统形成竞争与互动的文化史发展脉络。

作为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阿提卡演说家之一，吕西亚斯一直受到国际古典学界的高度重视。托德（Stephen Todd）于2007、2020年为吕西亚斯演说词第1-11篇、第12-16篇撰写的两部长篇英文注疏，代表着近年国际学界吕西亚斯研究的前沿水准。不过，20世纪以来的吕西亚斯研究更多侧重于文本校勘、真伪考据与修辞策略等方面；而在探讨吕西亚斯政治演说词所塑造的历史记忆这一具体问题上，相关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妮科尔·洛侯（Nicole Loraux）的法文名著《分裂的城邦：雅典记忆中的遗忘元素》（Nicole Loraux, La cité divisée, L’oubli dans la mémoire d’Athènes, Paris: 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1997）与维多利亚·沃尔的英文专著《法律的世界：雅典诉讼演说术中的庭审演说词》（Victoria Wohl, Law’s Cosmos: Juridical Discourse in Athenian Forensic Ora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堪称该领域研究的两部经典。但这两部包罗万象的专著并非以吕西亚斯的演说词为研究中心；且洛侯的主要兴趣点聚焦于相关文本的文学与思想价值，而非历史记忆与史学意义。乔纳斯·格雷特林（Jonas Grethlein）的论文《民主制、演说术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的兴起》（“Democracy, Oratory, and the Rise of Historiography in Fifth-Century Greece”）试图讨论民主制度、演说术和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关注公元前5世纪末的“大赦”誓言对三者产生的具体影响。国内学者李宏伟的研究（李宏伟：《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策略》，《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触及了“大赦”誓言对吕西亚斯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其注意力仍集中于传统古典学研究中的“修辞策略”讨论范式。本文旨在通过关注吕西亚斯现存演说词文本对“遗忘”与“记忆”元素的灵活处理方式，探讨公元前4世纪初阿提卡演说词所塑造的公共历史记忆，及其与同时代史学传统之间的并存、竞争与交织关系。

二、无法忘记的苦难：吕西亚斯历史记忆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三十寡头”时代

从“大赦”誓言的现存版本、以及公元前4世纪史家们的相关解读来看，该誓言的核心要旨，在于要求雅典人对除“三十寡头”及其他少数人之外的任何罪犯与罪行既往不咎。它将雅典人对过往苦难的历史记忆，视为一种可怕的武器和制造城邦未来不和的潜在危险因素。消灭这些毫无用处的、关于过去的不快记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为雅典城邦未来的安定和谐奠定了基础。然而，雅典现实公共生活中必然一以贯之、前后相续，同“三十寡头”时代和当下城邦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记忆，远非誓言的提出者所设想的那样简单。

首先，“三十寡头”的上台绝非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敌意、以及战争重压下雅典城邦民主政权危机的延续。为了避免斯巴达的直接军事干涉，普遍和解后建立的雅典民主政权极力回避提及“三十寡头”的斯巴达傀儡政权性质。然而，“三十寡头”时代的政治斗争、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其实是无法在脱离雅典战败、甚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一系列灾难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孤立地得到合理讨论的。

其次，“三十寡头”所代表的反动政权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封闭的统治集团。在其当权的8个月内，它必然是通过三十人之外的大批心腹、爪牙、投机分子以及国家机器实行高压统治的。随着自身统治危机的降临，三十人内部也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党派分化与利益斗争，最终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下被幕后的操纵者——斯巴达人——所抛弃。事实上，正如阿提卡演说家们的现存文本所反映的那样，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雅典城邦公共生活中，在“大赦”誓言所营造的表面和解的假象下，必然暗藏着雅典公民（以及久居雅典的客籍民）之间的大量恩怨、仇恨与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存吕西亚斯演说词样本所采取的修辞策略来看，吕西亚斯并未严格遵循“大赦”誓言的条文规定与核心精神，而是一直在尊重与违反“大赦”精神的边缘游走。首先，在阿提卡演说术常见的道德褒贬语境下，即便法庭上的吕西亚斯及其当事人并不直接针对对手在“三十寡头”时代之外的罪行提出直接指控，作为对方的“劣迹”与“前科”的这些素材仍有可能被吕西亚斯援引，从而增强演说家的控诉力度。其次，吕西亚斯往往将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和历次内乱中经历的磨难，同“三十寡头”统治的黑暗时代组合成一套完整的历史记忆，进而呼吁东山再起的民主制政权扬善除恶、伸张正义。再次，吕西亚斯偶尔会在声明自己了解“大赦”誓言的限制之后，以顺便提及的方式和高度凝练的语言，蜻蜓点水式地概括庭审对手在“三十寡头”时代之外的劣迹，随后提出含糊的、但相当有力的正面指控。最后，在吕西亚斯感情奔放的修辞策略下，部分被“大赦”誓言“赦免”的罪行被描述为“不容忘却的苦难”，继续被用作公共诉讼中的有效证据。

在“大赦”誓言的约束下，最方便稳妥、无懈可击的应对办法，当然是抓住对手在“三十寡头”统治期间与当权者狼狈为奸、勾结牟利的直接证据大做文章。不难想见，诸如此类的指控难免会掺杂着捕风捉影、或夸大其词的成分。吕西亚斯声称，早在民主政权被推翻之前，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与克瑞提亚斯（Critias）等后来的“三十寡头”成员，已经伙同另外3人组建了一个小团体，通过操纵选票干预民主政权的执政，使得后者无法通过任何有益的决议（οὕτως οὐχ ὑπὸ τῶν πολεμίων μόνον ἀλλὰ καὶ ὑπὸ τούτων πολιτῶν ὄντων ἐπεβουλεύεσθε ὅπως μήτ᾿ ἀγαθὸν μηδὲν ψηφιεῖσθε πολλῶν τε ἐνδεεῖς ἔσεσθε）。通过这套相当牵强的言论，吕西亚斯试图刻意拉长“三十寡头”时代的断限与被“大赦”誓言所认可的指控时间与对象范围。在他的口中，“三十寡头”的暴政让许多未成年的雅典人沦为孤儿，毁灭了雅典城邦原本享有的繁荣。在他们的残酷统治下，有良知的雅典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主动求死来保全自己的清白。吕西亚斯的这些指控一方面向其读者揭露了三十人政权的诸多真实罪行，另一方面也将这个被贬称为“三十寡头”乃至“三十僭主”的弊政时代树立为反面典型，掺杂进了许多夸张与臆断的抹黑元素，从而在“大赦”誓言的背景下塑造了一种独特的雅典公共历史记忆。

吕西亚斯现存作品中两部篇幅最长、言辞最为激烈、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第12篇演说词《诉埃拉托色尼》（Against Eratosthenes）与第13篇演说词《诉阿格拉图斯》（Against Agoratus），构成了作者本人以及全部流传至今的古典作品中对“三十寡头”黑暗时代年代最早、内容最详尽完整的历史叙述。吕西亚斯甚至在为当事人撰写的第12篇演说词中一反常态地现身说法，通过对本人不幸遭遇的追忆，对“三十寡头”的暴政进行了有力的血泪指控。吕西亚斯声称，自己的父亲、富商克法洛斯（Cephalus）应伯利克里（Pericles）之邀前往雅典定居，在30年间始终与人为善。但上台后的三十恶人（οἱ τριάκοντα πονηροὶ）以净化城邦的名义，对善良、富有的雅典居民大肆迫害。吕西亚斯的兄弟波勒玛库斯（Polemarchus）被捕入狱并服毒身亡；他本人则用贿赂的办法惊险地逃过一劫，前往墨伽拉（Megara）避难。根据当代古典学者的考证，这篇战斗性鲜明的吕西亚斯第12篇演说词可能创作于公元前403年“三十寡头”政权被推翻后不久；作为其姊妹篇的吕西亚斯第13篇演说词则问世于5年之后的公元前398年。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两篇时效性极强的战斗檄文直接突破了“大赦”誓言所要求的宽容精神的界限。吕西亚斯在第13篇演说词的开篇部分直接宣称：

Προσήκει μέν, ὧ ἄνδρες δικασταί, πᾶσιν ὑμῖν τιμωρεῖν ὑπὲρ τῶν ἀνδρῶν οἳ ἀπέθανον εὖνοι ὄντες τῷ πλήθει τῷ ὑμετέρῳ, προσήκει δὲ κἀμοὶ οὐχ ἥκιστα· (Lys. 13.1)

陪审员法官们啊，你们都有责任为那些因支持你们雅典人民而牺牲的人复仇，那也尤其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篇演说接下去用鲜明的笔触回顾了雅典城邦内乱期间的、噩梦般的历史。事实上，吕西亚斯的第12 篇与第13篇演说词都提及了“三十寡头”时代前后的大量历史事件，并旗帜鲜明地要求对同三十人存在任何勾结的一切民主制度敌人进行清算。这种立场与口号已明显破坏了“大赦”的基本精神。

要之，在其所有现存演说词中，吕西亚斯都是以“三十寡头”政权的受害者和批判该政权的斗士形象出现的。在部分语境下，吕西亚斯试图借助阿提卡演说词惯用的道德褒贬叙事模式、夸大三十人政治影响力的持久性、甚至调动作为暴政受害者的雅典公民的复仇情绪，突破“大赦”誓言精神对于追责与制裁行为的限制。那么，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的雅典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演说家吕西亚斯，是否是一名承载着同时代雅典城邦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赦”誓言的坚定反对者呢？

三、必须舍弃的记忆：吕西亚斯对普遍和解精神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吕西亚斯的第25篇演说词《反驳试图推翻民主制的指控》（Defence against a Charge of Subverting the Democracy）中，吕西亚斯明确表达了自己认同“大赦”精神的观念。他的声明当然服务于为当事人开脱的现实目的，但确实也反映了吕西亚斯本人对这一事关城邦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吕西亚斯在这篇演说词中指出：雅典城邦拥有众多敌人，他们希望通过制造谣言、指控善良公民的方式来制造混乱。雅典城邦内部的民主派与寡头派之争有时并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寡头派或民主派（πρῶτον μὲν οὖν ἐνθυμηθῆναι χρὴ ὅτι οὐδείς ἐστιν ἀνθρώπων φύσει οὔτε ὀλιγαρχικὸς οὔτε δημοκρατικός）。相当多的雅典公民都像自己的当事人一样，在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更迭乱局中保持着对城邦的热爱与忠诚。吕西亚斯呼吁道，如今掌权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有资格对曾经祸害过民众的恶人心怀怨恨，却没有理由痛恨、仇视在寡头政权治下安然无恙、未遭流放的普通民众，无论他们曾经支持过哪一政治派别。他甚至向法庭上的陪审员发出警告：如果他们试图抓住历史遗留下来的每一条漏网之鱼的话，那么雅典城就没有能够幸存的公民了（εἰ δὲ οἴεσθε χρῆναι, οὓς ἐκεῖνοι παρέλιπον ἀδικοῦντες, ὑμεῖς ἀπολέσαι, οὐδεὶς τῶν πολιτῶν ὑπολειφθήσεται）。

在其他若干篇演说词中，吕西亚斯同样表达了自己不愿过多谈论雅典城邦过往不幸的明确意愿。他还曾经代表城内在民主派与寡头派之间保持中立的广大民众发声，批评过从前的民主派对寡头派的严酷迫害。部分当代古典学者将吕西亚斯视为“保守的”而非“激进的”民主派分子。可见，吕西亚斯在根本原则上是认同“大赦”誓言所承载的政治宽容精神的。这一立场似乎与他在另外一些场景下声称过去的苦难“不容忘却”的激进口吻存在着尖锐矛盾。为了解释同一位演说家的两重态度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我们必须理解公元前403/2年“大赦”誓言的本质，以及它同雅典城邦公共历史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公元前403/2年的动荡政局与复杂形势下，全体雅典公民都被强制要求立下“大赦”誓言，声明对除“三十人”与“十一人”等少数“穷凶极恶”分子外其他人的所有罪行既往不咎。尽管现存的各种誓词间接引用的文本字句之间存在一定出入，并且古典学界对誓词性质的理解也存在争议，“大赦”誓言的核心精神无疑是“忘却（οὐ μνησικακέω）”。随着出土于1891年的《雅典政制》提供了“大赦”誓言内容的重要版本，当代古典学家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大赦”的基本目的是淡化内战乱局与罪行的持续负面影响，实现雅典公共生活中各派系的普遍和解。

作为阿提卡演说术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吕西亚斯创作演说词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的军事、政治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到“三十寡头”政权倒台、民主制度得到重建、雅典的社会经济生活百废待兴的多事之秋。如前所述，如果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民主派政权领导下经历的一系列灾难、斯巴达扶植的傀儡政权“三十寡头”的倒行逆施、以及民主制度重建后必然发生的反攻倒算完全割裂开来的话，就不可能理性、公正地讨论这一时期的雅典公共生活所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因此，出于庭审抗辩、除恶扬善的需要，吕西亚斯势必要不时踏入违背“大赦”誓言精神乃至具体条文的雷池。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对雅典城邦抱有深刻感情的客籍民，吕西亚斯又高度认可“大赦”誓言所确立的普遍和解原则，因为该原则的确立乃是保障当时雅典城邦安全稳定的必要条件。

首先，维系雅典城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维持城邦法律的一致性与纯粹性，但保障这种理想局面的现实乃至信仰基础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的雅典社会已荡然无存。根据吕西亚斯本人的说法，邪恶的尼科玛库斯（Nicomachus）曾擅自将自己的职权时限从4个月延长为6年，并接受了大量贿赂，肆意添加或废除法律条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以降的剧烈政局动荡中，当权的各派系无视宗教习俗、法律与雅典公民的基本权利，毫无约束地进行党同伐异，杀害、流放公民并没收其财产。作为法庭诉讼的高手，吕西亚斯高度重视雅典城邦法律的神圣性与一贯性。对于他本人和绝大部分尊重雅典古老法律的知识精英而言，维系城邦法律权威的唯一途径，便是主动“忘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至“三十寡头”时代的历史乱局与失序状态，通过对这段不愉快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与舍弃，构建当下城邦法律与梭伦、伯利克里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法律制度的直接联系。

其次，在古典时代知识精英的普遍政治观念中，内乱与纷争乃是政体制度本身固有缺陷的反映，构成了雅典民主制难以洗刷的严重污点。在修昔底德眼中，导致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制政变成功的根本原因，便是雅典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深刻怀疑（ὑποψία/ἀπιστία）。作为这种反面教材的对立面，城邦政体合法性的有效依据则是“和谐（ὁμόνοια）”局面的长久维系。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语境下，对于历经政局动荡、身处风雨飘摇中的重建雅典城邦民主制而言，实现各党派之间的普遍和解，意味着在苦难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尽管“誓言”与“和解”的有效都以各派系的合意与共同尊重为基本前提，并不必然是永恒不变的，对过往苦难与罪恶的“忘却（οὐ μνησικακέω）”毕竟构成了维系“和谐”局面的最可靠保障。“大赦”的真实意图是禁止将历史记忆作为复仇的武器，营造雅典民主制自始至终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假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构建一个统一的民主城邦。这种具备高度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并不完全排斥对部分过往苦难的具体回忆，但其终极目的乃是通过追忆、批判并否定、忘记雅典城邦的那一段令人不快的黑暗岁月，构建由梭伦时代、伯利克里时代和公元前4世纪重建后的雅典民主制共同构成的和谐历史发展图景。

四、公元前四世纪初的阿提卡演说术与史学：两种历史叙事传统的并立与交织

尽管长期以来主要被视为文本校勘、文学体裁与修辞策略的主要研究对象，公元前4世纪的阿提卡演说词也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同时代政治史、经济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的丰富材料。本文与国际古典学界的若干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吕西亚斯等阿提卡演说家的文本不仅是一座史料的宝藏，还在一方面不断突破“大赦”誓言的约束、另一方面尊重普遍和解的基本原则的语境下，构建了一套与史学传统并立交织的、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历史记忆话语体系。

对于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上半叶的演说家吕西亚斯而言，追述历史是其演说术布局谋篇、立论批驳的重要辅助手段，也是他代表雅典人民向“三十寡头”提出指控的核心依据。诉讼演说词中的历史调查直接指向过去；而关注现实决策的政治演说词也往往要以历史案例作为重要依据。然而，吕西亚斯向我们呈现的历史记忆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学研究毕竟存在诸多差异。从本质上看，演说术关注的是在现实中仍旧鲜活、影响深刻的过去；历史学的任务则是对流行的历史记忆进行检验、批判与纠正。就内容而论，演说词的篇幅与宣读时限，决定了演说家无法像史学家那样详尽罗列历史中的人名、地名与事件始末。演说词所针对的特定听众和抗辩目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演说家相较史学家而言更难做到“秉笔直书”。

在公元前4世纪初活跃于雅典广场与法庭、深受雅典人民爱戴、并被后人奉为阿提卡演说术的一代宗师的吕西亚斯，在身后留下了34或35篇内容基本完整的演说词（尽管其中可能掺杂着零星伪作），以及来自其他145篇演说词的零星残篇。而在古代文学传统中，被归在吕西亚斯名下的演说词竟达425篇之多。这些演说词或在会场与法庭上被人们当着雅典民众的面公开宣读，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在雅典知识精英之间传阅。这批体量巨大、或传世或佚失的演说词文本对古希腊历史记忆的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吕西亚斯在生前不断尝试突破“大赦”誓言的束缚，他所呈现的历史记忆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大量事件的瑰丽历史画卷。但他笔下的撒拉米斯海战、阿吉纽斯审判、亚西比得形象与羊河惨败在立场、细节与侧重点等方面，均与古典史学作品的记载存在细微差异。

然而，吕西亚斯演说词中历史记忆的特色又不限于此。通过对“大赦”誓言所倡导的普遍和解精神的基本尊奉，吕西亚斯构建了一套具备高度选择性的、以“三十寡头”暗无天日的统治和各党派最终和解的“大团圆”历史结局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吕西亚斯创立的这种历史解释模式构成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民主制意识形态与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种种迹象表明，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术传统与古典史学传统所呈现的两套历史记忆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着潜在的、往往十分密切的互动。演说词元素原本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的史学著述中扮演着阐释历史规律、推动历史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功能在公元前4世纪以降的古希腊史学作品中体现得愈发明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可能都接受过良好的演说术训练。吕西亚斯和色诺芬对阿吉纽斯审判同中有异的历史记载表明，两人的写作很可能彼此受到过对方的影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伯利克里在烈士墓前讲话的经典再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吕西亚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许佩里德斯（Hyperides）等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演说家葬礼演说词的基本面貌。在文学、史学与哲学著述异常活跃繁荣的公元前4世纪，由吕西亚斯、伊索克拉底与德摩斯梯尼等人建构的演说术历史解释模式，与以色诺芬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在并立与交织中共同塑造了雅典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历史记忆。